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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旦在濠州通判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年。三年来，他为濠州做了一系列实事，自忖问心无愧。除此之外，王旦还得了两个儿子。而今，那两个孩子如破土而出的幼苗，茁壮成长。王旦也已到了而立之年。这段时间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应该说，王旦的人生比起那些同龄的士子要顺利得多。在官场已有八九个年头了，可谓顺风顺水。即便是他的祖父辈、父辈都没有他这样顺心如意。当然接下来的时间里，王旦才会真正迎来人生的辉煌时刻。
过了不久，到了领导班子换届时。那些有望在换届中脱颖而出的人，都格外关心这件事。赵匡胤在位时，曾对宋朝领导班子任职政务进行过深度改革。他在充分吸收后周官制改革的基础上，对宋朝的官制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对地方官的任职年限做了明确规定。宋朝明文规定，地方主要领导班子在一个地方任职的时间一般都不超过三年，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个叫侯仁宝的官员，在岗位上干了很多年，原因是侯仁宝是赵普的妹夫，当时卢多逊与赵普不睦，侯仁宝跟着遭殃。 [1] 但绝大多数地方官的任职都基本遵循这一政策。之所以这样改革，是为了国家政策的顺利下达。
赵匡胤改变地方官官制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五代时。五代以来，各国灭亡皆因为政令不通、地方腐败成风，中央失去对地方的管控。虽也有钦差大臣经常游走巡视，但收效甚微。甚至有的钦差大臣与地方官沆瀣一气，共同贪污腐败。在赵匡胤还是普通人时，曾经走了很多地方，见识了基层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一些地方官员因为长期不变动政务岗位，与本地的豪强劣绅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欺上瞒下。即便是朝廷之上，卖官鬻爵成风，导致地方上民怨四起。这种情况在偏远地方尤为突出。越是偏远的地方当地的官员越是剥削老百姓。这也是许多起义从最偏远的地方先爆发的原因。
赵匡胤清晰地看到了五代以来郡县制度形同虚设的问题，很多地方官在某一职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很容易被其他的势力所拉拢。在平定天下之后，赵匡胤对宋朝的官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种改革里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对县级以上官员的任职年限和任职地点有了明确规定。
赵光义即位后，一直背负着“弑兄篡位”的恶名，尽管有赵普拿出的《金匮之盟》佐证，但依然无法去掉人们心中的猜疑。这种情况下 ，赵光义大量取士，不断将这些新科士子安排到国家重要岗位上，以代替原来太祖皇帝时的旧官僚。
这样一来，王旦、毕士安、寇准、向敏中、张齐贤，以及此前的赵昌言，还有王旦的好友王禹偁等人，都在短短数年之间得到多次提升。当然，这些人在地方上任职时也都政绩突出，又有转运使之类的人推荐，所以，他们才能升迁如此快速。
应该说，他们生活在一个重文抑武政策最突出的时代，注定了会大放异彩。
990 年是换届年，王旦也清楚，此时，他不能继续待在濠州了。他们这一批人，基本上都会进行岗位调整。
每逢此时，到京城去跑官的人会很多，京官都成了“香饽饽”。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家里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跑官的人探听朝廷的意向，打探最近需要调整的岗位，也打听那些在中央挂上号的备用官员的信息，他们会把自己收藏的各种有价值的东西拿到京城去找门路。这些跑官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政绩平平又不甘于现状的人。
这段时间以来，那些即将变换岗位的官员也都会神经敏感。吏部传出的每一个真真假假的消息，都会让他们格外紧张。这里面也有例外，比如像王旦这样的人。他们这类人不跑官，一切听从朝廷的调遣。如此这般的品格会被朝廷认可，甚至关键时刻会得到贵人相助。此时一个贵人的手已伸向了王旦。但眼下，王旦还不清楚此事。他继续在濠州干着政务，不管外界如何变化，用一颗平常心对待。
向朝廷推荐王旦的这个贵人，是他的老朋友王禹偁。
这些年来，王禹偁与王旦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一直都没有断。尽管在王旦考取进士后，他与王禹偁少了联系，但彼此心中都牵挂着。后来王禹偁考中进士，他们都成了宋朝的官员，这种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但没有变淡，反而越来越深厚。当然，这也得益于两人都是正人君子，不会因为蝇头小利而怠慢了这份友情。
这一年，王禹偁任知制诰
，也是当年王旦父亲王祐曾做过的职务，这已是高官。即便是王旦也没有做到这个职务，可见有时候考中进士的时间与为官的经历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王禹偁之所以能快速升迁，无外乎两点原因：一是王禹偁刚正不阿、一心为公，这是任何统治者都非常欣赏的品质；二是王禹偁倡导宋初古文运动，倡导文人士大夫摒弃五代以来辞藻华丽但毫无内涵的文风，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写诗文。他与柳开
、田锡
等人，都是宋初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提出了宋初文辞革新的理念，而且自己也写这方面的诗文，这让王禹偁的名气非常大了。
这种情况下，作为知制诰的王禹偁有很多时间见到赵光义，聆听赵光义对国家的改革意图。中央对各地官吏的任职，都要通过诏书的形式颁布。王旦在濠州任职期满后，自然也会进入中央考察地方领导官员的名单。王禹偁作为草拟诏书的人，在那些备用官员的名单里自然也看到了王旦的名字。
于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王禹偁对赵光义说了一通王旦的事情，比如王旦小时候被人们传为有宰相的外表，王旦在平江县任职后，县衙里再也不闹鬼叫声，还有王旦的父亲王祐……
赵光义兴致很高，对王旦多了一些兴趣。王禹偁清楚，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让朝廷重用王旦，毕竟还要说出些政绩。王禹偁又说起了王旦在平江、郑州、濠州等地任职时，对地方上的一些有力措施。
时隔不久，朝廷便对这一批官员进行了岗位调整。朝廷这次直接将王旦的岗位调整到了转运使。
这是他岳父赵昌言之前干过的岗位。当时赵昌言也只是转运副使，而王旦则直接担任转运使。这个转运使岗位比较复杂，它既有巡视的职责，又有调集粮草的职责；既有监督官员的职权，又有举荐官员的职权。手中握着考察转运地区官员的大权，这也是很多官员追求的一个岗位。朝廷现在让王旦担任此职，应该是觉得王旦为人正直。
朝廷发了任职文件后，命各地的驿站迅速通知这些岗位调整的人员，让他们准备即刻赴任。朝廷的任职消息传到了濠州，王旦便带着家人到汴京上任。好在之前在汴京的房子还在，打扫一下也能住人。安顿好一家老小之后，王旦便到朝中任职。
干了没几天，王旦觉得转运使一职大有学问，尽管不过是个临时“使职”，但这个考核人的岗位需要久经官场的经验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很显然王旦没有这样的经验。王旦的岳父赵昌言也在京城为官，可以给王旦传授经验。王旦深受王祐的影响，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这样一来，王旦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转运使，至少目前他还无法胜任这项政务。于是，王旦请求朝廷重新调整他的岗位，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不能任职转运使的缘由。
王旦的请求最终批给了吏部，这下还真难住了吏部那些官员。关于王旦等人的任命，是皇帝亲自审阅宰相签署的，现在重新变动，恐怕会有难度。况且王旦觉得自己不适合转运使，给他调整岗位，此风一开，那些和王旦同一批调整岗位的人会不会效仿？但是王旦的札子写得也非常有道理，朝廷不得不重新考量王旦的岗位任职。吏部的几个头头脑脑商量了一番，觉得这件事情他们做不了主，还是上报给赵光义做决定为好。
赵光义清楚这件事后，觉得王旦这个人很有意思。便按照王旦的特长，给他重新安排了政务。吏部的官员们一合计，觉得王旦素有才名，将他安置在三馆最合适了。况且此前王旦已参与过《文苑英华》诗类等书籍的编纂政务，进入三馆，算是最好的安排了。
由此，王旦先参加馆阁人员考试，通过考试后，被安排在了弘文馆。
王旦的这种传奇经历，放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毕竟朝廷给每个人的职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尤其是不断提拔的官员，朝廷让你到哪里，你就得到哪里。哪有个人挑剔职位的道理？当然，也只有宋朝可以对士大夫这样宽宥。
朝廷重视三馆人员选拔政务，与赵光义非常看重史料编纂政务有关。今天看到的很多宋史资料其实都是已被多次修改，直到赵光义满意了才定的稿。以至于今天看到史料中关于赵光义的记载，基本被改得面目全非，不是真实的赵光义生平。那时候的赵光义一心想美化自己的形象，让后人对他充满敬畏。如此，进弘文馆的人，赵光义自然要进行详细审核。
考察了王旦之后，赵光义觉得王旦适合在弘文馆任职。于是，调令也下来了，王旦正式进入弘文馆任职。
王旦满心欢喜地到馆阁任职去了。事实上，在干了很多年地方领导后，王旦决定干这个史官也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史馆这种政务，相较于地方性的政务而言有其特殊性，可以不用考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一心在史籍中查缺补漏、修订遗失。这是一种相对较为规律的政务；另一方面，家里人也都需要他照顾。史馆的政务朝九晚五，便于照顾家里。
王旦受到了朝廷的青睐，政务上也不敢有丝毫马虎。自从岗位调整后，王旦便一心扑在了政务上。史籍编纂政务看似整天和文字打交道，但也容不得半点儿含糊。每一个不能确定的疑问，都要找到各种典籍来详细参对，相互印证。宋朝以文人治国是要提倡文治，而文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完善各类史籍资料，用这些史籍资料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弘文馆的政务看似整天和文史资料打交道，其实涉及国家根基。朝廷给王旦临时调整政务岗位，也是基于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干编纂史籍这个政务，就得对得起朝廷的器重，特别是要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当然，也要为后世负责，毕竟史籍资料要留给后世，司马迁忍辱负重才有《史记》流传于后世，他虽不能与司马迁相比，却也应该学习司马迁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把真正的史籍资料编纂好。
当然，王旦干的不仅仅是编纂史籍，还有其他政务。这个弘文馆主要负责校正图书、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及礼仪。所以，他除了编纂史籍资料，还要修订朝廷礼仪制度。这项政务也非常艰难，一切制度的制定，都要广泛调研，符合实际，不能闭门造车。当然，这项政务不仅仅只有王旦一个人在做，他一个人也完不成这么大的政务。但正是因为王旦参与其中，为他后来在宰相职位上实行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制定打下了基础。
王旦在弘文馆任职时，虽没有在中央权力的最中心，却也认识了很多中央高层的官员，这些人大权在握，处处都透露着大贤能者的风范。他们对大局的把握，对政局的认识，明显比一般人要高。王旦尽管不是权力巅峰的人，却能在这些人身边做事，尤其是能与李沆、苏易简等人结识，进一步扩大了社交圈子。
王旦和这些人在一起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优良品质。最让人惬意的是，在政务不忙时，他还能与王禹偁、杨亿等人小酌一杯，说一说官场的琐事，每每此时，王禹偁都会拿出自己新的诗作来让众人评价。杨亿是西昆体的支持和倡导者，他和王禹偁等人倡导宋初的古文运动。王旦对王禹偁和杨亿非常佩服，这两个人政务扎实认真，各方面能力都很强，还能写一手好文章，自己虽也擅长作文，但与王禹偁和杨亿比起来，似乎还有距离。尤其是他们主张的文化改革策略，王旦觉得非常有意义。当然，王禹偁也有致命的缺点，就是为人太过耿直，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相较而言，杨亿的性情比王禹偁要和善一些，也温和一些。王旦不断地通过别人的缺点来审视自己，查找自身的不足。整天在中央机构里，和这些人相处，许多官场的利弊，他都看在眼里了。他也对那些中央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了解。
此时的王旦，一心扑在政务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生怕出现任何闪失。虽然宋朝的国家制度不断健全，但很多方面还是有漏洞。尤其官场，是个是非之地。在这种权力中心很容易风生水起，也很容易遭受贬谪。与其说王旦在弘文馆任职是对他的重用，毋宁说王旦在弘文馆任职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处理和协调各种关系的本领。
这段时间以来，王旦尽心尽力地把自己手头的政务做好，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一些棘手的问题得以解决。此时的王旦，也是积极进取的，从进入官场到现在十年间，他已成长为高官。这虽与个人能力、国家政策机遇、皇帝用人喜好及贵人鼎力相助等有关系，但十年间，从一个平江县令到中央馆阁一路升迁，也不是所有士子都能做到。人在官场，如同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永远都不清楚下一站该到何处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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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资治通鉴》卷十：凡九年不得代。仁宝恐因循死岭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帅被害，国乱可取，愿乘传诣阙面奏。”帝大喜，命驰驿召之。多逊言先召仁宝，必泄其谋，不如授仁宝以飞
之任，令经度其事。帝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