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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于是，就开始对文化进行反思。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增强了人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视，开始认真地去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它们。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文化的寻根意识。
在文化趋同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一种文化寻根意识，这并不奇怪。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就越具有世界意义。我们打造的很多文化产品，应该更多地具有中国的民族性，这样拿到世界上去，人家才会承认你。如果你打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跟流行艺术一样，人家还看它干什么呢？看他自己的就可以了。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酝酿怎样来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但是一定要记住，保护遗产并不是要把它变成跟现代流行的文化一样的形式，而是要保护它本来所具有的那种民族特色，让它呈现出它的世界意义来。
我们现在虽然高喊要保护、传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事之前，没有树立起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那么，我们这样去保护它，反而会使它丧失本来的民族特性。很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尽管我们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结果——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反而是解构了我们的传统。所以，我觉得树立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树立这种主体意识，就是要强调以我为主、以传统为主，而不是去迎合时代、迎合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就是要认识到我们传统中有这样一种样式的文化形态，不管是艺术，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有这样一种样式形态存在。
如果你把这种样式变成现在人人都能够接受的、都能够欣赏的，那就失去了这种样式的意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又涉及现代化是不是西化的问题，传统跟现代是不是截然对立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割断传统？是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文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包袱？我想不是这样的，其实每个民族要真正走向现代化，都只有根植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才行！
前面我提到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去欧洲考察，回来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的小册子，反思对西方的看法。实际上，他当时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叫作《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他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因为当时土耳其一心一意地想脱离亚洲跻身于欧洲。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总统叫作凯末尔，他当时就用他的权力全面推行土耳其的西化，或者说是欧化，要彻底地摆脱原来它作为伊斯兰国家、亚洲国家的背景。土耳其确实比较孤单，它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的地方，一直面临着是走欧洲的道路，还是走亚洲的道路的问题，就像蒙古一样。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去了一次蒙古，见了他们国家的宗教局长。他当时就跟我们讲，蒙古很想回到亚洲，因为蒙古毕竟还是在亚洲，继承的是亚洲的文化传统。
而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想的就是要走向西方、要西化，所以它彻底地改变了，无论是在政治制度上、思想观念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彻底地改变了。比如，我们知道伊斯兰的妇女出门都要蒙头巾，但土耳其就取消了这个要求。后来，土耳其甚至取消了一直用的阿拉伯文字，而改用西方的文字。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它推广以后，彻底地改变了一代人。这一改革实际上是中断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年轻的一代不能读传统的典籍了，读不了了，阿拉伯文不认识了。就像现在在中国，我们要找出能够很顺利、很精确地读古书的人也不容易，在全中国能够找出多少人来？不多了。
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语言文字又是文化的载体。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欧洲着急什么呢？着急他们的语言文字里掺杂进去了英语，特别是美式英语，西班牙当时就提出要纯洁语言。这个问题在日本是最严重的，日本语汇中外来语很多，而外来语的变化又迅速得很。日本的很多学者就常常跟我讲，他们如果出去待个一两年，不接触国内的文献，回去以后很多书就看不懂了。
中国一直以来是非常重视历史的。近代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叫龚自珍，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常常引用这句话。龚自珍在研究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从中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我觉得这句话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它的历史，让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了，那么还有这个国家吗？没有了。
所谓的“灭其史”，也就是灭掉它的文化。你釜底抽薪地把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改掉了，它的人民连自己国家的文字都不认识，连自己国家的文化都不知道，还会认同它吗？一个不认同本国文化、文字和历史的人，你让他爱国，他爱得起来吗？
我们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认同我们自己的文化。现在的某些年轻人心里一天到晚想的都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文化，你一定要让他爱国，有时候是很难为他的，他没有认同感啊！所以，爱国的基础建立在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上，当然也可以说是对本国历史的认同，对历史的认同也就是对文化的认同。
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吧，不是有很多人提出来要保卫汉语的纯洁性吗？当然，我觉得我们的汉语虽然有问题，但还不至于到土耳其那样的状况，也不至于像韩国。韩国，还有朝鲜，它们的民族情结很深，所以就废除汉字，不让用汉字，害得现在韩国和朝鲜的年轻人读不了古代的文献，这不就是割断历史吗？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朝野各界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讨论，就是讨论汉字的问题。汉字是不是应该保留？是不是应该在小学、中学里教孩子们认汉字？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
土耳其一心要挤入欧洲，成功了吗？没有。实际上，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土耳其大概是在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后来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是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能够挤进去。而苏联解体后，许多欧洲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原来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很快被欧盟吸收了。可土耳其努力了几十年，人家还是没有接纳它。
实际上，土耳其成了一个“人格”分裂的国家。它形式上要走向西方，内心却又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种“人格”的分裂。
这种情况在中国有没有呢？其实也有。我常常讲，中国近代许多人的人格是双重性的。前面我提到的吴虞，他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他对传统的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批判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吴虞的性格有两重性，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的日记，从中就能看到，他实际上一方面要反叛，要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内心又觉得很空虚，打倒孔家店以后怎么办？要找到东西来填补啊。完全用西方的文化来填补，他又觉得接受不了。怎么办呢？信佛吧。所以他在书斋里面布置了一个小佛堂。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很矛盾：虽然批判传统文化，但他自己还要讨小老婆；虽然批判国家的专制、家长的专制，但他的女儿要自由恋爱、要结婚，不行！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矛盾啊！
再拿鲁迅来讲吧，他是近代的一面旗帜，是对传统批判得最激烈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内心也一样啊，他还是非常遵守中国传统的孝道的。所以他母亲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出资刻了《百喻经》。
又比如，胡适先生可以说是先进的吧，但他就娶了一个小脚女人做老婆！为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违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人实际上都有两面性。
土耳其也是这样，表面上彻底西化，内心其实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底蕴。但当它想回到亚洲时，亚洲这边的人也害怕啊。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土耳其要回来，却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集体反对。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把它看成是亵渎了神的国家，坚决拒绝它，把它弄得里外不是人，很可怜。这就像《庄子》里“邯郸学步”的寓言说的那样，学了半年回来，那边的没学好，自己原来走路的方法也忘了。
所以就是刚才我讲的，你想要彻底割断传统，是割不断的，它跟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你要想原封不动地把它搬到现在，也是不可能的，它总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只能通过不断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去发展传统，传统才会有它的生命力，但是这个根子是绝对不能够断的。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扎实的根基就在它的传统里面。从这方面来讲，传统就是现代化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传统绝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这个观念必须要树立起来。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跟古代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西方走向现代化有两个大的事件，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从14世纪开始一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都复兴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它就是要冲破欧洲中世纪神权决定一切的文化。那么，从哪儿去找力量？到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就是要倡导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化。
启蒙运动也反对中世纪文化，它和文艺复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大量汲取了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因为当时西方宗教改革以后，有一批传教士来到了东方，其中一些人到了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正是这些人把东方的文化带回了西方。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他们把很多的中国典籍也带回去了，像《周易》《论语》《史记》当时都被翻译过去了，这在西方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因为它们让西方的改革者看到了一个理想的途径。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以道德而不是神权来治理国家的，而这正是西方改革者所向往的。在那时，中国是西方人心中最理想的一个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走向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不仅从它自己的传统文化里汲取了营养，还从外来的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它的近代文明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而是在汲取了这两方面的营养后，再创造的。它并没有割断自己的历史，并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借鉴意义。对中国人来讲，认同、接受传统文化，其实有两个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五四运动时提出来的，当时认为中国文化最缺乏的两个东西——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我们一谈到要走向现代化，都认为必须抛弃中国的传统。
我觉得这种看法其实是需要重新来检讨的。人们往往认为西方文化中本来就有民主，但实际上，西方近代的民主也是在对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接受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它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方面的思想萌芽，比如古中国就有“民为邦本”“民为贵”这样一些思想。当然，这些思想并不等于现在的民主概念，但如果从欧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的这些人文精神所起的作用看，这些思想对于发展现在的民主思想是有借鉴意义的。西方人都能够用这些“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思想发展出他们近代的民主思想，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呢？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像我们一般的印象那样，好像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确实，皇帝有最后的决策大权，但还有各方面的制度对他进行约束和规定，并不是皇帝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有人常说中国缺少法制，可是在历史上法律书最多的大概就是中国，而且规范得非常细致。但我们没有很认真地对待它，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些都是维护封建社会的，都是维护三纲五常的，不值得看。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用来探讨法跟情到底能不能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讲法就一定不能讲情？法不容情，我们的理念中似乎都是这样的印象。但过去是不是这样，有些情是不是应该合理地吸收在法理里面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1993年我到韩国考察，就是想看看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还有什么影响。我从韩国的民法和刑法里面发现了一个针对窝藏罪的条文。窝藏罪就是你偷了东西，或抢了东西我给你窝藏起来，最后发现我是窝主，那是一定要治罪的。不仅偷的人要治罪，窝藏的人也要治罪，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窝藏者是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子女，则可以从轻发落，本来是判10年的话，可能只判5年了。这个条文马上让我想到了《论语》里面的一句话，“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也”。父亲要为子女隐，子女要为父亲隐，而且“直在其中也”。我又想到我们是怎么做的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父母要揭发子女，子女要揭发父母，阶级立场要坚定，哪能互相包庇？
反过来在韩国的刑法中还发现了另外一条——伤害罪。如果是不相干的两个人，或者一般的朋友，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当然要判刑了。但父母伤害子女或子女伤害父母，则不仅要判刑，而且要重判。同样的伤害罪不相干的人判5年，父母伤害了子女，或子女伤害了父母，那就要判10年。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很显然，韩国是将儒家的思想运用在情与法的关系里面了。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它是儒家的思想就否定它，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儒家思想里，血缘关系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常常讲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和谐了；家庭混乱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不起来。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都不尊重、爱护老人，那么他到了社会上也不可能尊重、爱护别人。这是儒家的道理，推己及人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在家庭里尊敬长辈，要父慈子孝。这其实是一种双方的关系，要建立起这种家庭关系，破坏了这一点就会给社会带来混乱，这种观念应该根植在人们心中，在法律上也要体现出来。
我想现在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思考，而在韩国这种思考已经体现在法律里了。所以我觉得，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这里确实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来思考。
我们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传统的东西已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铲除，把根都挖掉了。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开始是从器物方面变革，接着从制度上变革，然后又从所谓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伦理领域里进行变革，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还没有触及根子。为什么呢？因为文化最后是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去的。所以尽管其他方面有很多变化，但是我们的生活习俗可能还是相当顽固地延续着。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传统的习惯也被彻底破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破什么四旧呢？旧思想、旧观念，这还属于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接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就是根上的东西了。它彻底地把我们生活习惯中的许多传统观念和那些已经凝固在我们生活习俗中的东西破除了。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香港人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可能比我们西化得多，但在很多的家庭生活习俗上，却比我们保守得多。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一番破除旧风俗、旧习惯的洗礼。台湾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的家庭里面确实已经很难有这样一些东西了。我在韩国的时候，到一个朋友家里去。这个朋友年纪比我长一点。到他家后，他就让他的儿子向我跪下来行礼，因为我是他父辈的朋友。尽管他的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但还是跪下来向我行礼，这一点，我想在中国大概已经看不到了。
我们现在常常是这样，家里来了客人，会让自己的孩子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过年甚至还会让孩子给长辈磕头什么的，这时，受礼的人肯定会说：“不用了，不用了。”这大概和中国传统的谦虚的习惯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谦虚的习惯恰恰会让孩子们忘掉传统，忘掉人与人之间的长幼关系。所以我常常讲，该受的礼就不要推辞，别人对你恭敬，那么你就要爱护他，要还过去。这样他就知道了，慢慢地习惯后，社会的人伦关系也就能建立起来了。
当我们在生活中把这些传统习俗都破除掉以后，现在要重新建立起这种习俗是相当困难的。有的时候学校会教导孩子要这样做，可是回家后家长就给他破除掉了，跟他说，不用这样。有时候在家里形成了这样的习惯，结果到了社会上又给他破除掉了。所以现在要重建这些东西很困难，但是社会上能没有这些礼吗？不能啊。
尽管我们现在不断呼吁，很多人也在以实际行动致力恢复传统习俗，比如现在有很多人提倡儿童读经，还有很多人则像我这样，在讲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还是在不断衰减，而且可以说是一代一代在衰减，这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还有一点需要关注的是，尽管现在有些人也很想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能不能够准确地诠释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我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古琴、昆曲，有很多人想去弘扬它们，这是好心啊，没有错。但是由于这些人的观念已经被西方的思维模式支配了，所以往往会想一些方法使所谓的昆曲或者古琴来适应现代社会，也来个现代化。我想，这样越努力恐怕越会使得这些东西失去它们真正的价值。所以，虽然我很敬佩这些人，但是我也很担心他们。
怎样才能准确地诠释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我想，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即便一个人常常会想到自己民族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如果他同时又认为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是糟粕，那么这个传统就是他的一个包袱，就是一个阻力。
我想，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并没有规定我们只能这样去理解，而不能那样去理解，也没有规定我们只能取这些，不能取那些。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主动权全部在我们现代人手里。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如此，都是祖先造成的，是他们留下的传统使得我们这样，我想这就是在推卸责任。
曾经有人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如果以一次接力赛跑来打比喻的话，前三棒的人都跑在别人的前面，你最后一棒落在别人后面了，你说是前面人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啊？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过去常常讲一直到16世纪）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后来我们落后了，我们就去埋怨祖先们如何如何，这对吗？就像刚才那个比喻，前三棒都跑得快，都跑在前面，你跑最后一棒却落后了，你说都是前三棒不好，这公平吗？所以我说这是在推卸责任。我们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传统，但传统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学什么东西，一定只能拿什么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改变看问题的方式，从传统中去找那些对今天有启发意义、有鼓舞意义的东西，那么这几千年的文化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和前进的动力。
确定了主体意识，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就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在没有主体意识的情况下，我们看待自己的文化常常用非主体的，或者是别的主体意识去看，一天到晚看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如果我们是站在自己的主体立场上来看，也许就可以看到传统中很多好的地方，就会发现财富原来就在自己这儿。我觉得这样一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过程中，确定文化主体意识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像土耳其当年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自宫式的现代化。自宫，我想大家都知道。特别是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要练一种最上乘的武功，首先要自宫，自宫了以后才能练成这种武艺。土耳其的做法就是这样，要把自己的文化根子砍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现代化。好多人提出来，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千万要防止走上土耳其那样自宫式的路。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才是有根的。
我们经常提倡要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的确需要不断创新，但是创新不是凭空的，所有的创新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继承得越好，就会创新得越好。
我还是举个艺术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不管你学戏也好，学画也好，学书法也好，如果既不临帖，也不临摹，不向老一代好好学习，就自己创新，那你能创新出什么东西来呢？有可能创新吗？如果你各种帖都临得很熟，我可以说，你不想创新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体会了。
中国文化就是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地令我们有体悟，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画画也是这样。要不然所谓的创新只能是一种表面的粗糙的变化，只能是一种新奇、一种猎奇。这种猎奇性的创新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大家只能有一时之快，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就会觉得实在是不耐看，经不起推敲。而如果你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那一定是生命力旺盛的，我们一代一代的发展就是这样来的！历史上哪个有名的书法家、画家不是在艰苦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
我常常讲，中国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的就是医学。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习了许多西方医学的理论，西方的医疗手段、方法，我们自己又有那么深厚的中医传统，如果能够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越我们！可是我们自己断根了，中医的东西都不要了，只知道跟在西医屁股后面拼命地跑，追也追不上。所以我们的医学现在在世界上地位不高，本来是最有希望的东西，现在却落后了。
这个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有的时候想来想去，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出口转内销”。人家把我们的东西拿去了，做出了成果，我们觉得，哎哟，不得了，这个是先进的，再拿回来一看，实际上就是从我们这儿拿过去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文官制度，我们说要向英国学习，英国却说他们就是从中国学来的。很多管理的手段，我们也想向人家学，结果发现，他们也是从中国学去的。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就是“无为而治”，弄得很好。
这就是出口转内销啊！出口转内销就身价百倍，我们自己却好像是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所以，不要再学禅宗故事里讲的那个贫儿，身带宝珠却还要沿街乞讨，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掘自己的“宝珠”。
但是，千万不要排斥别人的好东西。我们提倡主体意识，绝不是妄自尊大，也绝不是妄自菲薄。现实的情况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妄自尊大，有的时候我们又会妄自菲薄。我想，只有树立起主体意识，才不会这样走极端。因为一旦有了主体意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看得很清楚，对别人文化的长处自然也能看清楚，这样就能取长补短，使之恰如其分。
失去了主体意识，不是盲目自尊，就是盲目自卑，看不清别人的优点在什么地方，自己究竟缺的是什么。这时候向别人学习，就会把所有东西都一块儿拿回来，这其中可能更多的是垃圾。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文化交流的潮流中，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是一个前提。有了文化的主体意识以后，我们再看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