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三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起，成都各大中学校利用寒假时期，假外北崇义桥华美女中疏散校址举行春令会，到各大中学十一单位，学生八十人，顾问十余人，利用大自然环境，以陶冶身心、敦睦友谊。一切日常生活、集团活动，如行李之运输、膳食之举办，乃至讲演、讨论、唱歌、游戏、参观，皆系自动自理，盖所以发扬自治治人、自爱爱人之优良风气，并养成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之志趣与能力。余被邀前往演讲“新学风运动之意义”，谨就管见所及，简略阐述，抛砖引玉，尚希贤达有以教正，是幸。
吾国自古设学教士，首在敦品励行，一部论语，无一字一句不属于修身养性、待人接物之重要法则。大学一书开宗明义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全书精意之所在，不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核心作用，则在个人之道德、之修养。“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曾子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是乃对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乃对人；传不习乎，是乃对己，可知古人求学，一方在敦品，一方在力学，而品较学尤为重要，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三代而后，学之意义，渐转移其重心为文字之传授、知识之灌输，然对于学者之志向与节操，仍倡导不遗余力。昔人有谓多读几部圣贤书，脊梁会挺得直一点，骨头会硬一点，充分阐明知识与道德之不可分性。韩愈进学解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故此时期之学者，虽“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但风气之所趋，群以人格气节相尚，历来知识份子于恶劣环境之下，尚能坚持不屈者，史不绝书。每临赴义不先人欲横流之时代，保持人类之正义，撑持国家于垂危者，亦多由学者任之。我中华立国四千余年，迄今犹能卓立于世界，即因此种正义犹能保存于不垂之故。
晚近提倡新教育，采取班级制度，分班授课，教师与学生，缺乏个别接触、个别指导机会，每不免有知识贩卖之讥，学生之行为与活动，恒在不加闻问之列，古人设学之旨，至此可谓全部改观。
风乃一时之风气，有如空气然，人人呼吸，习焉不察，行焉不著。在社会谓之风俗、风尚，转移至于求学，则谓之学风。昔人有所谓“头巾气”者，即学风之表现于个人态度与行为；但个人之态度与行为，亦可因彼此间之互相同化，而蔚成一时之风气。如抗战初期，各地教会大学集中于华西坝，一时有所谓某校也神气，某校也洋气，某校也土气，某校也俗气，但数年来交接往还，相互影响，迄今已成为华西坝一种特殊之风气，而上述之差别，亦遂消灭于无形矣。
任何一机构，必须具备四大要素：组织、计划、干部、风气，而风气实为其灵魂之所在，有如画龙点睛然。……盖战时及战后一切问题之处理，均要求极坚定之人心与高深之学问，培养风气，储备专才，以为国致用，均属刻不容缓者也。
优良学风之培养，不特转移社会风气，倡导国民气节，亦即所以奠定建国之心理基础。总理昭示吾人：“有了高尚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学生为未来……之支柱，对于道德之修养，尤有坚决实践之必要，使之有远见，有明辨，不与世俗沉浮，不随他人好恶。论语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者即是。昔有吊伯夷叔齐诗云：“几根硬骨头支持天地，两个饿肚子包罗古今。”亦即形容学者安贫乐道、至死不渝之伟大精神。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所乐者并非箪食与瓢饮，盖乐其道也，故能敏而好学，不改其所业。
今日之学风如何？抗战时期延长，若干国人之精神之麻痹怠惰，自所不免。而若干在校学生，亦鲜有求学精神，颓靡骄奢，投机取巧，嚣张浪漫，玩日丧志，不负责任，不守纪律，以遵守校规、实事求是为可耻，以敷衍了事、苟且因循为美德。此风若不痛加纠正，则若干年后，专门事业，何从办理？社会进步，何从促成？
纠正之道，不在于消极之抑制，而在积极的从改进环境着手。第一，改良社会环境以造成优良之社会风气。盖恶劣之社会背景，亦足以影响在校学生之意志，例如近来有些公务人员，因衣食所迫，竞入工商企业之门，有些学生亦因社会有形无形之鼓励，群趋于功利主义之途，而读书学子忠直坚贞之正气，刚毅不苟之节操，亦因之而消磨净尽。第二，则应倡导一种新的学风，所谓新的学风者，即为维持正义、扶正人心，一面授以科学之知识，一面养成高尚之气节，在平时赖以领导社会，表率人群，于国家垂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撑持国家于垂危，表现民族之操节。吾人今日读六百年前文文山之正气歌，犹觉其慷慨悲壮之气概，艰苦奋斗之精神，大义磅礴，跃然纸上，此无他，正气使然也。
正气之培养，当于求学时期日常生活中努力，总裁倡导之新生活运动，要旨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此已为国民所共鸣。黄任之先生所谓“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实”，允为针对现实之缺点而发。理想之新学风，应具备左列三条件：
（一）学校家庭化 师生如父子，同学如兄弟，应共同生活，共同操作，相互切磋砥砺，在真诚笃爱之友谊上，培养整个生活于真美善之境地。
（二）建立中心思想 所谓中心思想，应以国家民族之生存与利益为前提，《中国之命运》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一章内载有“在国家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只要这少数人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天下为公’的抱负，以救国家救人民自任，即可以为转移社会风气的枢纽”。又云：“要使我中华民国渡过阽危，趋于巩固，则必须全国的教育家以国家观念为中心，以民族思想为第一。我全国的教师应当首先以此自勉，方可勉励一般的国民，相率以转移政治风气，来为建国工作，树立可大可久的初基。”诚能如此，则建国大业始可完成。
三、提倡笃实践履之精神 爱己爱人，不自私，不苟且，绝对真诚、清洁、认真服务、牺牲，以转移社会之风气。《中国之命运》指示：“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常以社会风气为转移……今日的社会风气如不改造，没有笃实践履的精神，则建国工作仍难期其完成。”而笃实践履之精神，当首由在校学生中养成，始能领导社会，转移风气。新学风之中心任务，亦即在此。
新学风之培养，尤在今日之教师能以身作则，率先倡导；不当只以传授学生之学业技术为能事，而尤应注意学生做人做事之理想与态度。因优良之教师，不特为学生言行之标准，抑且为社会道德之楷模，一举一动，均为学生与社会之表章，发生潜移默化之作用。须处处引起钦仰与尊敬，以身作则，以德化人；不但使学生成为社会上健全份子，且造成国家之良好公民，然后方能达到教师之最高理论。韩愈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也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者，亦即做人做事之理想与态度。《中国之命运》谓：“自清末维新……讲学的人士，轻于发言，不负责任，随和流俗，姑息取容。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以守法为耻辱，以抗令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点而自以为‘青年导师’，妄肆浅薄的宣传而自以为‘先进学者’。极其所至，使国家为之纷乱，民族因而衰亡。……为学讲学的风气既然如此，而欲求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之改造，岂不是缘木求鱼？然则今后学者与大学师生应如何以自处，使在此国民革命时代中尽其革命一份子之义务。”其对当前之教师，期之切而责之严，我教界同人，当知所以努力矣。
新学风运动，乃本诸个人之自觉，确定理想，切实履行，并进而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之行动，推己及人，以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目标，俾能普遍全国，蔚为风气，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
伟大之运动，恒产生于伟大之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产生五四运动，影响所及，国人之思想为之丕变，此可称为救国运动，其结果为民族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将临，风行一时之新学风运动，可称之为建国运动，其结果将为民权树立、民生康乐。
伟大运动之推动，固为艰巨之工作，但吾人只要能准备牺牲奉献之决心，努力奋斗，贯彻始终，其成功也可立而待。所望全国之教师与同学，明了个人在此伟大运动中地位之重要，以身作则，转移风气，并各尽所能，全力推动，由新学风而推及新社会，一扫过去萎靡虚伪、浮燥夸诞之积弊，而发挥我民族固有之德性与智能，则国基始可巩固，国运始可昌隆。
此次春令会举行，系以新学风运动为主题，曾经各顾问及学生各献所见，热忱商讨，并决定于会期结束，继续推动。金大青年会且定本年度中心工作为“推动新学风运动”。行见风行草偃，举国景从，于最短期间，深入于社会各级层而形成一划时代之伟大运动。
（原载于《燕京新闻》1944年3月25日第10卷第20、21期。又载《农林新报》1944年5月21日第21年第13—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