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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为人才教育，大学教育办理之良寙，恒为一国文化水准高下之所系。吾国新教育运动之产生，迄今已达八十余年，大学教育之列入正式学制系统，亦已达四十余年。其对吾国政治之改造、经济之树立、社会之进步、科学之发展，业已尽其最大之努力。际兹抗战建国紧要关头，尤应增加教学设备，充实教授人才，给予恬静之环境，造就多量之人才，俾能为国致用，争取最后胜利。论者或谓全面抗战，军事第一，吾国大学教育，应仿战时欧美各国先例，多多抽调在校学生参加兵役，固毋庸侈谈改进，此诚仅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说也。夫欧美各国教育普及，大部人民多受大学教育，吾国迄今曾受大学教育者，包括专科学校在内，不过十万人，在此长期抗战时期，政府自不愿将此少数人才亦驱其牺牲疆场之上，盖如此则今后专门事业，何从办理？建国工作，何从促成？法国于上次大战时，供给全法大学教授人才之Ecole Normale Superieure学校，动员在校学生二四〇人，在各大学担任教授之该校毕业生五〇六人，结果战死学生一二〇人、毕业生一一九人；又全法最著名之工程学校Ecole Centrale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战死学生一七九人、毕业生三六二人，以致影响法国战后复员工作。此种惨痛之教训，迄今犹深印于欧美人士脑海之中，而引为前车之鉴。是故吾人对于青年之自动参加兵役，以及应征通译人员，自须积极奖励，加紧倡导，至于所有在校大学生一致参加抗战，则当局实无此项拟议。余为此说，乃在说明各国大学教育之改进，虽在作战时期，仍有其特殊之重要性。实际吾国热血青年，舍己报国之精神，决不后人，此在最近提倡学生参加远征军，登高一呼，踊跃响应，可以证之也。
目前吾国专科以上学校数目，依教育部民国三十年统计，共计一三二所，大学八五所、专校四七所，共计教职员八六六六人、在校学生五七八五三人，分布于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及后方各重要地区。际兹国家多难，军需浩繁，而能有此成绩，良非易易。惟国家设学教士，首在内容之充实，精神之灌注，而在抗战时期，一切教学实施，尤应与抗建大业相配合，始能显示教育在抗战时期之伟大力量。默察战时各地大学，在设备方面，多数因迁徙关系，复以物价高涨，增置困难，因陋就简，每不能免，教授之教学精神及学生之读书情绪，因战时生活难趋安定，一部分似较战前为差，而重要者则为抗战空气微嫌太不浓厚。换言之，即未能将教学及读书之最终目的，集中于为争取最后胜利之观念上，此实为吾国当前大学教育所当痛切改革者也。
吾人于明悉大学教育之重要及吾国大学教育之现状后，则对于我国目前之大学教育，寄以如下之希望：
（一）课程重行编制 将大学四年课程集中于三年授毕，在此三年内，限于教授基本学程及主修学程，不必要之课程取消。至第四年，将全部学生分为二组，一组为身体强健者，一组为身体欠壮者。前者所授课程注重与抗战工作有关，如外国语文（英、俄、日等）、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化学、物理及军事学科目，后者所授课程注重与建国工作有关者，如外国语文（英、俄、日等）、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实业计划、复员重建工作及政治经济等学科。两组对于外国语文，尤应特别加强，以供战时战后国际合作之需要。且均为半日上课，半日军训，遇有需要，则组织战地服务团、乡村宣传团，或由政府征调担任通译人员。
（二）加强教授研究工作 由政府指定各大学著名教授，从事与抗建有关之国计与民生研究工作，充分资助研究用费，供给研究设备器材，并额外给予生活津贴，不使其将宝贵之光阴与有用之精力，分散于衣食妻子，洒扫炊爨，无需高深准备之日常杂役，而令其安心从事研究工作。查我国自抗战爆发以来，分派大批人员从事各区各省之调查及考察工作，年必数起，费时耗财而实际鲜有成效，倘能将此项经费转而资助各大学教授之研究工作，其收效当不可同日而语。
（三）成立各大学区战时教育委员会 查我政府年来领导各大学从事抗战教育，非不积极推行，徒以缺乏监督机构，同时各大学间亦各自为政，向少协调，以致收效殊微。似应于各大学集中区域如成都、重庆、昆明、桂林等地成立战时教育委员会，由各大学负责当局组织而由教育部派遣专家参加指导。其主要工作，厥为领导各大学教员与学生，使其教育、研究乃至一切日常活动，均集中于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之下，并调整其步骤，加强其力量，务使每个教员与学生随时反问自身与抗战建国有何贡献。诚能如此，则今日之大学教育，始可进而领导社会，共同担负时代之重任。
（原载于《农林新报》1944年7月21日第21年第19—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