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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王祐隐隐觉得国家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眼下，最操心的是大儿子王懿参加殿试之事。小儿子王旭还小，二儿子王旦虽也快到了参加省试的年纪，但这孩子自小最让人省心，学业之事，王祐很少过问王旦。
老大王懿虽性行淑均，性格上很像他自己，这种执拗，在官场上做事，绝不是好预兆。若不入仕还好，但宋朝重用读书人，不让孩子们进入官场也不妥。人生天地间，该走的路还是要走一走。王懿的行为方式在官场上是要栽跟头的，须矫正，不能再走自己走过的老路。可王祐忽略了，正是自己公正、怜悯百姓等性格，才深深影响了三个儿子，他们在以后的政务中必然将王祐视为榜样。
当然，影响孩子考试的还有制度方面的问题。以前省试后，授予官职。但问题出在 972 年科举考试时，当年王祐还在地方任职。
那时候，朝廷主持省试。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李昉，这也是常规动作，由翰林学士主持考试。前期准备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考试时也没出岔子。科考后，预选人员名单已产生。此时，按照惯例，赵匡胤要招待这些考中的士子，顺便试探一下招上来的人是否有真才实学。宴会开始后，赵匡胤问到一个叫武济川的士子，武济川却完全是一个外行的表现，对皇帝的问话答非所问。这让赵匡胤脑海中闪现出一个疑惑：是不是考试中有作弊行为，有人故意录用了武济川这样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恰巧此时，有个叫徐士廉的落榜士子举报李昉“用情取舍”，不按考生实际水平取士。
赵匡胤便派人去调查此事。调查的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了一个问题：武济川与主考官李昉是同乡。已无须再说明了，肯定是李昉“用情取舍”，开了后门，录用了武济川。对于这样的事情，李昉自然百口莫辩。赵匡胤得知这一情况后震怒，一直以来赵匡胤对李昉这个人都非常看重。不久前，赵匡胤刚刚任命李昉为翰林学士，让李昉的班次排在卢多逊前面，一时成为美谈。
没想到朝廷刚刚重用，他就徇私舞弊。随即朝廷将李昉被贬为太常少卿，之后改判国子监。
之后，朝廷对这些士子进行重新考试，由赵匡胤亲自主持殿试。其中，有个叫宋准的士子被李昉录取为一甲头名，即状元郎，赵匡胤提问这个宋准，但宋准思维敏捷，回答得当，最终被确定为状元。
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次殿试，在已录取的三十六人中发现了十人不合条件，最终落榜，而在原落榜士子当中又录取了一部分新士子。
这件事后，赵匡胤对科举考试非常关注了，殿试也自此形成。当然，此时的殿试实际上是刷人的考试，省试考过并不意味着殿试能考过。比如有个叫王禹称的士子，省试第一，但在殿试时被刷掉了。还有一些士子屡试不中，最终投奔了赵德明，成了党项首领的军师，一直鼓动党项人进攻宋朝。其中有两个人最为知名：一个叫张元，一个叫吴昊。
宋朝设置的殿试，不过是为了核实过了省试士子的一道关卡，但这道关卡让很多人无法逾越。
王祐自然清楚殿试意味着什么。
王祐经常以此给儿子们灌耳音，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当然，随着考试新制度的建立，原来准备复习考试的科目和范围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考试内容着重诗、赋、论等形式。其间，产生了一些全国上下才高八斗的状元。从前期考中的人来看，宋代科举制度比较合理，且宋廷对科举制度这一块也非常重视，不允许有腐败案件发生，宋朝是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一大批新人到重要岗位上任职。
此举为那些寒门学子打开了进入仕途的大门，许多锥藏在穷乡僻壤的学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当然，相较于唐代的科举，宋代在录取人数上新增了不少，除了殿试三甲之外，对通过殿试的人设置了一个录取标准，只要过了录取标准线，就被赐予进士及第。
此时的考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然而，即使一个人的脑袋再好用，记忆力再强大，经史子集也不可能全部记下来。可王懿似乎成竹在胸。王祐嘱咐王懿，不要太过自信，毕竟这是全国性的考试，不说朝廷里面考官评卷时的个人喜好，就说面对中原地区所有的读书人，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够独占鳌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永远都是一句不过时的话。人只有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够不断成长。听了这些王懿不好意思地点着头。
王祐当然不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每次谈话都是善意的提醒。王懿也是聪明人，一点便通。
976 年十二月，新皇帝赵光义改元太平兴国。第二年开春，忽然从朝廷中传来一个消息，新皇帝要开科取士。
但王祐清楚，在朝廷中，贡举队伍里有些人与他不对付，侯陟、卢多逊等人早对他怀恨在心。尽管朝廷重视殿试，重视选拔人才。但至于怎么选，选拔人才的标准以及决定谁去谁留的权力，却在那些同知贡举手里，他们掌握着参加考试的学子们的命运，他们可以随便找出一些理由让你落榜，反正全国的士子多的是，选拔成绩相差无几的人，可操作性太强了。王祐自己当年也干过这种事，深知其中的深浅。尤其让王祐担心的是，侯陟这次也是主考官之一。若这次儿子考试之事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知道了，那么王懿还能顺利进入宋朝官员序列吗？可这又能怎么办呢？除了让儿子加把劲儿继续好好复习外，别无他法。
当然，眼前还有条路，是王祐亲自找侯陟、卢多逊等人，拿出厚礼，放下身价，给这些人道歉。事情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结果。但王祐不可能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那个叫骨气的东西，总在他心中作怪。
当然，这种考试士子比较多，甚至有人一两年前就到汴京住下来复习。显然，大家对考试抱有很大期望，这是鲤鱼跳龙门的捷径。只要通过考试，直接就可以封官，十年寒窗都值得了。不管是寒门士子，还是豪门士子，目的都是如此。
一切备考事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王祐比参加考试的儿子还要紧张，两位夫人则按时按点地准备好吃喝。所有人都想给王懿创造一个良好的复习环境。
王懿到汴京考试，考完后并未急着回家，而是等着发榜。王祐已写家书来，询问情况。王懿据实做了回复，但王祐还是隐隐担忧，万一有人从中作梗，这次考试可能会泡汤。
事实证明王祐多虑了，因为王懿考上了。
王懿成了一名进士，但并不是三甲，而是这次取士数百人中普通的进士。王懿清楚结果后，为自己考试之前的不可一世感到羞愧，并给王祐寄去了书信，诉说实情。接到儿子的信后，王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悬着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了地。王祐倒觉得，这个不是三甲的进士身份好。只要成了进士，王懿就进入官场，预示着儿子的身份问题得到了解决。若这次考试儿子进了三甲，可能真会有人借题发挥。到时，这个进士的身份怕也很难保住。既然是进士了，至于他将来在官场能否官运亨通，那则是自己的修为了。如此，王懿成了众多幸运儿当中的一个。
随着王懿被录为进士，吏部便开始为这批进士拟定岗位。不久，王懿被调任到一个县任职县令。王懿回华州看过一次父母，然后去上任了。此时的王祐，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华州行军司马的职位上干着。
这段时间是王祐从政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当然，主要是内心深处的煎熬。王祐对仕途也逐渐失去了信心，不惑之年，早看透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要不是为了儿子们和家人，他倒愿意做个闲云野鹤，到处游荡，四海为家。
虽看透官场的蝇营狗苟，但为今之计，要想让儿子们有出息，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条路可走。而这一条路对个人的名利诱惑太多，他心中又有些担心。儿子们面对钱、权、色的诱惑时，能否做到公平、正义？原想着大儿子王懿离家后会少一分牵挂，想不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又泛上心头。
于是，王祐会隔一段时间给王懿写一封信，询问儿子到地方任职后的情况，王懿也会把自己处理的一些公事说给王祐听。王祐要求王懿要经常反思自己，并针对王懿政务中遇到的许多问题，结合自己多年的为官经验，提供一些建议。
当然，王祐也仅仅是交流，绝不干涉王懿。毕竟王懿已长成大人了，凡事他有自己的见解和具体做法。王祐自然不会直接去掺和这些事。王祐支持王懿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地去尝试。人在年轻时多走些弯路是必要的，只有走了弯路才能让人生丰富多彩。
王祐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二儿子王旦身上。过不了多久，王旦也要参加省试了。毕竟省试也非常重要，只有过了省试，将来才会有参加殿试的资格。王祐对王旦有一种由衷的寄托之感，这个孩子内敛、不露声色的品性让王祐自愧不如。他这一生都没有位及三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三个儿子，如果他们能够官拜宰相，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当然，这倒不是说非得要不择手段地爬到那个位置上，而是宰相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是一种人生追求高度。人总要为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才好，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可是如何才能保证王旦实现这一愿望呢？王祐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让儿子们好好学习。老大王懿未取得三甲头名，这后两个儿子，考试成绩应该比老大好一些。两个儿子中，总得有一个要登上三甲之榜。这不仅是为他们自己谋得出路，也是影响整个王氏家族发展的方向，更是实现他当年手植三槐的初衷。
王祐不断地教育着王旦和王旭，用古人的成功经验勉励他们，要求他们不骄不躁。两个孩子越发表现出更为成熟的一面。王旦旧书常读，新书多读，还挑一些不是考试科目的书籍，尤其是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的王旦涉猎广泛，如饥似渴。这种书香氛围一旦形成，家人也沉浸其中。小儿子王旭看到二哥夜以继日地博览群书，便也十分刻苦。即便是王祐本人，看到孩子们如此认真，也会随手翻阅经史子集。
在做人处事方面，王旦的成熟明显超出同龄人。他总能影响周围人。比如，王旦能够均衡自己的玩具，自己留几个，其他的也分给别人。与人共享的品格，可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王旦的这些优秀品质一点一点地被发现。若不出意外，王旦应该也能进入仕途，并能很好地游走于官场。其成绩应该要比王懿高一些。在这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王祐越来越觉得王懿的性格和自己很像，认真追求学问，执拗又不失公平，疾恶如仇又不失热情奔放，见不得贪污腐败。三儿子王旭，还看不出来有多少过人之处。
王旦已对宋朝的考试程序烂熟于心。此时的王旦和王祐一样，喜好诗文，无事闲暇之余，和王祐进行探讨。他们有时候像朋友一样，畅谈着所思所想。王祐会把在政务中遇到的一些事告诉王旦，让他分析处理办法。王旦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国家政治领域建设方面，王旦已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认知理论。王旦也写一些政论文，分析当前国家大事。这些常常令王祐感到震惊，看来这个孩子已在为国家的将来考虑了，《宋史》里记载，王旦少年时代“好学有文”，应该是指王旦这时写过一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