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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并不是中国本地作物，传统中棉是从印度传来的。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棉花，但在以后的1000年里，棉花并没有传播到最初引进棉花的西南边疆以外的地方。在元朝时，棉花取代了中国人制衣用的纤维原料苎麻。17世纪，中国的男女老幼几乎都穿着棉布衣服。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棉纱制造业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1937年，中国在棉纱和棉纺织品上再一次自给自足，棉花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产业，上海正在迅速成为远东的曼彻斯特。
[摘自（美）斯文·贝克特著《棉花帝国》]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教育功能日益增长，而且不断加强与社会联系并为社会服务，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摘自章开沅主编《教会大学在中国》总序）
引用这两段文字，是为了表达我研究农业教育史时所遵循的基本方法，即“用哲学和历史的眼光看世界”。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的三十年，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激烈动荡的年代，也是西学引进后的社会实践时代。
在政治变革方面，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共产党随后诞生，并最终形成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社会进步方面，从鸦片战争后“坚船利炮”认知上升到新文化运动时“科学救国”理想，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引进传播，导致了从技术范式转变为科学范式的中国传统农业改进；在教育转型方面，1902年和1905年先后停废了中国沿袭千年的书院教育和科举制度，起初的学堂教育尚不具备现代科学教育的完整体系，以农业为例，随着美国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农学院办学模式引进和“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实施，叩开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大门。
近几年，经常陪同访客或带领学生参观南农校史馆，颇多感触。当现代学子接触到他们老师的老师以前的学术先祖时，往往无法判断这些先贤们开创性工作的历史定位，有时甚至会想当然地认为今天的知识以前就有。在研究南农创始人之一过探先时，曾与相关教师讨论中国现代植棉事业创始人问题，一般认为始于冯泽芳。在冯泽芳1925年获得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本科文凭前，郭仁风（J.B.Griffing）、过探先、章之汶、王善佺等已先后开展植棉工作数年，这几位都是伟大的开创者。冯泽芳院士在南京工作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农学院，使得当今老师能够直接成为他的学术传承。这使我认识到向青年教师和学生讲授校史和学科史的重要性。研究和讲述包括校史在内的农业教育史，不仅是简单地收集编年故事和人物生平，还要回到历史时空中去做出判断，以《南农简史》通识课为例，我们教师团队都试图用“看南农—看中国—看世界”的逻辑来引导学生建立历史思维。
2021年6月21日，应章之汶之孙章安强之约，我与南农校友总会办公室张红生等一行来到多伦科技有限公司，就章之汶图书馆和章之汶铜像等相关事宜进行交流。当看到章总收藏的他祖父1936年出版的中国第一本《农业推广》教材原件时，我惊叹于南农先贤后代对祖辈的自豪和对南农的挚爱。本次交流中，双方决定在李扬汉先生1998年主编的《章之汶先生纪念文集》基础上，扩大文献收录范围，出版《章之汶文集》，并由南农大图书馆牵头负责。
经过一年多努力，编写组初步完成了《章之汶文集》整理工作，邀我为文集作序。若论生平与论著，文集中已有详细记载，没有必要再作简单罗列；若论缅怀与追思，裘维蕃、陈俊愉、李扬汉、周邦任等先生均有好文在前；若论职务与称号，则有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专门委员、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以及著名农业推广专家、棉作专家、农业教育家等。起初觉得无从入手，曾想以“华西坝上金陵风”为题，简述章先生抗战期间担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的事迹，但又觉得这是挂一漏万之举，不能体现章先生全貌，特别是他高贵的精神品质。
我想，还是得回到那个年代去看章之汶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及其在中国传统农业改造中的重要意义，正如雕塑家创作塑像时，在“形似”基础上往往更重视“神似”。于是，通读《章之汶先生纪念文集》《金陵大学史》《金陵大学画传》《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等，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金大农学院和章之汶先生的画面，开始浮现在我的眼前。
私立金陵大学成立于1910年，其前身为基督教长老会1888年成立的汇文书院，有着“钟山之英”“江东之雄”美誉。农科一直是金大最富特色的科目，声誉鹊起、闻名于世。我们先来看看金大农科的几份成绩报告单。1914年春，金大创办的农科开创了中国大学四年制农业本科教育先河；1936年，金大农科又在全国率先招收农业经济研究生。1928年，美国教育界对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大学进行ABC评鉴分类时（由加州大学负责），金陵大学是中国唯一的A类大学，其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1949年前，金大毕业生一度领导着中国农林部7个技术部的5个、5所国立研究所的3所、10余所国立大学农学院的7所。1918年的首届农科毕业生陈桢和1924年的毕业生俞大绂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新中国成立后有20位金大农学院校友当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胡适在《沈宗瀚自述》的序言中认为，“民国三年以后的中国农业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是在南京。南京的中心先在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后来加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农科。这就是后来的金大农学院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农学院。这两个农学院的初期领袖人物都是美国几个著名的农学院出身的现代农学者。他们都能实行他们的新式教学方法，用活的材料教学生，用中国农业的当前困难问题来做研究。”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农学家传》一书所列54位农学家中，有18位毕业于金大农学院。我在走访中国主要涉农高校校史馆时，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各校早期学科创始人中一般都有金大毕业生身影。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与校院层面卓越领导者和杰出学科带头人的开创性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1914—1952年，在金大农学院38年办学史中，共有七任院长（含中美双科长制），分别为：①裴义理（Joseph Bailie,1860—1935），任期1914—1916年；②芮思娄（J.H.Reisner,1888—1965），任期1916—1928年；③过探先（1887—1929），任期1925—1929年；④谢家声（1887—1983），任期1930—1937年；⑤章之汶（1900—1982），任期1937—1948年；⑥孙文郁（1899—1981），任期1948—1949年；⑦靳自重（1907—1954），任期1950—1952年。七任院长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教会大学学科奠基，裴义理和芮思娄都是美国传教士，前者在“中国义农会”赈灾基础上引进了美国大学四年制农科学士学位教育，后者引进了美国农学院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办学模式和大批美籍农林学者及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第二个阶段是教会大学本土化，过探先、谢家声、章之汶都是美国大学农科硕士，作为较早获得现代农业科学高级学位的学者，特别是在1925年前后中国收回教会大学办学权思潮后，他们遵循陈裕光校长“贯通中西科学文化”的办学思想，将现代农业科学与中国农业实际问题结合，实现了美国农学院办学模式本土化，并与同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提出的“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相映成辉，共同促进了清末农务学堂教育向现代大学农业科学教育的转型，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三个阶段是教育体制过渡，孙文郁、靳自重就职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此时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在民国教育体制向新中国教育体制过渡的同时，结束了中国教会大学办学史。
1920年，当金大美籍教授郭仁风招募有志青年协助棉花改良事业时，一位来自安徽来安的大二学生章之汶成为签约者之一，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棉作实习，在参与金大“百万华棉”选育中接触了棉花育种与栽培的基本科学方法，在乌江棉作推广时对农业推广与乡村教育有了基础认识，这成为他的事业起点和未来方向，决定了他留校八年后又去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教育与乡村社会硕士学位。1932年毕业时，康奈尔大学曾高薪聘请他留美从事农业研究，但强烈的爱国情怀驱使他毅然回国，要将国外所学付诸实施，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本《农业推广》教材和现代农业推广理论，产生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农业推广机构（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推广部，1924）和第一个农业推广实验区（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1930），抗战西迁后还在四川温江、仁寿、新都和陕西南郑、泾阳等地创办农业推广区。他在康奈尔大学副校长孟恩（A.R.Mann）推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中国问题的农业推广理论，将狭义的农业推广扩展到广义的农业推广，即“以农业学术机构研究改良之结果，推广于农民普遍种植或使用，以增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财富”为基础，“提倡卫生运动，以促进农民之健康。实施农民教育，以增长农民之智识。改造乡村环境，以养成农民之美感。倡导合作组织，提倡正当娱乐，辅助地方自治推行，以及改善儿童、妇女、家政与乡村社会之种种不良习惯，使农民知有适当之社交，享受真正之公平”。当我们今天重新打开章之汶三十年代建立的农业推广理论时，发现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37年，章之汶就任金大农学院第五任院长。若从1933年担任农学院副院长开始，包括1936年代理兼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的谢家声院长之职，章之汶前后担任农学院领导15年，是农学院院长中任期最长者。这个时期，既是金大农学院的辉煌期，也是金大农学院的困难期。他经历了南京沦陷前的西迁成都，全面抗战时在华西坝五所教会大学的同院办学，以及战后的复员回迁。在这15年期间，章之汶的农业教育思想趋于成熟并付诸实施，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①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践行“学理证诸实验”格言，多次参与实地考察，了解各地农业问题，积极推进教学科研，推广“三一制”，坚持农业基础研究必须为现实农业问题服务，且研究、教育、推广缺一不可。②他系统论述了中国农业改进体系，提出农业改进的三大支柱系统（农业人才培养系统、农业推广指导系统、农业研究改良系统），农业改进思想的三个层次（推动农业技术发展、推进农村社会改良、维护农民身心健康），绘制了“农业整个事业研究相关图”，用大教育观构思了农业教育体系（高级农业教育、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小学生产教育及农民教育），对每类教育的目的、组织、课程、活动等都做了详细论述；1940年与邹秉文、钱天鹤、赵连芳等8人联名上书教育部提出改进农业教育建议，1943年与邹秉文主编《我国战后农业建设计划纲要》，产生了重要影响。③他对中国传统文明持敬仰态度，作为现代教育所培养的海归农学家，他没有忽视中国古老、传统、深厚的农业文明，并对其中诸多科学经验有着客观评价，在他多篇文章和演讲中常以“我国向以农业著称”等开头，认为一定程度上传统经验农学也是具有科学性的，但“可惜尚未有人利用科学方法加以编纂”。1943年，金大在成都同时举行三个庆典：西迁5周年、农学院成立30周年和金大建校55周年，从珍贵的历史照片中，我注意到陈裕光、吴贻芳、章之汶等校院长都是身着中式长衫出场的，这并非偶然。再看看《金陵大学画传》，在民国学界尤其是教会大学西装盛行的年代，这些海归学者为什么喜欢身着中式长衫？这或许暗合了陈裕光的办学思想：金陵大学虽是教会大学，但它首先是中国人的学校，中国大学生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重视祖国固有文化，对外来文化应加以择别。
1948年，章之汶离开金陵大学，改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以下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国际水稻协会执行秘书和亚洲远东地区办事处（曼谷）顾问等职，开始了他的国际任职。长期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南农有着特殊缘分，先后有邹秉文、章之汶、钱天鹤、钟甫宁、朱晶以及渔业学院几位领导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担任职务或顾问。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解决战后粮食问题，倡议召开世界粮农会议（Post—War World Food and Agriculture Conference）。中国派出了郭秉文为团长的10人代表团，其中邹秉文、沈宗瀚、赵连芳三人为南农校友。在会后筹建这个永久性国际组织时，邹秉文担任筹委会副主席、中国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任首席代表，并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字，使中国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创始国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成立于1945年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成为第一个加入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章之汶1945年底赴欧美考察，曾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邀请，因正担任金大农学院院长未应允。1948年11月，章之汶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后，他将学术视野由中国扩展到亚洲，并将毕生所学在亚洲各地农村实践，对亚洲及远东地区农业发展、农业研究机构建设、三一制与农业推广等撰写了诸多论著，如《亚洲及远东地区农业研究发展现状》《农业教学、研究、推广综合体制》《农业推广理论与实际》《迈进中的亚洲农村》《亚洲农业发展新策略》等，对战后亚洲饥饿问题的缓解发挥了积极作用。1966年，他从联合国粮农组织退休后，受菲律宾大学邀请前往该校任教7年，积极在亚洲和菲律宾推进“社会实验室”项目，主要目的是“发动人力以充分开发土地和水资源，将现存的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的商业农业”,1973年获得“社会实验室之父”（Father of Social Laboratory）称号。1973年从菲律宾大学退休后，定居美国与子女共同生活。在美期间，他仍心怀祖国、思念金陵。1975年承周恩来邀请，拟于1976年2月率领留美金大同学农业代表团访华，因总理去世未能成行。1980年，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访美之际，章之汶赠送1943年与邹秉文主编的《我国战后农业建设计划纲要》。农业出版社重印800本，呈送中央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并分送各农业院校，得到高度评价。1982年1月5日，章之汶病逝于美国寓所。
1988年，在金陵大学建校100周年校庆之际，章之汶亲属将落实侨房政策后收回的位于南京金银街（北京西路9号）几幢房产（共1422平方米），捐赠南京大学。
2020年10月18日，南京农业大学与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暨捐赠签约仪式。章安强表示，南京农业大学距今已经有118年的历史，正是包括祖父章之汶在内的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们共同坚守建设的成果。祖父的坚持、坚守、自律一直深深地影响着自己，从而才能通过不懈的奋斗把一个创业公司做成上市公司。很荣幸以章之汶的名义冠名南京农业大学江北新校区的图书馆，这不仅是自己作为后辈对祖父的纪念，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他的精神和南农的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本次签约仪式后，我与章安强有多次交流。目前，南农新校区章之汶图书馆建筑已经封顶，中国国画院雕塑学院王艺院长对章之汶铜像的创作也在进行中，《章之汶文集》也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印行。躬耕双甲、奋进一流，诚朴勤仁、强农兴农，2022年适逢南京农业大学120周年校庆，愿南农历史上像章之汶等“大先生”学农报国的精神，能够历久弥新、启迪未来；愿作为南农新校区新地标的章之汶图书馆，成为求知之馆、成才之馆！
2022年12月26日，写于南农。
（董维春，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