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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特定阶段的睿智表达，全面小康是小康构想的延续与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为一种新型现代化开辟道路，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原创价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模式层面的原创性贡献，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在思想层面的原创性贡献，是形成具有开创性的小康理论谱系；在文明层面的原创性贡献，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制度层面的原创性贡献，是在改革深化中筑牢全面小康的制度之基；在路径层面的原创性贡献，是在“时空压缩”中形成“新四化”路径；在策略层面的原创性贡献，是把握现代化节奏善用现代化辩证法；在价值层面的原创性贡献，是以共富导向超越资本逻辑的局限。
关键词 全面小康 现代化 民族复兴 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春节团拜会讲话中指出：“新的一年，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将变为现实。”全面小康的圆满收官，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新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历史性进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对小康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特色特质，一举搭建起东方大国跨越“贫困陷阱”与实现现代化的桥梁通道。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在“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的逻辑链条中，千年小康梦的当代复兴与决胜全面小康的巨大成就，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地标，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原创价值。
1.小康词源：古老文明蕴藏的素朴智慧
“小康”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特有概念，描述的是一种不算富裕、但温饱有余的生活状态，是通往“大同”境界的重要一环，其词源可追溯到《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虽短，却精准地揭示出“小康”不可或缺的三个关键词。一是“民”，即以“民”为本，民众是实现小康的主体力量也是目标对象。民众的生活状态是衡量小康实现与否以及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离不开“民”这一核心要素，蕴藏着深厚的“以民为本”的精神基因。二是“劳”，即以“劳”为基，小康社会必须建立在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力发展上。“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劳动是使自身及家庭拥有小康生活的根本途径。三是“止”，即民众辛劳需有节制，要有闲暇享受劳动成果，有精力从事精神文明活动；相应地，在治国理念中，中国古人推崇以民为本、休养生息。讲求“劳”与“止”的平衡，体现了中国古人朴素却高明的辩证思维。
2.小康社会：中国现代化特定阶段的睿智表达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汲取中华文化古老智慧的基础上，提出并形成了系统的小康思想体系。一方面，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既定目标。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1］ 另一方面，以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国力，“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难度巨大。为此，邓小平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提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1］ 。1979年3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2］ 的概念，明确提出“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作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 ［2］ 用“中国式的现代化”标识中国现代化的特色性，用“小康”这一中国传统语言来表达中国现代化在特定阶段的内涵，既易于为群众所理解，也便于与国际通行的现代化标准相衔接，是融贯中西、把“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的睿智的创造”。 ［3］
3.全面小康：小康构想的延续与升级
相对于“小康”概念，“全面小康”不仅在内涵上实现了新的拓展，也赋予“小康”概念以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强调“全面性”，意味着在实现基本小康、总体小康之后，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更加丰富。全面小康是全面发展的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2021年上半年党中央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然后正式宣布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含三个层面的成就：在底线上，实现脱贫攻坚，标志着中国在历史上彻底摆脱贫困；在中线上，全国整体上达到全面小康的建设目标；在高线上，部分有条件的地区探索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区域现代化水平达到较高水平，为中国整体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世界历史”中的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洪流
现代化最早诞生于英国，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开放性、扩张性、世界性特质，不仅推动英国成为世界性帝国，同时走向西欧、北美进而席卷全球，成为“世界历史”中的核心篇章。英国原生型现代化奠定了西方现代化的核心范式，加速了资本现代性开疆拓土的历史，加速了人类文明从“地域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世界历史”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互交织，深刻改写了人类历史进程和世界各民族面貌。西方现代化和资本现代性在创造巨大发展奇迹、推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中心—边缘”之间的断裂与失衡，给落后国家和民族带去了深重灾难，现代化成果为少数国家和少数群体垄断，这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于英国和其他列强带来的是一种较之农耕文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传统中国已不可能重复以往以自身文明同化征服者的往事，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解体进程，成为积贫积弱、国力衰微的“老大帝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历了饱受欺凌、山河破碎的巨大磨难，同时也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中国从抗拒到被动接受再到主动追求，开启了充满挫折艰辛但也富有希望的百年现代化求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高度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从现代化的意义上讲，马克思对中国的预言提供了极富远见的道路启示。对于当时的中国这样的落后的东方国家而言，如果亦步亦趋走资本主义道路，注定无法摆脱依附地位，实践更是证明，中国想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唯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让中国摆脱西方现代化中心论的束缚；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中国才能走上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2.现代化进入“新中国时间”：西方现代化逻辑的颠覆与重构
新中国成立，才从根本上结束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备受列强欺凌压迫的历史，彻底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性质，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启了伟大复兴的新纪元，中国现代化进入“新中国时间”。中国现代化在近代的挫顿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都与独立自主息息相关。在主权沦丧的情况下，不仅无法有效组织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甚至连开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都无法达到。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之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以我为主建设现代化，才让中国现代化之路摆脱曾经的困境，进入富有希望的征程。
从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被动现代化格局，开启了主动谋求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在对现代化战略的构建上。1954年9月，周恩来在新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5］ 1963年1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周恩来号召各党各派要团结一心，“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 ［6］ 。1964年12月，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7］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推进“四个现代化”，成为新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尽管受到了“文革”的冲击，仍取得了重大成就。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现代化建设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想；其后，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入，先后提出“三步走”和“新三步走”战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之前被动现代化的局面，成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典型。
从依附型现代化到自主型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从根本上颠覆了依附型现代化的逻辑，开启了中国发展自主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重构了中国经济主体性，并且实现了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物质积累。在计划经济时期，依靠自我积累实现体内循环的政策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独立发展机会。改革开放前，国家大力提倡储蓄，提出了“增加储蓄支援国家建设”的口号，同时采取了压低工资和消费的措施。这种政策和中国人民传统的勤俭持家的习惯，造就了中国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中国长期实行高估汇率、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再加上避免财政赤字的理念，使得中国的财政账户和国际收支保持了大体平衡，没有在改革开放后陷入拉美式的债务危机，这也是我们现代化之路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3.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创造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路径
改革开放后，经过十年左右的奋斗，中国总体上跨过温饱线，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根本解决了人的吃饭问题，结束了广大民众长期在温饱线挣扎的苦难史。解决温饱问题意味着中国结束了贫困恶性循环形成的“贫困陷阱”，开始具备后发经济体经济起飞的基础条件，印证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头十年为后十年打基础”思想的深谋远虑。
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 ［8］ 到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达到了邓小平当初关于小康社会的设想；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253元和6280元，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9］
4.全面小康社会：从“建设”到“建成”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都是为现代化打基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质就是为现代化打基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要求是，“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进入21世纪，中国紧紧抓住了加入WTO的历史机遇，依托独特的“低价格竞争优势”，成功地嵌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加工制造环节，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当中。与此同时，经过20世纪末的国企改制、税制改革等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在市场大潮洗礼中，中国涌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企、民企等市场主体，形成了一批富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党的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从“建设”转向“建成”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扎实推进。特别是“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5 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小康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社会理想，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一般规律，反映了中国人对生活殷实、可安然度日的理想状态的独特追求，体现了中国人进取而有节制的积极务实的生活哲学。尽管中国人在对小康社会的最初谋划中，就把小康设定为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既可望也可及的理想状态，但是由于数千年来中国普通民众始终生活在欲求温饱而不得的贫困或准贫困状态，因此，小康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真正具备实现条件的奋斗目标，小康实践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展开。拥有五千年文明史、饱经近代沧桑的中华民族用中国之智、中国之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出深邃的理论逻辑与深刻的实践特质。
1.唤醒古老文明的深层伟力
（1）植根血脉的自信力。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积贫积弱，一些悲观论者感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鲁迅先生给予严厉批驳，让人们看看中国的筋骨和脊梁，这是中国自信力的来源。一个国家跨越现代化的重重阻碍必然要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小康社会构想的提出并付诸实践，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自信力的高度体现，表明当代中国人敢于破除现代化“西方中心论”迷思，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新路的本质自信。这种自信源自中华民族传承至今、饱含正能量的优秀文化，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国人“富起来”“强起来”的成功实践。决胜小康之年，中国发展形势严峻复杂，但有了这种植根民族血脉的自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决胜全面小康胜利可期。
（2）文明深处的创新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原生的变革基因及深厚的创新力，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传承至今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社会建设之路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工程，自主探索、创新求变是唯一选项。在“奔小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大胆探索，“弄潮儿向潮头立”，创造出人类现代化的众多“第一”“唯一”。例如，突破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的陈旧观念，推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突破所有制禁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全新命题。这些富有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彰显“中国式的现代化”强烈的进取心和旺盛的生命力。
2.植根中华大地的实践特质
（1）系统的战略谋划。全面小康是总体小康的升级版。总体小康是低水平、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小康，全面小康则标准更高、内容更全、分布更均衡。中央深刻把握全面小康的内在规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性统筹谋划。在总体战略上，将全面小康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作为战略目标，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建设内容上，将全面小康与五大文明建设有机衔接，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在目标定位上，坚持科学、务实原则，既振奋人心又留有余地，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路径上，强调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筑整体性竞争优势；在发展底线上，明确要求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历史自觉和赤忱的民生情怀。
（2）强烈的问题意识。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具体问题，是全面小康实践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这种问题导向的实践风格，有其特定时代内涵。较之追求温饱和总体小康的发展阶段，进入全面小康新阶段，中国开始有条件去解决过去已经存在但被忽略的一些问题，比如高能耗、高污染增长方式带来的生态危机；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安全、教育、社会公平等诉求更强，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暴露出来，成为全面小康阶段需要逐一加以破解的问题。从确保困难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到为企业减税降费，从破解“幼托”难题到老旧小区改造，从打通“断头路”到“最多跑一次”，正是这些具体可感的实践举措，让群众感受到了全面小康的温度和力度，而这些点滴举措最终汇聚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
（3）精准的突破重点。全面小康并非意味着各领域要全面突破、平均用力。事实上，越是追求全面协调发展，就越需要精准选择重点方向，以重点突破来带动全面发展，否则，很有可能陷入力量分散、结构耗散的窘境之中。中国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尤其强调重点领域的选择与用力，这些领域即是小康实践重心所在。具体分析，在经济发展上，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取向，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牛鼻子”，紧抓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这一根本任务，持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五大文明建设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重大短板突破上，坚持打赢“三大攻坚战”，确保全面小康不留隐患、不留尾巴。
3.筑牢复兴之路的整体基座
（1）形塑系统性优势。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而言，要想突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实现民族复兴，在若干细分领域成为单打冠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成为拥有整体竞争优势的多面手甚至全能选手。这并非要求中国四面出击，而是要在决定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方面和重点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同时补齐科技、民生等领域关键性短板，推动各主要板块相互赋能进而实现力量倍增、价值升华。全面小康的重要特征在于全面，核心优势在于由各领域全面发展所形塑的整体性、系统性优势。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整体推进，供给侧、需求侧、制度侧改革均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中国具备极为难得的大国市场优势，为当前中央部署“双循环”战略举措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面小康进入紧要关口，中国构筑国内国外相互支撑的“双循环”大格局，将进一步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赢得民族复兴的关键一役。
（2）保持奋斗者锐气。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实现复兴伟业更要靠中国人的艰苦奋斗、接续奋斗。在小康构思的过程中，苏州等地的发展成果为邓小平同志提供了灵感和信心。当时的苏南大地，一派“闯”字当头、实干为先的奋斗景象，当年创业者留下的“四千四万”精神，已成为中国小康建设史上的华彩篇章。在全面小康新阶段，在前沿创新、产业升级、改革深化等诸领域，中国发展面临的难度更大、挑战更强，但创业实干的精神不减、奋斗拼搏的社会氛围更浓，已成为全面小康精神底色的生动诠释，并将继续成为民族复兴的澎湃动能。
（3）开创现代化未来。现代化是一场竞逐世界发展前沿水平的“马拉松”。任何国家完成向现代化的“惊险的一跃”，都必然经历漫长的积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中国式的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即将进入开启基本现代化新阶段。在这一重要历史交汇期，中国面临“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巨大风险，大国竞合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更趋激烈，开辟现代化建设新局的难度不容低估。当此之际，尤其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聚力推进全面小康圆满收官，稳住国家发展基本盘，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扎实成果和新的建设成就，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基本现代化新征程顺利开局，行稳致远。
总结小康社会历史经验，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小康社会的生命力与原生价值？这种原生价值既是解码“中国式的现代化”生命力之密钥，也是中国能否走通一条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件。一方面，全面小康在本质上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自然演进的内在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其外。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系统转型，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系统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体现了对现代化规律的深刻认知，确保中国现代化沿着正确航向劈波斩浪、驶向前方。另一方面，全面小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身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具有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性。在全面小康语境下，中国积极探索如何现代以特色化方式推进现代化，如在资本、技术、生态、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多重约束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实现资本积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实现工业化的爆发式增长等。通过对小康社会进程中所体现的现代化规律及特色化做法的提炼，从中可以洞察中国现代化的原生价值及现代化新范式诞生的可能性。
1.模式层面的原创性贡献：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打上深刻的西方烙印，“西方中心论”影响深远，似乎西化是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唯一模板。现代化从西欧向全球扩展，一个历史性后果就是“东方从属于西方”。二战后，一些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纷纷移植西方模式，与自身传统割裂，不仅未能实现现代化突围，反而加重了依附性和发展脆弱性。自胜者强，自强者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一经掌握自己命运，跳出西方现代化窠臼，中国现代化就迎来广阔天地，在曲折探索中展现勃勃生机。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的重大判断，其逻辑内涵是中国现代化具有自主性、内生性、特色性和可持续性，其逻辑推论是中国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或“再版”。小康中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之上，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是在实践层面继续开辟一个新型现代化道路。
2.思想层面的原创性贡献：形成具有开创性的小康理论谱系
小康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而不断完善，同时也构成其重要内容。在邓小平小康理论的基础上，随着小康社会实践的深化，党中央持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新观点、新论断，极大地拓宽了小康理论、现代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谱系，显示出原创理论所独有的思想魅力。例如，经济发展新常态概念的提出，一举解决了“三期叠加”情况下中国经济所处历史方位和向何处去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牛鼻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找到了正确途径；关于创新的系统论述，为中国经济转入创新轨道指明了方向；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澄清了“党政分开”“非公党建”“国企改制”等领域的模糊认识对现实工作带来的困扰，等等。这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新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的重大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文明层面的原创性贡献：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小康这一个概念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全面小康这一概念进一步赋予小康一词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千年小康梦的时代升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特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生活智慧和理性思辨。对于小康社会建设实践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构成具有现实指导性和启发性的思想财富。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生态思想；宋代思想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理念，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强调“过犹不及”“量入为出”“厚德载物”“谐和万邦”等思想。这些富有智慧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极富生命力的重要力量源泉，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滋养。在小康社会建设全过程，中央高度重视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和阐发，先后提出“先富后富”“精准脱贫”“两山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既蕴含传统文化精髓，又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新举措，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制度层面的原创性贡献：在改革深化中筑牢全面小康的制度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到，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奠定了自主追求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持续推进改革，为中国实现从温饱到小康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例如，从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补充”到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商品流通领域改革到要素市场化改革，从社会治理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上述制度层面的改革探索，紧扣现实发展需求，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的进程。这些具有原创性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牵引与支撑，可以说，其中蕴藏着小康社会从构思到实践再到最终建成的“制度密码”。
5.路径层面的原创性贡献：在“时空压缩”中形成“新四化”路径
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基本内容。相比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经历上百年进程，中国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时空压缩”特征。根据形势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的发展思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的要义是：在工业化中，注重在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形成竞争优势，注重质量效益，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在信息化中，注重与工业化相互推动，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动力；在城镇化中，注重以人为本，增加发展机会，提高生活质量；在农业现代化中，注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四化同步”既在更高层面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也拓展了传统现代化的内涵，符合“中国式的现代化”特点和趋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强大动能。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央先后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署，这些都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需求提出的战略举措，极富创新性和现实指导意义，具有重大的原创性价值。
6.策略层面的原创性贡献：把握现代化节奏善用现代化辩证法
回顾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先是以举国之力打破前现代化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改革开放后发挥比较优势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全面起飞；进入经济新常态后，策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可谓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随着全面小康决战决胜，中国现代化即将进入全新阶段。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主攻方向，不同阶段之间有序衔接，这种质量互变、前后接续，让中国现代化建设稳扎稳打，行稳致远。现代化极具内在张力，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机遇与挑战往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甚至一体两面、一体多面。中国集社会主义国家、东方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一身，现代化建设是复杂巨系统，尤其要学会“弹钢琴”，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各类关系。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并从古代辩证思维传统中汲取智慧，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性质与初级阶段、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改革发展稳定、政府与市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当前与长远、务实与务虚、继承与创新等辩证关系，将辩证思维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让中国现代化得以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二律背反，得以避免其他国家现代化容易滋生的诸多弊端，呈现稳健大气、蓬勃向上的新格局和新气象。
7.价值层面的原创性贡献：以共富导向超越资本逻辑的局限
西方现代化本质上体现资本逻辑，具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小康社会坚持全民共建共享原则，遵循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在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了对单纯资本逻辑的超越。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小康的目标导向。追求共富始终贯穿小康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从小康到基本现代化再到全面现代化，共富始终融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随着中国从全面小康阶段转向基本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绝对贫困现象将历史性地被消灭，中国将彻底告别绝对贫困，将共富置于全新基础之上。放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对这一历史性成就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人类脱胎于自然界，从茹毛饮血走向文明社会，既领受大自然的丰富馈赠，也饱尝大自然的凶险无常。只有建立在发达的社会文明水平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同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人类“善待自然”“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彻底告别绝对贫困，在底线层次上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从这一层面理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新篇，意味着一种超越资本逻辑、追求共富导向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现代化正在中华大地生成。
本文原载于《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2期。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中央文献研究室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组.小康目标的提出和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J］.党的文献，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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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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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锦文，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吕永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