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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屠隆《彩毫记》具有自况性特征，为研究其心理状态提供了依据，其诗词创作中有关李白的描写或模仿，也是基于对李白的自拟倾向。屠隆周遭群体对他“似李白”的特意突出，在屠隆的个人创作中可找寻渊源。而屠隆及其亲友所作传记在书写过程中也与屠隆的自拟达成共识。以史传、地方志等为代表的官方传记，弱化了屠隆“青莲自比”的人格特征，通过与文人诗传的对比，显示出与传主的亲疏产生了书写上的差别。
关键词： 屠隆《彩毫记》 李白 传记 情感
明人屠隆（1543—1605）戏曲创作因显著的“自况”性，成为理解其精神思想变化的媒介，纪实自比的特征，使其能够以自我表达的视点与“他传”中的表达产生联系。现有屠隆研究在其文学作品的整理、文学批评和交游之考辨上取得了重要成就，
但对《彩毫记》的研究多囿于其情节虚实的分析而缺少与屠隆其他创作、相关文体之联系。屠隆传记则多以证其生平的史料文献出现，对传记中存在的情感理解之差异关注不够。作者身份迥别导致对传主个体经验的认知程度参差不一，在传记文本中也有所展现。本文拟以屠隆《彩毫记》及其对李白精神的追崇，探讨“他传”以李白喻屠隆的书写动机与情感表达，也对语境与身份差异造成的传记文本与传主的双向交互机制予以研究。
元明清三代，李白多次出现于戏曲作品。李白题材戏曲从元代发端，至清代经历了由少到多再到少的历程，尤其以明代为盛，
主要有朱有燉《孟浩然踏雪寻梅》、吴世美《惊鸿记》、屠隆《彩毫记》、无名氏《沉香亭》、无名氏《赛四节记》、戴子晋《青莲记》，其中《赛四节记》与《青莲记》只有残曲，另有已佚的《李太白醉写平夷书》、《捶碎黄鹤楼》、《李白宫锦袍记》、《采石矶》、《合璧记》等。
明代李白题材戏曲的数量超越元代与清代，在具体情节上，李白的主次角色则有所分别。如《孟浩然踏雪寻梅》中的李白是作为次要人物出现，主旨是突出孟浩然的高洁；吴世美《惊鸿记》以及无名氏《沉香亭》重在敷衍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其中只是穿插了几个与李白相关的情节。据吕天成所言，戴子晋《青莲记》“纪太白事，简净而当。不入妻子，甚洒脱”
。当是以李白为主角的剧作，且有一定的艺术成就。另一仅有残曲的《赛四节记》中，李白并非主角，残存的剧目与李白相关者仅有四段。
相较于上述剧作，屠隆《彩毫记》显得尤为突出。首先，唯有《彩毫记》将李白的完整一生予以呈现。其次，除常见的李白生平中的主要人物，亦出现了与其妻子的家庭生活、和司马承祯等友人的交往等，群像式地呈现了成年时期李白从家庭到仕途再到求仙访道的方方面面。并且，此剧的仙道氛围在明代李白题材戏曲中可谓最浓厚，与嘉靖及之后文人多重禅玄之风相符。纵观现今可见的明代李白题材戏曲，屠隆《彩毫记》“节奏合拍，此为擅场”
。该剧从虚构与重构的角度，将李白的生平予以重新铺写，《彩毫记》中的李白已参与了屠隆之自解。超越了以往和之后的李白题材戏曲以李白为道具传达作者需要的主旨思想之意味，屠隆通过《彩毫记》真正与李白拥有了情感共振。
若对屠隆个人戏曲作品进行内部衡量，《彩毫记》也具有特殊性，且可以“自传”与屠隆其他传记进行横向对比。屠隆现存戏曲三部，分别为《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合编为《凤仪阁乐府》，这三部戏曲早已被前代学者以屠隆自比看待。然此三者虽是自况，亦有分别。屠隆三教融合的思想在三部作品中均有表露，《昙花记》“以戏为佛事”、“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以劝化世人”，
《昙花记·凡例》中屠隆透露了创作该剧的佛道之求。沈德符曾提及该剧典故何出，
故前人曰“赤水以西宁侯嫐戏事罢官，故作《昙花记》，托本西来，犹感宋德”
，以《昙花记》本事出于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之过往。《修文记》故事与屠隆子女瑶瑟、金枢、玉衡修道本事贴合，同时涉及与俞显卿的矛盾恩怨。两剧对现实的指控和浓重的修道成佛思想殊途同归，且都以架空虚构来映射现实，屠隆剧作指涉自身的特点彰明较著。而《彩毫记》则杂糅了真实历史中李白的正史逸闻，且时间跨度从李白成年至其位列仙班，书写的交游范围、时空范围都立足于李白终身，影射的也非一人一事。屠隆并非要参与李白故事的生成，而是李白成为构筑屠隆生平的线索。《彩毫记》的创作，便是屠隆诸戏曲中最能反映其自视何如的媒介。《彩毫记》特殊性可见一斑，这是屠隆借由剧曲的艺术形式的自许，故该剧也是最能窥探其自居自况之文本。
戏曲中的自传性书写并非屠隆首创，据考证，明代为自传体戏曲开端，其中以嘉靖、隆庆间张瑀《还金记》为源。
此后，袁于令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作《西楼记》
，因男主人公于鹃为袁之反切，女主人公穆素徽亦有原型，因此所述也即袁于令自身故事。另有叶小纨《鸳鸯梦》，据考证作于崇祯九年（1636）
，钱谦益谓此剧“伤姊妹而作者”
。清代有徐爔《写心杂剧》、左潢《桂花塔》、曾衍东《豆棚图》等写实风格明显的剧作出现，甚至有夏秉衡《诗中圣》这一类为他人作传性质的戏曲，自传性戏曲在清代进入了成熟期和创作的勃发期。
屠隆是明代自传体戏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屠隆《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均于时事有指涉意义，但是否均可称为自传，还有可商榷之处。从传记分类来说，因对人物生平的叙述中涵盖的事件多少之差异，故有了“传记”与“传记资料”的分别，即整体人生书写评价与个别事件专述的分别。吴新苗认为屠隆的三部戏曲均有“自传性”特征，
然对三部戏曲关涉的事件作一分析，会发现虽然情节都由屠隆本身命运轨迹敷衍而成，但差别显著，一律归于“自传性”似有不妥。徐朔方曾提出《昙花记》属于“悼念一年前去世的这位友人（宋世恩）”，《彩毫记》则是“夫子自道”，《修文记》“成为作者自传和成仙证道的梦幻前程的结合”。
详悉三部剧目之分别，在此基础上，可对三剧实质逐一剖解：屠隆《昙花记》显然是与现实关涉的片段之叙写，可作“传记资料”之类；《修文记》中深重的宗教追求，即吕氏所谓“幻妄之趣”
，存在诸多臆想成分，只属修道维度之自况，若作“传记”，则不免有虚妄之嫌。《彩毫记》在现实层面上的影射与屠隆最为贴切：李白鲜明的性格色彩、济世安民的理想、辅佐王业的宏大志向、任侠散金的豪迈气魄，都在屠隆的人生中凸现，而李白傲人的诗文才气，和蹉跎的命运遭际，亦与屠隆不谋而合。《彩毫记》覆盖了李白生平的诸多方面，于屠隆而言，不是他代李白言，而是李白代他言，具体涉及的方面，见下文。分析屠隆的三部戏曲作品，《彩毫记》的自传特征最为显著，不仅是现实人生的种种遭际，屠隆的问道夙愿与覆盆之冤也均有呈露，将《彩毫记》作为屠隆的自传性剧作，当最为合乎实情。
关于屠隆《彩毫记》的创作，吕天成之论较有参考价值，“此赤水自况也”
。屠隆以李白“自况”，本质是对个人行为和生活向往的一种向内的探求。在《彩毫记》中，屠隆的一生因有李白作为依托，后人对其人生理想与心理状态的探究便有迹可循。同时，明代士人选择李白寄托思志前例众多，
但如屠隆，在生前即被友人以太白为同类，身后亦以太白相比拟者，则属少见。
除了对屠隆外在表现与文才上群体意识之趋同，也与屠隆在其《彩毫记》与其他创作中的自拟不无关系。屠隆曾言“先生（沈明臣）亦深见器识，呼余似李白”
。对“似李白”的比拟，屠隆带着接纳与认可之意。作为文人，屠隆对李白诗歌与李白生平的认识具有一致性：李白诗“超逸”，故而为“仙才”。从论诗的角度，评价“李白之才高而虚”、“李纯是气化”、“青莲仙才而俊秀”，
皆聚焦于气质带来的典型诗风，且表现出屠隆在这一典型气质上对李白的关注。
除论诗外，屠隆的个人诗文则在更多方面与李白产生联系。如其自度曲词《青江裂石·西湖怀古》下阕有曰：“且与君，棹扁舟，听取哀弦急筑，散发弄荷花。”
明显是对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化用。
《探丸》诗云：“向夕探丸禁月高，不辞名人五陵豪。杀人使酒惊都市，紫燕斜飞露宝刀。”
又与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中诗句相类：“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
再如“轻薄谁家子，风采何翩翩。沽酒朱楼上，高歌大路边。朝从博徒饮，暮向娼家宿”
。与李白的《示金陵子》摹写歌姬的宕逸灵动异曲同工。
这种诗歌上有意识的继承，进而延伸至生活意趣的追寻。《续娑罗馆清言》为屠隆晚年所成书，除弥漫其中的浓厚参禅意味，偶见追慕李白之言，表现出屠隆终其一生都对李白自发式地靠拢。“李青莲仙才夙禀，白香山道骨仙成”同样是对李白精神气质的充分肯定，
“磨砻功久，铁杵且会成针”是学佛求仙中对李白少年逸闻传达的发愤之意的申发。
屠隆晚年虽笃信仙佛，但对李白之“仙”的关注并非拘囿在信仰的范围内，而是经由李白的诗格和命途之向往求诸己，在创作的实践中寻求与李白相互贯通的可能性。这些隐藏于创作之下的依从，使得屠隆“似李白”的裁断不仅仅是沈明臣对友人的主观评判，更是屠隆以此自视的结果，这在《彩毫记》的情节创编乃至其个人行为中有了更为外化的表现。
《彩毫记》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84）
，此时距屠隆遭谗罢官已有十四年之久，其间他结交名士、纵情诗酒，渐而转入说空谈玄与求佛访道之途，这些经历在《彩毫记》中均有涉及。前辈学者已从纪实表白的角度对《彩毫记》作了解读，
为我们定义《彩毫记》的情节的源流提供了借鉴，当对屠隆的文道思想与《彩毫记》细节进一步深研，又能发现文本是如何通过对李白的比况与屠隆实现内层互通。
屠隆中年时期逐渐转向佛老思想，彼时士人从复古的文学倾向转而追求放任自然，以性灵为宗。“在七子一派范围内，无论是标举诗人之‘材’，抑或倾向‘悟’的主体自觉，当然非独为屠隆所声张，尤其是他所加盟的后七子集团……其同样力予主张。”
如宗臣评李攀龙“来诗八章，神才奇秀”
，这种“神才”的评价与屠隆“仙才”相类，意在以诗风折射精神气质。该评价体系有佛道因素的影响，
屠隆《彩毫记》则在这一方面另将仙道乃至预言因果的佛道之义与戏曲文辞相结合，剖白自身对仙道之洞悉。第三出《仙翁指教》司马子微说：“贫道虑其（李白）缠绵婚宦，迷却宿缘，终堕落于人间，何由再返于天界。今日此人东游维扬，道经江陵，不免与之一见，点化他一番。”
指点引渡与明道修仙的相互关系，与昙阳子训诫屠隆如出一辙：昙阳子曾规劝瞿汝稷、沈懋学、张厚德、张定安、王世懋等人，以修持、生死等为本，于屠隆则言“知之不言，言之不文”
，屠隆以文学名扬海内，昙阳子正是要借此提点他修道须专，这便与《彩毫记》中司马子微的意图相似，李白“才华绝代”，却浸淫于尘世，求的也是“早证神仙之位”。
屠隆对李白的理解，与大多数明代士人一样，是经过经验的选择和主观塑造的，因此，屠隆《彩毫记》及其他创作中有关李白的描写或模仿，是基于其自身与李白的“情感同化”。屠隆“表达”了李白，但从根本来说，他能够直接感知到的，依然只有他自身。因此，李白尽管是一个情感外化的出口，甚至是以此自比的慰藉，但屠隆依然需要为他的不平之鸣寻找出路，于是《彩毫记》以李白位列仙班为结局：
臣承祯奏：“唐翰林供奉李白，前身金粟如来，权位太白星官。其母生白时，梦太白入怀，又梦金粟如来，手持青莲，摩顶授记，祗缘宿业，久谪人间，困苦飘零，惩创已极。外示通脱，内保清真，受报既多，宿愆可贷。伏望太上道君陛下，赦过录勤，许其早证道果。”
屠隆《李山人诗集序》曰：“盖庶几有山人之心，不幸为世网所罗，幽人之致减矣，而犹复与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微之所以笑卢公也。虽然，神游八极，青莲庸讵非尝在供奉之班者耶？”
屠隆对自己的命运与心性之总结，与《彩毫记》司马子微述李白之言状“困苦飘零，惩创已极”、“外示通脱，内保清真”如出一辙，可见于屠隆而言，其内在与外在都实现了与李白的融通，对李白人与诗的多次强调，不仅是追慕和摹写，而是由内及外的深刻认同。
因此，屠隆周遭群体对他“似李白”的特意突出，于其个人创作中即可找寻渊源，如徐复祚所言：“先生才高名盛，当时所忌，登仕者无几。辄以罣误被斥，踯躅吴、越间。声酒自放，憔悴以死，何类青莲之迍邅乎？《彩毫》之作，意在斯欤？吴渤海之鲸尝语先生曰：‘青莲千载，金粟是何人？’”与屠隆自况之诗词曲文极其类似。
通过个人摹写李白，屠隆生发于内心的对李白的推许进而演变为对自我的接纳和观照，再通过不同角度、多种文体的文本表达，影响其生活和文化圈层中对他的“共同印象”。
传记是一种历史记录性和主观表达性都很强的文体，不同的传记作者或作传团体，受制于思维、认识乃至语境，对同一传主的记述常常有所差异。同时，传记之间也绝非自说自话，他们依然保持了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来源于传主有意传达出的精神气质，也来源于传记作者与传主身份上的距离。一般来说，与传主更为亲近的友人、族亲是构成传主生活的主要人群，他们除了对传主有更多私人化的了解，也因情感上的亲近更易受传主个人的影响。反之，偏向于“客观”的历史类文献或相对久远时期的传记则以持重沉稳为原则，倾向于评价其宏观意义上的功过是非。上文已经探讨了屠隆以青莲自比在个人创作中的渗透，本节则需要探讨他的个人认知影响了哪些群体的传记书写，以及屠隆投诸李白的自拟如何通过传记成为群体记忆。
屠隆族亲及友人为其作传记颇多，比较重要的有其学生何三畏的《青浦令赤水屠侯传》、二子岳父张应文的《鸿苞居士传》、族孙屠本畯《弢光道人传》及后学杨德周《明故文林郎礼部仪制司主事赤水屠公墓志铭》等。这些传记的共同特征是或多或少与屠隆之自比产生呼应。屠隆友人族亲因与其地缘或经历的相似而获得了身心的相知，这为我们对传记文本的理解提供了现实基础。
“神游八极”在屠隆《彩毫记》第三出出现，该词本出于陆机《文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意为思想驰骋于物外而不受时空限制，李白《大鹏赋》曰：“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
李白在江陵遇见司马子微，更加坚定了其修道的志向，屠隆以此谓李白不仅文才甚高，且透露出自身在修道与大鹏之志等方面与李白的相似性，这种认识也多次出现于其传记中。屠本畯在传记中重复了《彩毫记》司马承祯之语：“司马子微谓李青莲曰：‘此子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辄飘飘有轻举度世意，而时或口吐狂言，不可一世。”
从李白《大鹏赋》到屠隆《彩毫记》，再到传记对此事的关注，表现出屠隆自比对传记形成了影响。张应文谓“居士寓形人伦之内，神游八极之表”
。杨德周言“昔太白天才英妙，神游八极，当时比之相如，叹为谪仙。千载以来，揽其毫端之彩者，我明得一人焉，曰纬真屠先生”
。屠隆的友人或族人在传记中表现出的理解与同情，是地方志或官方正史传记中所不曾展现的。
诗文才气和谪仙气质，是《彩毫记》表现李白生平之着力点。传记中继承而来的，是对屠隆文学才能的共识，同时传记中的“神游八极”也指向带有主观色彩的“谪仙”气质，而非其求仙问道的现实行为。因而何三畏总结为：“此真扣铜、倚马之才，长吉、青莲恐不过是，未易以格调居之、薄书窘之也。且其一种意气，故是不可无，一派风流，亦是不可少。”
传记另一集中表现点，是屠隆的豪侠特质。好客酣饮的李白于金陵留下了“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的诗句，
李白由金陵前往广陵后，广陵的繁华都市中有不少纵游士子，这一时期他的诗文里充满了诸如“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的豪迈，
但同时也落得“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的落魄下场。
“轻财好施”不仅是后人对李白的印象，也是李白的自我评价。张应文作屠隆传记对屠隆结客畅怀、不重千金的记述亦是如此：“居士为人清韶，性倜荡，无纤芥，不疑人欺，轻财好施，出于天性。自其为贫诸生，赢一金，辄与朋友共。”
族人屠本畯更是明确了屠隆“类青莲”的结论：“结客千金，倚马万言，类青莲。”
诸如此类的论调在屠隆传记中重复出现，与屠隆现实生活中的尽情疏财互相照应，更与其文学创作互为表里。
传记将屠隆比李白的另一维度是任侠之气。李白青年时期于大匡山习剑，“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
，充斥着李白怀念任侠生活之心，更不必说《侠客行》中对任侠之气推重如斯。屠隆受李白影响，有“为诗文任心纵口，以此自豪”的追求，
进而也在生活中发展了李白任侠习气。“从里中豪侠少年游，更习狂佚。”
“先生所为侠好客，亦日益盛。”
屠隆传记也强调了其“为侠”的习气，亲友为屠隆所作传记，在文学才能、精神气质、好客尽财和任侠之行方面都以屠隆“似李白”为比拟，透露出此类传记的写作实则有隐形的同一性贯穿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纳了屠隆本身对李白的推崇，也倾向于在李白个人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屠隆毕生，甚至将他们看来并不相似的屠隆失意依然比为“亦无国士遇之如苏、贺之惊赏青莲者”
，更能见出传记写作过程的刻意偏向。
杨德周所作《明故文林郎礼部仪制司主事赤水屠公墓志铭》为传记中载屠隆生前事较详者，文末从多个角度阐发了“拟先生于太白”的缘由：
晚而熟察于玄黄苞符、道德性命，谈天人之秘，探鬼神之奇。即太白晚好黄老所造，未必至是。今得片言，珍如天球镇圭。昔裴敬谓太白诗格高旨远，天上物外，想见飘然之状。而先生五色为肠，七襄为管，伸纸吮毫，若毗蓝罡风，吹动须弥，婆竭海雨如车轴，则同。范传正谓太白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催牙折撞，而求息机，用是脱屣轩冕，释羁缰锁。而先生肮脏养高，远绝势要，放情宇宙外者，至欲扫除绣虎雕龙之业，而驰声于跨鹤骖鸾，则同。任华谓太白才全无亏成，志全无得失，进退何由于太白？而先生夕无宿粮，朝散千金，瓶无斗酒，座客恒满。谣诼杂起，而志洁于冰雪；嵚嵛历落，而才沛于江河。得失亏成，曷挂达人之怀哉，则又同。此余拟先生于太白，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耳。
杨德周为屠隆同乡，这段总结包括了屠隆传记对他似青莲之记述的主要方面，强调“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即屠隆本身的志趣追求，故而不论是屠隆“自比”，还是他传重提，都将该特性作为书写重点。屠隆及其亲友的认识统一于屠隆与李白的相似点中，是在该群体对李白的理解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屠隆本人的自拟强化了这种倾向，其传记在书写过程中也与屠隆的自拟达成共识，甚至更为增进。屠隆“自况”式的《彩毫记》及其亲友所撰“他传”，是主客交互中的协定达成，体现出明代士人在生存困境下寻求寄托的方向之一，如果陶渊明、苏轼带来的是非理想情境中的自我劝慰，寄情李白则具有发泄与抗争的意味。
明代对李白诗集的刊刻达到高峰，
屠隆即有集评《李诗钞评》四卷。于明代士人而言，不论是前期高举的尊唐诗风，还是后期推崇的性灵飘逸，李白都是可以标举的典范。宗臣“在某种程度上将李白视为了自己的‘异代知音’”
。王世贞“以心声为诗”、谢榛“格高气畅”，一系列诗学主张均离不开李白的影响。然而他们针对李白诗风维度的推崇，恰恰凸显了屠隆在中晚年与李白多方面的自拟已经超越了文学家的文学自觉，而是精神人格之指引。屠隆亲友之传记加剧了其“似李白”的认同，是经由空间上近距离的旁观抑或相近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产生的情感认同。不同于常见的史传以政事、品德为主的书写倾向，这一类屠隆传记的继承性相对明显，于作家身份、语境变化、话语权博弈下的传记阐释提供了实例。
如果《彩毫记》为屠隆“自我表现”的基点，“他传”则为屠隆的“似李白”提供了实例支撑，以及其交游范围内的广泛理解。然“他传”亦有两个维度：其一来自前文已述的友人或族亲，他们的传记中融入了屠隆更为私人倾向的文才自识，也为其外在行为展现了心理上的共情；其二是以《明史》为代表的官方传记和受上层规约的诗传，此类重在书写政治行动和诗文评骘，弱化了屠隆“青莲自比”的人格特征，“士”的身份成为主体，其中缺乏的情感表达也被漠然感替代。不同于前二者，地方志传记虽同为“他传”，然地域之别让编纂者因对传主的认识有别，以及对形象的不同诉求，影响了其传记书写之偏重。
清修《明史》对整个明代人物或事件作了基准性的评价，是清代官方对前代事件的评价标尺。《明史·屠隆传》将其置于《文苑传》中，以“文士”定位屠隆，载其政绩则寥寥数语：“除颍上知县，调繁青浦。”“然于吏事不废，士民爱戴之。”
与方志所叙传记主述政事不同，《明史》对屠隆遭谗和文才两方面更为关注，并奠定了其个人特征的主调，即与多篇屠隆传中相类的“时招名士饮酒赋诗，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许”
。从公共话语空间的角度来说，政治特性强的文献代表着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即经由文献的规定性传播，影响“社会意志”与“公共情感”。《明史》作为官方话语，最重要的影响途径即为对各地方志的撰写产生控制，具体到地方志中屠隆传记的内容，也可见《明史·屠隆传》对屠隆个性的规约已然上升为集体话语。
以地方志为例，《（乾隆）青浦县志》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屠隆于青浦任上的政绩，另有《（崇祯）松江府志》、《（康熙）青浦县志》、《（康熙）鄞县志》、《（乾隆）颍上县志》、《（嘉庆）松江府志》、《鄞志稿》等。此类传记的政史倾向淹没了屠隆的文学生涯和自我认知，“士”层面的屠隆得以显现。《（乾隆）青浦县志》以屠隆上书徐阶“青浦土瘠赋重”与青浦百姓之艰为主，另有附治堤害等务，具有“地方史”的特点，甚至其遭谗罢归的重要经历也轻描淡写。“至于政事之余……饮酒赋诗，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许，士民爱戴之。”
《明史》的基调性论述在此得以彰显。
《（崇祯）松江府志》、《（嘉庆）松江府志》虽是明清两代松江府所修地方志，然极具相似性，在地方志基本都会提到的张居正柄国清丈量田，而屠隆将丈出余田皆归原号以外，不出“议减赋额、议疏河流、议招流亡、议创奸宄”的范畴，
《（嘉庆）松江府志》增其于任上平冤“七十余事”之二，强化了作为官僚之屠隆的正面形象。
有所不同的则是作为屠隆籍贯地的《（康熙）鄞县志》与《鄞志稿》，相较于屠隆的任职地，此二者所叙屠隆传记凸显的对屠隆本性之关怀显著许多。“地有泖浦之胜，好泛舟置酒召客，值槖中罄，辄解所系银带销之。”
“颉颃嘉靖七子，时人拟汉之文园、唐之青莲、宋之坡老。为人豪迈倜傥，所得酬字金，乐为周急，士有片长，称扬不置。”
这与屠隆“青莲自比”的特性有了同一性，虽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但表现出更多的情感关注。究其原因，人为修撰的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不可避免地对传主有亲疏远近之别。尽管官方意识对传记的影响犹在，但任职地、籍贯地的区别导致了传记记载中对传主事迹之裁剪与评价功过倾向上的差异。“个体情感的文学表达受到政治权力的规约，这种规约的目的在于塑造情感，如此，文学表达的政治特性就凸显出来。”
尽管此类地方志依然能够看出被官方意志影响的痕迹，然而“人性”与“人情”特征的凸显提醒我们关注地方传记与官方传记之书写距离，出生地、任职地、籍贯地乃至流放地的方志，呈现了国家权力与传主人格、方志撰写之间的张力与矛盾。
从诗传的角度切入屠隆传记，必然是以对其文学才能的评价为主，具体到诗传领域，各家的主观性则在官方意志的指导下有了更具象的表达。“人物诗传应具有两重属性：既有诗歌的基本特性，抒情言志并含蓄凝练；又有传记的主要特性，叙事写实而详略得体。这样就在一个人物诗传的文本中，存有诗、传两种文体的混合交融；且这种众声喧哗之混融，就形成一种互文性现象。”
诗传对文学性的重视必然衍生出对文学相关事件的叙述以及文评上的不同观点，又因诗、传两种文体的交融，所以官方传记注重屠隆“文士”身份的特征，使得诗传作者的身份对人物品评有了评价标尺。
顺治三年（1646），钱谦益充修《明史》副总裁。作为御用文人，其所撰《列朝诗集小传》与《明史》在人物品评上具有相似性。“仆自通籍，滥尘史局，即有事于国史。晚遭丧乱，偷生视息，犹不自恕，冀以钟漏余年，竟书载笔之役。”
诗传因文体而多以谈诗文成就为主，然蕴含于文评中的人物品评实则超出了单纯的文评范畴，故论屠隆亦涉及人物个性气质之品评。“归而谈空覈玄，自诡出世。晚年一无所遇，为大言以自慰而已。”“姿敏故多疾给，意疏故少精坚。”“今乃以文词为乞食之具，志安得不日降，而文安得不日卑？长卿晚作，冗长不足观。”
不同于钱氏对屠隆的消极评价，陶元藻则在《全浙诗话》中给予屠隆“极词人之豪”的称赞：
纬真作诗不烦思索，一下笔时，便如三峡奔流、澜翻波涌。尝集词人四座，戏为叶虞叔《咏松斋》、李之文《咏芙蓉池》，各限数百字。言笑中，须臾巵酒，二诗并成。又与客对奕，口诵诗文，此诵彼书，书不逮诵，虽子建七步、飞卿八叉，何多让焉？故其里中父老传其饮中下笔，杯饮尚摇，歌声初转，一挥已满，四座尽倾。莫问得传千载，只言取快一朝，亦极词人之豪矣。
诗传与官方传记，构成了文臣与士子对屠隆的普遍印象。“他传”的多样性，则使得屠隆在文学成就之外，被赋予或展现了更为丰富的人格内核。总体来说，相较于亲友和族人作传，官方传记的疏离感和“政史”的类型化特点，暴露出这类传记在人物记述上对传主的不充分表达。
屠隆传记因其发于内心对李白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追慕，而有了亲友所作传记的主动贴近，再有其他传记的书写差异，显示了传记迥然不同的情感表达。屠隆“自况”戏曲的创作，具有自我剖白倾向，《彩毫记》则直接以李白遭遇比拟失意人生，表白屠隆个人对他“似李白”的慕求。在“他传”的维度上，与传主的亲疏距离对传记书写产生影响，屠隆亲族所撰其传记自觉地继承了屠隆的人生志趣，并在传记中予以表达。从情感机制的角度看，这是对传主经历与志向的主动理解，也是对屠隆与李白在才学、个性方面的尊重与认同。而“他传”放置在历史的层面，类型化写作的影响则深刻阐释了官方话语的决定作用。传主生前主动的自我塑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人对传主个体的构建。他人理解、官方理解，又在情感机制的基础上通过传记书写，体现其需要的传主形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