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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前文所述，京城是个是非之地，做京官更不容易。王祐担任的这种选拔人才的官员，也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没过多久，果然出事了。
当时，时任左司员外郎的侯陟从扬州调回，吏部让侯陟任判铨，而把王祐调到了门下省，审核侯陟推荐的拟任用官员政务。如此一来，王祐与侯陟之间经常因选拔人才起冲突。原因是每次侯陟提供给王祐的拟任用人员，王祐都觉得不太合适。于是，王祐经常驳回选拔人才名单，让重新选人，此举得罪了侯陟。
侯陟在想办法整治王祐。
侯陟其人，王祐早知晓。毕竟朝廷的官场就那么大，官员那么多，哪个人在哪个职位上，王祐心中还是有数的。侯陟属于那种钻营的人，王祐与侯涉之间也仅仅是见了面认识，相互打个照面。
王祐天然地躲避着侯陟，但有时候，命运之手似乎故意要将这两人牵在一起。开宝六年（973），王祐还是知制诰，当时朝廷要主持科举考试，选定的主考官是王祐和侯陟，谓之“同知贡举”。
随即，朝廷按照考试时间，在贡院召开了考试。按照考试相关制度，正式开始考试时，要将考生和考官都锁在贡院里，直到考试结束。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泄露考题，但侯陟在考试时却未锁贡院。
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十二月朝廷同时处置了侯陟和王祐。当然，未锁门的原因主要在侯陟，但王祐也是主考官之一，他为什么没有提醒侯陟？或者王祐为什么不命人锁门？不管怎样，王祐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侯陟被贬黜到扬州，王祐则到潭州任职。
王祐对朝廷的这种安排，没有任何异议。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与侯陟都失职了，才导致贡院没锁门就开始考试，违反了考试制度，得为此付出代价。
王祐上任的潭州相对安稳一些，而侯陟所处的扬州位于宋朝边境，与南唐接壤。此时，江南与宋朝的关系日渐紧张。后来，宋朝向南唐全面发动战争，侯陟也参与其中，并在宣化城击败了南唐军。
之后不久，王祐被朝廷从潭州召回，暂时担任选拔人才的官员。
按道理，此时侯陟应与王祐一起被调回朝廷任职，毕竟他们因为同一件事被朝廷贬黜。另外侯陟还有战功，更应当重用。但此时侯陟正卷入一场纠纷之中，无暇顾及朝廷擢升。侯陟被下属举报，他非常害怕，找到官员卢多逊，请求帮忙。卢多逊给侯陟出主意，让侯陟给赵匡胤诉说宋军应坚持拿下南唐。侯陟进宫面见赵匡胤，分析了局势，赵匡胤果然对他另眼相看。不久，朝廷让侯陟“复判铨”。
如此，侯陟与王祐两个人又在一起政务了。王祐除了苦笑命运的捉弄之外，别无他法。此前，他与侯陟因为科考之事已产生了不愉快，而后两个人相互敬而远之。
工作岗位又将两个人死死绑在了一起。选拔官员这个政务，大家评定标准不一样，难免会出现意见分歧。但仅仅是分歧也不足以引起两个人关系恶化。外人不清楚的是，选人这一政务里存在很多猫腻，总有那么一些人会通过各种关系来为自己的仕途牵线搭桥，侯陟也喜欢利用各种资源为自己谋利。这样，很多人都去找侯陟，而王祐性格执拗，也不贪污，很多官员自然不敢靠近。如此一来，侯陟举荐的官员有水分，而王祐就盯着侯陟，不同意侯陟毫无原则地选人。
于是，两人的关系再度恶化。王祐自己当然也很烦恼。选拔官员这件事涉及国家根本利益，一旦放松制度，选拔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势必会影响国家的行政效率。
于是，王祐坚持人尽其才，对于侯陟提交的名单仍旧逐一核实，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坚决予以驳回。
王祐这么做，必然得罪侯陟。毕竟侯陟选中的那些人与他有着重要利害关系，因此他对王祐的不通情理非常愤怒，联合朝中那些不喜欢王祐的人，想着法儿地去找麻烦。
于是，王祐在政务中出现了很多的“对手”。这些人在暗处，不时向王祐发动进攻。但即便这样，王祐也不惧任何人。
侯陟清楚自己若继续与王祐搭班子搞政务，还会发生他推荐的人才被王祐驳回的情况。思来想去，侯陟觉得只有将王祐赶出朝廷才行。可是单单凭借侯陟的能力做不到，毕竟两个人的职位相差不大。
须引入外力。此时，侯陟找到了他的好友卢多逊，诉说自己政务中被王祐“欺负”的经过。卢多逊也是个贪财恋权的主儿，善于钻营，对政治圈里的一切了如指掌，这两个人有点儿臭味相投，平时关系自然也很好。卢多逊听了此事，觉得是时候收拾王祐了。此前，卢多逊为高官时，就已对王祐有成见，当时别的贡举都很尊重他，经常到他府上“汇报”政务，唯独王祐是个另类，只干公事，私底下从来都不依附自己，这让卢多逊觉得很没面子。卢多逊对王祐心生不满，早想找个理由将他踢出朝廷。另外一件事也让卢多逊对王祐不满。原来，王祐刚刚担任知制诰时，卢多逊让王祐做“自己的人”，对宰相赵普实施诋毁，王祐果断拒绝了卢多逊。王祐还用宇文融与张说争斗之事
劝导卢多逊要与赵普相互包容，才能让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卢多逊不仅不听，还认为王祐不识时务，便记恨在心。
但那时候，卢多逊职位相对较低，又有对手赵普时常盯着他，便没有对王祐之事做过多理会。
现在赵普已罢相，卢多逊也晋升为吏部侍郎，同时还是吏部的副长官。现在经侯陟一说，卢多逊又想起了王祐之前的种种作为，成见便成了一座大山，没办法改变了。于是，卢多逊给侯陟出主意，两个人开始密谋如何将王祐支走，不再干扰他们选拔官员之事。
但是，此时的王祐对此毫无察觉。
没过多久，侯陟给朝廷上了一份札子，控告王祐任人唯亲。侯陟还在札子中说王祐对那些吏部新选拔的官员有成见，王祐将喜欢的人推荐并放到重要岗位上，将不喜欢的人雪藏。
对于这件事王祐百口莫辩。诬告是提前预谋好的，王祐自然没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清楚的事情最容易招致是非。这种混淆视听和恶意中伤，王祐没有反击的证据，他只有一颗报效朝廷的忠心，但并未得到朝廷的认可。经调查发现，还真有侯陟给朝廷推荐的人被王祐多次驳回的事情。此时还能说什么呢？
如此，王祐遭受了人生的第二次低谷，他被贬谪为镇国军行军司马。宋初时在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境内及周边地区）设立镇国军，所以镇国军司马其实也是华州司马。
镇国军驻守之地前据华山，后临泾渭，左控潼关，右阻蓝田关，地理位置尤为重要。
华州司马这个职位的作用和今天的行军参谋相差无几。宋初时，行军司马是地方节度使府中的重要幕佐，没有品级官位却能够给地方守将出主意，地位介于节度使与节度副使之间，也算得上是地方重要岗位，只是宋朝的节度使多是虚职，一般由朝廷外放或者临退休人员挂职。因宋初许多制度基本沿袭了唐朝旧制，所以，此时的行军司马也和唐朝相似。唐朝时，司马一般无品级，多由文士出任，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出身行军司马。当然，这个行军司马一般也挂御史台御史和尚书省官员的官衔，由节帅辟用，事后报朝廷批准，或由朝廷直接授任。这次在卢多逊等人的操纵下，王祐成了华州司马。
将王祐从京城外调，看似没有降职，实际上已经降了。不管是户部员外郎、知制诰还是贡举，王祐都是任实职，而且有品级。这次把他调离中书，实际上成了只能出主意的镇国军里面的一个幕僚。这和王祐往日的官场生活有着极大的区别。
随着调离，家人只能跟着王祐到华州任职。大儿子准备的考试只好暂缓，等落脚后再做打算。这次调离，或者说是贬谪，给儿子们的成长上了重要的一堂课——连父亲这样久居官场的人，最终也难逃被调离的命运。
王祐用自己的切实经历，教会了儿子们如何面对名利。以后在他们为官时，很少再有王祐此时的遭遇，王旦更是从中看出了朝廷的诸多问题，在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此后，王祐一家人开始在华州生活。好在家人都习惯了这种不安稳。每一次搬家，都令人头疼。任氏经常戏谑说：“都不敢置办家业，因为你无法预料明天还在不在这里生活。”
在华州的这段时间，边防无战事，王祐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现在北汉和辽正处于一种稳定状态。王祐正常上下班，过着一种悠闲又痛苦的日子。行军司马的幕僚政务，远不能与王祐在京城时的政务相比。即便他之前在魏县做县令，也要比在华州时舒坦。
当生活的不如意袭上心头时，人往往是喜欢往回看的。那时候他好歹是一把手，手底下除了管着一帮子吃皇粮的人，还管辖着一个县方方面面的政务，大到财政、经济、税收，小到处理邻里纠纷、举办活动。总之，县令对于一个县的所有事务，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部署。可这个幕僚的身份，成了一种专门给别人出主意的人。自古以来，幕僚政务是背后的政务，而且那些做幕僚的人，身份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孟尝君，有食客三千余人，却也对食客们各有侧重。
现在的王祐到底是什么身份？人在官场，身份很重要。身份能代表一个人的地位、能力、能量，一切与个人有关的标志都以此划分。如果没有界定的身份，没有界定的职位，那么这个社会上的一切，也都没办法界定了。
王祐在等着朝廷再次想起自己，毕竟之前已做到了知制诰的高位。但事与愿违，上层建筑里，那些决定命运的人，都不看好王祐这个书生意气太重的人。不久，朝廷又给镇国军派来了一位长官，这让王祐的身份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原来的领导李崇矩还把他当自家人看，新换了节度使后，一切都变了。新节度使紧握大权，怕别人分化他手中的权力，不让身边的人沾边，事必躬亲。即便是那些既定的事项，都要求底下人一项一项地汇报。他对待王祐也是如此，尽管王祐多少还有些名声，但现在王祐在华州任职行军司马，得听从节度使、华州刺史等人的派遣，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人像李崇矩那样尊重王祐了。
王祐不清楚这种日子何时是个头，只能小心翼翼地做好行军司马的政务。政治上的种种失落感和错位感，一度让王祐有种患得患失的感情。但他又不能将这种感情表现出来，只能将一切的不顺意压在内心深处。他已感觉到家人跟随他颠簸的痛苦，许多事情能忍就忍吧。即便在官场上遇到再糟心的事情，王祐都能在回家之前整理好情绪。任氏和边氏清楚，王祐并不开心。细心的王旦也清楚父亲不开心，但他没有办法分忧解难，只能更加刻苦读书，也许将来等他当了大官，家里的条件才能彻底改变。
此时，宋朝正在集中主力与南唐周旋，宋军的十万大军已在曹彬的带领下扑向南唐都城金陵。听说曹彬攻破了金陵，李煜开城门投降。最终，宋朝实现了南北战争以来的统一。
之后，王祐又听说赵匡胤带人去西京洛阳郊祀，并打算迁都洛阳。只是赵匡胤的迁都之举招致群臣反对，只能将此事作罢。
但不久之后，王祐又听到了震惊的消息：太祖赵匡胤在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夜里驾崩。让他更震惊的消息是，继承皇位的新皇帝不是太祖的儿子，而是太祖的弟弟赵光义。
眼前发生的一切让王祐感到有些茫然，对赵匡胤的突然离世有着太多疑惑，同时对赵光义继承皇位也有很多不解。王祐对这位新即位的皇帝做不出更多的预测。当年在京城为官时，王祐也曾与赵光义有过交集，当时只是觉得赵光义这个人素有涵养，将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赵光义身上也有一股威严之气，很难让人靠近。令王祐感到恐惧的是，国家正在以不可预知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此时，王祐能做的也仅仅是维护好家人，让他们安然无恙。
王祐在华州任职期间，有人便对王旦的命运做了预测，这个人是宋初大名鼎鼎的道士陈抟老祖。据说有一日，王祐将王懿和王旭叫来，让他们参拜陈抟老祖，向其求教。但陈抟老祖并不接待王懿、王旭二人，现场一度陷入尴尬之中。过了一会儿，陈抟老祖问王祐：“你还有其他儿子吗？”王祐便说：“我家老二在屋子里没出门。”陈抟老祖说：“请将次子也叫来。”等王旦到了门口时，陈抟老祖忽然从里间走了出来，对着王旦说：“此子将来前途远大，要做二十年宰相。”王祐听了陈抟老祖这么说，自然很高兴，随口问陈抟老祖：“但我家老二这个鼻子长得不是很周正怎么办？”陈抟老祖说：“等到次子当上宰相，鼻子自然就变好了。”随即，陈抟老祖又对王旦说，“等你日后当了宰相时，一定记得减免此地的赋税。”后来，王旦果真当了宰相，在西祀汾阴时，回想起陈抟老祖的话，便向赵恒建议赦免了这一带的赋税。
这种记载当然太过戏剧化，不过这也是古人一种预示某人日后前程的常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