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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早在18世纪30—40年代，英国就完成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随后于19世纪末相继在法国、美国展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直至19世纪40年代，德国在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才缓慢地开启工业革命步伐（A.C.Kenwood、A.L.Lougheed，1982）。为了更好地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基本需要，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资本家开始建造工房、安置机器、雇佣工人集中生产，于是一种以生产为导向的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出现了。据考证，这种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在工厂手工业最为发达的英国棉纺织业。机械师凯伊在1733年发明了“飞梭”，织工哈格里夫斯于1765年发明了“珍妮纺织机”，这些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揭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随后，在棉纺织业中相继出现了螺机、水力织布机等先进机器。不久之后，瓦特在1785年完成改良型蒸汽机，致使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生产也在采煤、冶金等许多工业部门相继展开。因此，工厂逐渐成为英国工业化生产的最主要组织形式。
为了进行生产管理、提高效率，工厂总结出各种生产管理模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泰罗制”标准化管理模式，并逐渐地形成了标准化制造范式。为了快捷、便利地运送货物和原料以满足工厂机器生产的需要，美国人富尔顿在1807年进行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试航成功；英国人斯蒂芬森在1814年发明了“蒸汽机车”，并在1825年亲自驾驶着一列拖有34节小车厢的火车试车成功，从此人类的交通运输进入了一个以蒸汽为动力的时代。人们发明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进而促进了交通运输事业的革新，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世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变化。
在经济领域，大量推广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厂制组织，加速了工厂制组织规模迅速扩大，致使工厂制组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微观层面上逐渐形成了委托代理方式的现代制度企业，在宏观层面上逐渐形成了由企业委托方汇集形成的工业资产阶级和由企业受托方汇集形成的无产阶级。由于他们在企业中追求的各自目标不同，最终酝酿形成了社会两大对抗阶级。在具有委托代理契约本质的企业中，代表无产阶级的受托方获取维持再生产的补偿价值，而代表资产阶级的委托方获得所有受托方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企业制度日益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并通过解除封建压迫的资产阶级革命，实行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有助于资本主义在各国获得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在各国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获得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打着天赋人权的幌子，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经济领域喊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口号，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这种在委托代理契约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奠定与维护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不自由与不民主，并且赢家通吃的自由市场规则更是加剧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与贫富分化。因此，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均处于统治地位。资本家为了从大量产品中获得剩余利润，仅仅在乎工人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所实施的手段，而并不在乎工人们的权益是否得到尊重，因此，逐渐形成了以物为中心，仅仅将人当作手段而非目的，通过人类价值归于物类价值来实现物类价值为本的普遍看法，即物本经济发展观。因此，资产阶级追求功利主义哲学观与物本经济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哲学观为功利主义；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价值观为物本经济发展观。
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为了在灵魂深处塑造资产阶级存在的合法性，大力宣传天赋人权，以机会平等来预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现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域代言人，譬如，自然神论者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他是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律师，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倡导的环境学说，试图从人的思想上泯灭或消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事实不平等，他倡导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现实或事实不平等是由环境差异造成的，这等于说是上帝安排的，与封建社会所倡导的宿命论没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代言人，譬如，西方经济学鼻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倡导在私有产权基础上建立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名义上倡导维护所有人的私有利益，但就实际经济效果而言，是维护资产阶级私有经济利益的，并强调以资源要素为对象的自由市场配置方式。把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归集为人类社会欠发达生产力所决定的人类社会供给能力小于人类社会需求能力，进而形成卖方市场基本需求所驱动的企业以生产为导向的经营战略，通过资源要素市场优化配置而形成了需求决定价值的企业剩余价值，这似乎是自由市场造就了企业获得剩余价值，而与工人无关。这种以经济现象代替经济本质的思维逻辑，形而上学地自然形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在政治领域的功利主义哲学观和经济领域的物本经济发展观相得益彰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
在世界市场中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源于工匠实践经验的许多技术发明，尚未真正实现科学和技术结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而逐渐建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上，且仅仅能够巩固资产阶级自身的统治地位的现代工厂制度却实现了科学与技术的融合，譬如，著名的“泰罗制”。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解除了作坊的雇佣或庄园的奴隶们的封建压迫，还给他们人身的自由，逐步建立了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赢家通吃的西方市场。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并于20世纪70年代推广应用，致使电器代替机器，电的能源补充和取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油气能源。随后，电灯、电车、电影放映机相继问世，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19世纪70年代，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相继诞生。80年代，德国人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等成功地制造出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随后由内燃机驱动的轮船、飞机等也相继得到了迅速发展。90年代，柴油机创制成功。同时，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创新发展与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至此，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科学与技术结合，铸就了西方工业文明。加之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贝尔发明的电话和90年代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报，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铸就了西方工业文明，它以绝对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科技优势碾压东方农业文明，并且西方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挤垮了大量技术落后的东方企业，因此形成了西方主导卖方自由市场规则的世界市场。卖方市场基本需求就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需求，并成为一切物本经济的理论前提。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逐渐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孕育形成物本经济发展观自然成为一切物本经济理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技术促使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造成委托方（所有权方）与受托方（经营方）之间信息非对称，资本主义的资本驱动供给与需求分离的买方世界自由市场不断地拓展，以及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信息非对称成为卖方市场的新常态。因此，信息非对称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决定的物本经济“新常态”，基于物本经济的信息非对称形成以物为本的中心化信任结构，它成为一切物本经济理论信用范式，同时正是因为非对称的信息，致使物本经济决策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来想象其他决策者和自己一样，以此经济人的理性来假设别人和自己一样理性，这种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为一切物本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因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20/80法则），并成为一切物本经济福利改进的判断标准。
总而言之，以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进步为逻辑起点，以物本经济发展为对象，以探析物本经济发展观的形成为目标，来总结信息非对称的物本经济理论的发展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