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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上，王旦算不上多么有名气，甚至很多人都不清楚他是宋朝人，也不清楚他曾是宋朝响当当的宰相，并为宋朝前期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为宋仁宗顺利继任和发展国家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需要告诉读者的是，在北宋前期五十多年的官僚群体中，王旦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大放光彩的宰相。其功勋不亚于策划陈桥驿兵变的赵普，也不逊于主导澶渊之盟的寇准，更不输于主导庆历新政的范仲淹。
王旦曾以高超的邦交手段处置外交事宜，让契丹、党项、高丽、交趾等国一直与宋朝保持良好关系；他慧眼识才，在鱼龙混杂的官场中，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举荐人才唯才是论，不论出身，大公无私，以至很多被他举荐的人都不知自己是王旦推荐的；他情商指数超高，巧妙处理宰执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让宋真宗对他信赖有加，群僚对他由衷赞叹；他反感官场相互结交的风气，从不接受私人宴请，更不会面见向他求官的臣僚；他一心为国，在个人事宜上从不麻烦朝廷，几个子侄都在他去世后，才真正进入宋朝官场……《宋会要辑稿》中形容他：“太尉、赠太师、尚书令王旦，践历台枢，将二十载，赞弭兵之论，兴旷世之仪。纪律用张，方夏咸乂。蔼然令德，洽于民瞻。”
北宋有一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较频繁地更换宰相，皇帝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适时调整宰相人选。放眼整个北宋，执政五年以上的宰相并不多见。有些人数次为相，时间也不长。赵普作为宋朝开国宰相，在相位十年；寇准名噪一时，却也只有短短数年的宰相生涯；范仲淹、王安石等名臣红极一时，却也无法与王旦相比较。王旦位居宰执十八年，其中有六年是他一个人主政中书。王旦任职宰相的十八年，是宋朝制度成熟、定型的十八年。王旦参与了国家各类政策的制定、推广，并让其成为“祖宗之法”。
王旦对北宋的制度起到传承、续接、发扬、革兴的作用。在他去世后，官方给予高度评价，后世统治者和士大夫更是对他追捧有加。同时，他还是诗人、作家，在那个年代，他以才闻名于世，朝廷最早给他的官职也与此挂钩。但他又具有高超的行政能力，处置政务井井有条，即便遇到善于弄权的王钦若，也不得不对他退避三舍。
另外，他又是好丈夫、好儿子、好榜样，在治家上给孩子们树立了典型。大哥去世后，他主动承担起了供养嫂嫂和子侄们的重任；他在王氏后代心中地位极高；祖先也因为他而备受荣耀，曾祖父母、祖父母都受到了朝廷的追赠。
若说以上内容还不能说明王旦的不同凡响，那么再说两则故事，且看王旦在宋仁宗和苏轼眼中的分量。
1055 年 7 月的一天，时任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的王素（王旦的第三子）请求面见皇帝，表示自己有重要事情汇报。一向勤政爱民的宋仁宗召见了王素。见了宋仁宗，行了参拜礼之后，王素哭着对宋仁宗说：“我的父亲王旦在先朝时为相十八年，如今我也受官家恩宠，担任侍从之臣。但先人的遗训，以及遗留下来的功绩和事业是我个人永远难以企及的，这些功绩和事业在先人去世后也没办法显现，家父墓碑上至今都没有官方颁布的碑文刻于上面。请求陛下垂怜，不要忘记先帝时的功臣，给予家父凭借威望的地位，勉励王氏一族后世子孙。”
仁宗听罢王素的奏表后，当下惊呼：“哎呀，你的父亲王旦服侍先帝真宗多年，一直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可称之为全德元老。朕立刻让人撰写碑文，由你负责刻于你父墓碑之上。”王素听完宋仁宗的许可后，再次拜谢了宋仁宗，走出了大殿。
随即，宋仁宗命欧阳修为王旦写碑文，记述王旦一生的功绩。欧阳修在仁宗朝大名鼎鼎，除了处置政务有特色外，他还主导了文化运动和科考改革，是宋朝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由欧阳修亲做碑文自然非同凡响：“明日，有诏史馆修撰欧阳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铭。’”这就是欧阳修根据王旦的生平写的《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欧阳修碑文写好之后，临到镌刻时候，仁宗还专门为此碑题名为“全德元老碑”。
所谓全德元老是指一个人道德上臻于完美。皇帝的这种定论，自然说明王旦一生之中在品德上毫无瑕疵。
另一则故事说的是 1079 年，三十四岁的苏轼在徐州担任两年知州后，被调往湖州（今浙江湖州）担任知州。当时，有个叫王巩的人听说苏轼被重新调往湖州，就赶到了湖州与苏轼相会。这位王巩就是王旦的孙子。王巩与苏轼是挚友，有作文的共同爱好。而论才情，苏轼又远在王巩之上，所以一直以来，王巩都将苏轼视为自己的老师，但关系又是知己好友。
王巩到了湖州以后，受到了苏轼的热情接待。那份他乡遇故知的兴奋，让两个人都激动不已。在湖州期间，两人经常游山玩水。有一次，王巩见苏轼兴致很高，遂邀请苏轼给家里的三槐堂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勉励王氏子孙后代。
当时苏轼已名满天下，苏轼的诗文只要写出来，便会到处流传。也正因为此，经常会有人请苏轼给家里写一些赞颂文字。但苏轼往往会拒绝这些要求。在苏东坡一生中，写过的墓志铭也是屈指可数，只有十三篇。
然而，这次王巩相求，苏轼无法拒绝，两人关系非泛泛之交。更重要的是，关于三槐堂的那些故事，苏轼早有耳闻，三槐王氏的精神不仅鼓励着他们家族的后人，也让苏轼对这个家族产生了钦佩之情。于公于私，苏轼都觉得应该写篇文章来鼓励一下王氏后代儿孙。于是，在充分酝酿之后，苏轼挥笔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美文——《三槐堂铭并序》。其文如下：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苏轼与王巩这次在湖州相会，为后世留下了这篇《三槐堂铭并序》，也让三槐王氏的名气更大了。苏轼在《三槐堂铭并序》中肯定了王旦对国家、对家族做出的巨大贡献，激励了一代代莘县（今属山东聊城）王氏子孙，在以后的生活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上两则故事是王旦在宋仁宗眼中的样子，以及在大文豪苏轼心中的地位。事实上，王旦的事迹不仅仅得到了宋仁宗和苏轼的高度赞誉，在历代统治者和文臣的心目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后世的帝王和大臣们，对王旦都极度推崇。
先看宋朝皇帝和臣子们对王旦的评价。王旦所处时代的皇帝宋真宗对王旦的评价是：“以后为朕开创太平天下的人一定是王旦。”
当时一直不服宋朝，打算与宋朝分庭对抗的党项首领李德明，在王旦妥善处置党项与宋朝的关系举措后，也不得不承认王旦处事周全，称王旦是宋朝难得的人才。
而与王旦有过交集的人，比如李昉、张咏、钱若水、李沆等人，均对王旦给予高度评价。张咏曾说：“我们这一榜进士中人才很多，为人慎重，清高，有名望者，当属李沆；为人深刻周密有美好品德者，当属王旦；在朝廷上直言进谏，据理力争者，当属寇准。”
可见在张咏眼中，王旦是可以与李沆、寇准相互比较之人。
后学范仲淹这样评价王旦：“王文正公旦为相二十年，人莫见其爱恶之迹，天下谓之大雅。”欧阳修、鲁宗道、李焘、王十鹏、叶适、朱熹等后世士大夫都对王旦给予高度评价。编撰《东都事略》的王称说：“以旦之贤，谏行言听，而于此有愧于沆焉，此春秋之法所以责备于贤者也。”
一个人能获得这么多称赞，这在宋朝非常少见。细数宋代以来的宰相们，有的甚至厥功至伟，但在他们罢相后，或者去世后，人们对他们也都褒贬不一，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赵普、寇准等。
但宋代官方和民间对王旦的评价可谓一致向好。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统治者和同僚们这样的赞誉呢？答案不言自明。
宋以后朝代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对王旦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明代或明清之际大文学家归有光、李贽、王夫之等人，也高度赞扬了王旦。这些人都是人中的龙凤，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夫之在他的《宋论》中说：“王旦受美珠之赐，而俯仰以从真宗之伪妄，以为荧于货而丧其守，非知旦者，不足以服旦也。人主欲有所为，而厚贿其臣以求遂，则事必无中止之势，不得，则必不能安于其位。及身之退，而小人益肆，国益危。旦居元辅之位，系国之安危，而王钦若、丁谓、陈彭年之徒，侧目其去，以执宋之魁柄。则其迟回隐忍而导谀者，固有不得已于斯者矣。”
明代名臣叶盛将王旦与寇准放在一起比较，称他们为一代豪杰，“王子明、寇平仲（寇准）皆伟然一代人豪，然天书之谬，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不能正其终。”
而王夫之则全方位地评价了王旦对宋朝的贡献。
清代名臣朱轼在他的《史传三编》中直接说：“真宗之朝多贤相，最为世所称者，沆及王旦、寇准是也。”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毕沅在他的著作《续资治通鉴》中也对王旦给予了高度评价。
除了历朝历代的高度评价，王旦也是在宋代宰相职位上全身而退，又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人。宋朝历任宰相中能够善始善终的极少，很多当时有名的宰相，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罢相，不得善终，比如强势的赵普，让宋太祖赵匡胤有时候都不得不对他让步，但他专权，遭到赵匡胤的厌烦，最终被罢相。另外，遭过罢相的还有吕夷简、王安石、范仲淹、蔡京、秦桧，等等。
王旦之所以不受排挤，在于其公。在王旦担任宰相的十八年间，一心为公，让朝中官员们非常敬佩；宋真宗也对王旦十分信任，将重要事情交给王旦去处理。有人觉得王旦是专权，越俎代庖，根本就是僭越；也有些人私底下议论王旦的“恶行”，还将王旦这种“僭越”之举上告宋真宗，结果宋真宗告诉他们，“王旦的这种做法是朕授意的”。现场一度陷入很尴尬的境地。王旦与宋真宗之间这种君臣的相互信任，超过了宋仁宗与范仲淹，超过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然而宋真宗越是这样，王旦越是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件事。即便是一直不被王旦看好的封禅祭祀活动，为了宋真宗，他也只能周旋其中，为维护国家脸面做出应有贡献。
王旦后来得了病，多次请辞，希望卸下宰相职位，没有得到宋真宗的应允。直到王旦病危，实在难以继任宰相之位，不得不反复递交辞呈，宋真宗才应允了。即便是在王旦去世的前一刻，他依然在为国家思考，位卑未敢忘忧国，继续发着最后的余热。
王旦去世后，其谥号为“文正”，也称之为“文贞”，是古代对已故大臣最高的评价。《逸周书·谥法解》中对于“文正”做过详尽解释。
历朝历代，“文正”两字都极有分量，一般的臣子是不能授予这一谥号的。唐朝时，被追赠为“文正”谥号的大臣只有魏徵、陆象先、宋璟等人。据说，当时还有个叫张说的名臣去世后，官方也打算给予其“文正”谥号，但统治者的厚爱引起了群臣的激烈争论，群臣都觉得张说不能用“文正”谥号。最后，不得不由皇帝直接下旨，张说才被授予“文贞”谥号。
元朝得到“文正”谥号的大臣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等人；明朝得到“文正”谥号的大臣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等人；清朝得到“文正”谥号的大臣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人。
北宋一朝特别重视“文正”这个谥号，得到“文正”谥号的大臣只有李昉、王旦、范仲淹、司马光、王曾、黄中庸、蔡卞、郑居中等八人。其中，蔡卞是蔡京的弟弟，蔡京在宋徽宗时为宰相，他的“文正”谥号有水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也在后世中有争议，原因是他毁掉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但北宋前期李昉、王旦、范仲淹等人，不论在个人品德，还是在为官造福于民上，给他们冠以“文正”谥号绝不会有任何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宋朝还有一个叫夏竦的人，是宋仁宗的老师。他去世后，宋仁宗打算给夏竦授以“文正”谥号，却招致群臣的强烈反对，最终宋仁宗不得不妥协，给夏竦“文庄”的谥号。
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王旦这个人的地位和威望。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王旦绝对算得上是宋代有名的宰相，正如宋仁宗评价他为“全德”。
然而，在流传后世的过程中，这位大名鼎鼎的宰相的事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而今的人，提起 10 世纪末到 11 世纪初的那一段历史，会想到杨家将的故事，也会想到寇准、包拯、范仲淹等人，但若要问起王旦，相信有很多人都不清楚。毫无疑问的一个事实是，王旦在后世流传中，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即便是上面提及的那篇碑文，也仅仅收录于苏轼的文集里，比起欧阳修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创作显得多少有些黯然失色了。若那篇碑文如《醉翁亭记》
一样脍炙人口，相信后世一定会有很多人知晓王旦。
在后世流传的各种关于宋代的演绎故事中，寇准、包拯、秦桧、韩侂胄等人都以各种版本的故事存在，但这些流传的故事基本上都忽略了王旦这个人。那些野史、杂文当中，更没有王旦的影子。
但王旦这个人的的确确存在着，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么，这样一位在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眼中的能臣，为何会淡出大众的视野呢？
想来也不奇怪，若要深入挖掘王旦的故事，还真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可供后人慢慢咀嚼发酵，衍生出很多传奇来。或许对于和平时代的宰相，他更多的是处置各种政务，调解各种关系，以至于他的事迹没有很多出彩的部分。他没有像寇准一样力主皇帝亲征的丰功，也没有和策动陈桥驿兵变的赵普那样的伟绩。他的政务，更多的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
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王旦虽在 1001 年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但那时候朝廷的主要政务由宰相李沆来主持，王旦的作用也没被凸显出来。
到了景德元年（1004），李沆去世，宋真宗也没有让王旦担任宰相，而是提拔毕士安和寇准为宰相。彼时契丹举国南侵，宋真宗打算逃跑。然而宰相寇准建议亲征，皇帝开始摇摆不定。最后，宋真宗在寇准力排众议下亲征澶州。这时王旦仍然被寇准的光环所笼罩，发不出自己应有的光芒。此时，唯一让王旦凸显出来的事件，是宋真宗选定的汴京留守赵元份病重，无法担任留守汴京的重任，宋真宗才将跟随他亲征的王旦调回去担任汴京留守。总之，这时的王旦总是作为宰执群体中的绿叶，衬托着李沆、寇准、毕士安等人。
再后来，毕士安去世，寇准被罢相，王旦才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也是从那时起，王旦与宋真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相互扶持、共同治理国家的信任，是任何力量都无法突破的信任。
以后，王旦一边跟着宋真宗封禅祭祀，一边主持政务。但正是因为封禅祭祀活动，成了宋真宗一生的污点，当然也成了王旦的污点，一直被后世诟病。也因为封禅祭祀活动，让后世的帝王再也不敢做出各种封禅祭祀的举动。王旦是为宋真宗各种封禅祭祀活动做服务的人，致使他的故事被湮没在历史长河当中。事实上，在宋真宗改元大中祥符这些年里，王旦除了负责各种祭祀封禅活动事宜之外，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治理国家上。宋真宗已非“咸平之治”时的宋真宗，很多政务也不再过问。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旦作为首相要尽一切可能地保住宋朝国家正规化运转，不至于让皇帝的各种封禅祭祀活动阻碍国家发展。若不是王旦在位期间的力挽狂澜，宋真宗会在丁谓、王钦若、陈尧叟等人的怂恿下，将逐渐强盛起来的大宋王朝再次带入灾难之中。
可以这样说，王旦是宋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位宰相。王旦为相十八年，没有如范仲淹和王安石主持的新政和变法的突出功绩，但王旦的存在，给大宋王朝的官场树立了一股新风，为官场士大夫阶层主人翁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让以后的宋仁宗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这是王旦不平凡的为官经历。在南宋理宗时，王旦还被选入了昭勋阁二十四功臣当中。
这是在宋朝三百多年王朝生涯中选出来的最具代表作性的二十四位官员。尽管后世对这次选拔当中遗漏了岳飞而愤愤不平，但这份名单一定是皇帝充分考量后慎重选出的人，绝非任何人随随便便可以入选的。
由此，也催生了我给王旦立传的想法。我想，这样一位道德上几乎没有任何污点的人，甚至对现代人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他的事迹可以影响每一个人。
需要说明的是，写这本书并不单纯地记叙王旦不平凡的一生，更多时，我会将王旦的成长置身于宋代各个大历史环境当中，让王旦的个人际遇与国家兴盛紧密结合在一起。我甚至相信，透过王旦的一生，可以窥探大宋王朝前六十年的变革。
当然，写这本书也是为了弥补王旦这一人物在现代史学界的空白，也是为三槐王氏重新找回标杆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