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王祐隐隐觉得国家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眼下,最操心的是大儿子王懿参加殿试之事。小儿子王旭还小,二儿子王旦虽也快到了参加省试的年纪,但这孩子自小最让人省心,学业之事,王祐很少过问王旦。
老大王懿虽性行淑均,性格上很像他自己,这种执拗,在官场上做事,绝不是好预兆。若不入仕还好,但宋朝重用读书人,不让孩子们进入官场也不妥。人生天地间,该走的路还是要走一走。王懿的行为方式在官场上是要栽跟头的,须矫正,不能再走自己走过的老路。可王祐忽略了,正是自己公正、怜悯百姓等性格,才深深影响了三个儿子,他们在以后的政务中必然将王祐视为榜样。
当然,影响孩子考试的还有制度方面的问题。以前省试后,授予官职。但问题出在 972 年科举考试时,当年王祐还在地方任职。
那时候,朝廷主持省试。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李昉,这也是常规动作,由翰林学士主持考试。前期准备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考试时也没出岔子。科考后,预选人员名单已产生。此时,按照惯例,赵匡胤要招待这些考中的士子,顺便试探一下招上来的人是否有真才实学。宴会开始后,赵匡胤问到一个叫武济川的士子,武济川却完全是一个外行的表现,对皇帝的问话答非所问。这让赵匡胤脑海中闪现出一个疑惑:是不是考试中有作弊行为,有人故意录用了武济川这样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恰巧此时,有个叫徐士廉的落榜士子举报李昉“用情取舍”,不按考生实际水平取士。
赵匡胤便派人去调查此事。调查的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了一个问题:武济川与主考官李昉是同乡。已无须再说明了,肯定是李昉“用情取舍”,开了后门,录用了武济川。对于这样的事情,李昉自然百口莫辩。赵匡胤得知这一情况后震怒,一直以来赵匡胤对李昉这个人都非常看重。不久前,赵匡胤刚刚任命李昉为翰林学士,让李昉的班次排在卢多逊前面,一时成为美谈。
没想到朝廷刚刚重用,他就徇私舞弊。随即朝廷将李昉被贬为太常少卿,之后改判国子监。
之后,朝廷对这些士子进行重新考试,由赵匡胤亲自主持殿试。其中,有个叫宋准的士子被李昉录取为一甲头名,即状元郎,赵匡胤提问这个宋准,但宋准思维敏捷,回答得当,最终被确定为状元。
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次殿试,在已录取的三十六人中发现了十人不合条件,最终落榜,而在原落榜士子当中又录取了一部分新士子。
这件事后,赵匡胤对科举考试非常关注了,殿试也自此形成。当然,此时的殿试实际上是刷人的考试,省试考过并不意味着殿试能考过。比如有个叫王禹称的士子,省试第一,但在殿试时被刷掉了。还有一些士子屡试不中,最终投奔了赵德明,成了党项首领的军师,一直鼓动党项人进攻宋朝。其中有两个人最为知名:一个叫张元,一个叫吴昊。
宋朝设置的殿试,不过是为了核实过了省试士子的一道关卡,但这道关卡让很多人无法逾越。
王祐自然清楚殿试意味着什么。
王祐经常以此给儿子们灌耳音,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当然,随着考试新制度的建立,原来准备复习考试的科目和范围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考试内容着重诗、赋、论等形式。其间,产生了一些全国上下才高八斗的状元。从前期考中的人来看,宋代科举制度比较合理,且宋廷对科举制度这一块也非常重视,不允许有腐败案件发生,宋朝是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一大批新人到重要岗位上任职。
此举为那些寒门学子打开了进入仕途的大门,许多锥藏在穷乡僻壤的学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当然,相较于唐代的科举,宋代在录取人数上新增了不少,除了殿试三甲之外,对通过殿试的人设置了一个录取标准,只要过了录取标准线,就被赐予进士及第。
此时的考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然而,即使一个人的脑袋再好用,记忆力再强大,经史子集也不可能全部记下来。可王懿似乎成竹在胸。王祐嘱咐王懿,不要太过自信,毕竟这是全国性的考试,不说朝廷里面考官评卷时的个人喜好,就说面对中原地区所有的读书人,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够独占鳌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永远都是一句不过时的话。人只有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够不断成长。听了这些王懿不好意思地点着头。
王祐当然不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每次谈话都是善意的提醒。王懿也是聪明人,一点便通。
976 年十二月,新皇帝赵光义改元太平兴国。第二年开春,忽然从朝廷中传来一个消息,新皇帝要开科取士。
但王祐清楚,在朝廷中,贡举队伍里有些人与他不对付,侯陟、卢多逊等人早对他怀恨在心。尽管朝廷重视殿试,重视选拔人才。但至于怎么选,选拔人才的标准以及决定谁去谁留的权力,却在那些同知贡举手里,他们掌握着参加考试的学子们的命运,他们可以随便找出一些理由让你落榜,反正全国的士子多的是,选拔成绩相差无几的人,可操作性太强了。王祐自己当年也干过这种事,深知其中的深浅。尤其让王祐担心的是,侯陟这次也是主考官之一。若这次儿子考试之事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知道了,那么王懿还能顺利进入宋朝官员序列吗?可这又能怎么办呢?除了让儿子加把劲儿继续好好复习外,别无他法。
当然,眼前还有条路,是王祐亲自找侯陟、卢多逊等人,拿出厚礼,放下身价,给这些人道歉。事情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结果。但王祐不可能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那个叫骨气的东西,总在他心中作怪。
当然,这种考试士子比较多,甚至有人一两年前就到汴京住下来复习。显然,大家对考试抱有很大期望,这是鲤鱼跳龙门的捷径。只要通过考试,直接就可以封官,十年寒窗都值得了。不管是寒门士子,还是豪门士子,目的都是如此。
一切备考事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王祐比参加考试的儿子还要紧张,两位夫人则按时按点地准备好吃喝。所有人都想给王懿创造一个良好的复习环境。
王懿到汴京考试,考完后并未急着回家,而是等着发榜。王祐已写家书来,询问情况。王懿据实做了回复,但王祐还是隐隐担忧,万一有人从中作梗,这次考试可能会泡汤。
事实证明王祐多虑了,因为王懿考上了。
王懿成了一名进士,但并不是三甲,而是这次取士数百人中普通的进士。王懿清楚结果后,为自己考试之前的不可一世感到羞愧,并给王祐寄去了书信,诉说实情。接到儿子的信后,王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悬着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了地。王祐倒觉得,这个不是三甲的进士身份好。只要成了进士,王懿就进入官场,预示着儿子的身份问题得到了解决。若这次考试儿子进了三甲,可能真会有人借题发挥。到时,这个进士的身份怕也很难保住。既然是进士了,至于他将来在官场能否官运亨通,那则是自己的修为了。如此,王懿成了众多幸运儿当中的一个。
随着王懿被录为进士,吏部便开始为这批进士拟定岗位。不久,王懿被调任到一个县任职县令。王懿回华州看过一次父母,然后去上任了。此时的王祐,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华州行军司马的职位上干着。
这段时间是王祐从政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当然,主要是内心深处的煎熬。王祐对仕途也逐渐失去了信心,不惑之年,早看透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要不是为了儿子们和家人,他倒愿意做个闲云野鹤,到处游荡,四海为家。
虽看透官场的蝇营狗苟,但为今之计,要想让儿子们有出息,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条路可走。而这一条路对个人的名利诱惑太多,他心中又有些担心。儿子们面对钱、权、色的诱惑时,能否做到公平、正义?原想着大儿子王懿离家后会少一分牵挂,想不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又泛上心头。
于是,王祐会隔一段时间给王懿写一封信,询问儿子到地方任职后的情况,王懿也会把自己处理的一些公事说给王祐听。王祐要求王懿要经常反思自己,并针对王懿政务中遇到的许多问题,结合自己多年的为官经验,提供一些建议。
当然,王祐也仅仅是交流,绝不干涉王懿。毕竟王懿已长成大人了,凡事他有自己的见解和具体做法。王祐自然不会直接去掺和这些事。王祐支持王懿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地去尝试。人在年轻时多走些弯路是必要的,只有走了弯路才能让人生丰富多彩。
王祐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二儿子王旦身上。过不了多久,王旦也要参加省试了。毕竟省试也非常重要,只有过了省试,将来才会有参加殿试的资格。王祐对王旦有一种由衷的寄托之感,这个孩子内敛、不露声色的品性让王祐自愧不如。他这一生都没有位及三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三个儿子,如果他们能够官拜宰相,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当然,这倒不是说非得要不择手段地爬到那个位置上,而是宰相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是一种人生追求高度。人总要为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才好,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可是如何才能保证王旦实现这一愿望呢?王祐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让儿子们好好学习。老大王懿未取得三甲头名,这后两个儿子,考试成绩应该比老大好一些。两个儿子中,总得有一个要登上三甲之榜。这不仅是为他们自己谋得出路,也是影响整个王氏家族发展的方向,更是实现他当年手植三槐的初衷。
王祐不断地教育着王旦和王旭,用古人的成功经验勉励他们,要求他们不骄不躁。两个孩子越发表现出更为成熟的一面。王旦旧书常读,新书多读,还挑一些不是考试科目的书籍,尤其是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的王旦涉猎广泛,如饥似渴。这种书香氛围一旦形成,家人也沉浸其中。小儿子王旭看到二哥夜以继日地博览群书,便也十分刻苦。即便是王祐本人,看到孩子们如此认真,也会随手翻阅经史子集。
在做人处事方面,王旦的成熟明显超出同龄人。他总能影响周围人。比如,王旦能够均衡自己的玩具,自己留几个,其他的也分给别人。与人共享的品格,可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王旦的这些优秀品质一点一点地被发现。若不出意外,王旦应该也能进入仕途,并能很好地游走于官场。其成绩应该要比王懿高一些。在这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王祐越来越觉得王懿的性格和自己很像,认真追求学问,执拗又不失公平,疾恶如仇又不失热情奔放,见不得贪污腐败。三儿子王旭,还看不出来有多少过人之处。
王旦已对宋朝的考试程序烂熟于心。此时的王旦和王祐一样,喜好诗文,无事闲暇之余,和王祐进行探讨。他们有时候像朋友一样,畅谈着所思所想。王祐会把在政务中遇到的一些事告诉王旦,让他分析处理办法。王旦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国家政治领域建设方面,王旦已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认知理论。王旦也写一些政论文,分析当前国家大事。这些常常令王祐感到震惊,看来这个孩子已在为国家的将来考虑了,《宋史》里记载,王旦少年时代“好学有文”,应该是指王旦这时写过一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