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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官桀和霍光的矛盾不断激化，这两位辅政大臣在始元五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上官桀虽然成为了汉昭帝的外戚，又有鄂邑公主的支持，但是想动掌握兵权的霍光并不容易。不过，在兵权之外，还有一项权利至关重要，那就是财权。在当时掌握大汉帝国财权的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上官桀把桑弘羊拉到了自己阵营当中，足以对抗有兵权的霍光集团。
桑弘羊这个人，表面上是个读儒家学说的儒生，实际上商人出身的他，最擅长的就是商鞅的法家学说。早在汉武帝年间，奢靡成性且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在职业生涯中总是面对没钱的难题。文景两朝的积蓄他给在建造朔方城的时候花光了，数次掠夺国内富豪的财物，甚至是卖爵位换的钱，依然不够支付汉武帝的庞大开支。这个时候，桑弘羊走向了历史前台，收编了大汉朝最大的铁商孔仅和盐商东郭咸阳，开启了政府垄断经营盐铁的先河。其实中国古代历史上，压根就没有阶级思想这一说。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划分，大商人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得算是汉朝资产阶级的领军人物。但是这三位并没有想过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朝廷收编，这三位爷就对自己的圈子痛下杀手。孔仅和东郭咸阳联合毁掉了同行们的饭碗，而桑弘羊则根据自己的职业生涯，制定了严苛的商业税法，称为算缗。该法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须缴纳120钱作为财产税，如果是经营自己手工作品，则每四千钱缴纳120钱；同时，对非三老、北部边境地区的骑士之外的私人运输工具也征收财产税，普通人一部车缴纳120钱，商人缴纳240钱，五丈以上的船只每艘也须缴纳120钱。
如此重税，商人们自然会隐匿财产，少交赋税。桑弘羊作为商鞅的传人，专业发动群众斗群众。于是桑弘羊又参与制定了告缗法，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揭发检举商人的财产，导致中产阶级以上的商人、侠客、地主纷纷破产。
总之桑弘羊在当时被视为是个反面人物，朝中大臣说他与民争利，民间百姓说他不是东西。但是这个人确确实实把百姓的钱挪到了国库当中，所以他官运亨通，从侍中做到了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可以说御史大夫桑弘羊，就是大汉的财政命脉。而这样一个财神爷，加入了上官桀阵营。
对于霍光来说，他根本不把什么皇后、鄂邑公主、王爷放在眼里。这些人再蹦跶，都不会对他产生实际性的威胁。但是桑弘羊和上官桀站在一起，让霍光寝食难安。所以一贯静静看上官桀蹦跶的霍光，要出手干掉上官桀集团的唯一实力派。关于霍光如何出手，还得从汉武帝时代说起。
想当年在汉武帝时代，酷吏是官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些个杀人如麻的酷吏，往往都没有好下场，可偏偏就是御史大夫杜周善始善终。杜周有三子，老大和老二都继承了酷吏凶狠作风，杀人如麻，敛财无数。唯独老三杜延年，继承了家里精通律法的特点，善于依法办案。杜延年深得霍光的赏识，是霍光的死党。再加上杜延年刚刚跟随田广明平定了西南夷之乱，有了军功。
杜延年有了军功，也就有了话语权。所以霍光反击上官桀的先锋官，就是这位杜延年。
对付桑弘羊，不能太直接，要不显得霍光霸权主义，难以服众。所以霍光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传说中的“盐铁之议”。这事不能由霍光出头，所以霍光得把对抗桑弘羊的任务交给别人。这种事，杜延年当仁不让。不过作为霍光的心腹，杜延年可以参与部署，但不是参与直接对抗。始元五年，杜延年开始出招了。
杜延年向霍光建议，恢复文景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诏令九卿、刺史、郡守们举荐贤良、儒生入朝。这些人补充进来，大大加强了霍光集团的力量和质量。始元六年初，霍光决定出手了。但是霍光集团的人都没有直接站在桑弘羊的对立面，被迫出来跟桑弘羊对抗的，居然是老实巴交又没实权的丞相田千秋。
霍光以丞相田千秋的名义在长安召开了一场历时小半年的超长会议。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讨论盐铁专营问题。但是实际上，盐铁官营是桑弘羊的主张，所以这场大会，其实是针对桑弘羊的。再往本质了说，这场大会最终还是针对上官桀的。
田千秋本无意跟桑弘羊结怨，所以这场大讨论当中，田千秋除了关键时刻和稀泥之外，基本不发言。真正和桑弘羊进行交锋的是丞相府的官员，这些田千秋的下属，其实就是杜延年招来的贤良们。这些贤良们都是饱学之士，又准备充分，那动起嘴来都是铁齿铜牙。而上官桀集团能斗嘴的不多，所以这一群贤良，就练桑弘羊一个人。这还不算完，参与这次大会的民间团体有六十多人，这六十多位是杜延年从地方上通过刺史、郡守招来的儒生，当然是跟桑弘羊作对的。桑弘羊可谓舌战群儒，几个月来发言上百次。而贤良们车轮战，每人发言也就是不到二十句。那可想而知，桑弘羊差点累吐血。
贤良和儒生们先声夺人，全盘否定桑弘羊制定的所有经济政策。而桑弘羊声嘶力竭，力陈自己的政策为朝廷敛财的重要性，阐述汉武帝时代的各项政策的伟大光荣正确。这场辩论，发生在汉朝，桑弘羊是有把握跟这帮对手掰扯掰扯。大汉政府代表的是皇族利益，桑弘羊代表的是皇族利益，而对桑弘羊发难的贤良和儒生批判桑弘羊，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
当与民争利等于为皇族敛财的时候，即便是一心想要扳倒桑弘羊的霍光，也不敢替皇族放弃利益。所以这场大会，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其实盐铁之议的会议内容很无聊，双方都有理。代表正方的贤良们认为国家不应该过度干预经济，更不该直接以垄断的形式参与经济和控制市场。国家大政是重农抑商，而最该抑制的就是官商。盐铁酒官营以来，物价飙升。这些生活必需品只有官府能卖，当然是官府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能讲价。朝廷款待西域来客需要花钱，虽然这笔钱没有直接找老百姓要，但是都折算在盐铁酒里边了。而且既然是官府垄断销售，那就没有竞争。或者是官府多开几个分店，假装自己跟自己竞争。这就导致了盐铁酒的质量奇差无比，你还别不服，不买连差的都没有。汉朝经常会出现农民去官营店买锄头，结果抱着锄头和铲子出来了。这不是因为这位农民需要铲子，官府会搭配套餐，不买这个铲子，休想买锄头，不单卖。
这样一来，生活必需品造成了汉朝人民生活上的极大负担，很多贫民连盐都买不起。贤良们说这个制度错了，完全站得住脚。桑弘羊大谈垄断有理，因为官营之后政府确实赚了很多钱，然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汉武帝可以到处修建行宫，可以发动各种各样的战争，可以高规格款待西域来客，可以高价收购西域的特产。
那你说这政策对不对？看身份吧。老百姓肯定认为盐铁官营是错的，而皇族外戚公侯大臣们作为官营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肯定说官营好。当然也不排除老百姓把自己想象成贵族，认为这个政策非常好。桑弘羊说汉武帝靠这个赚钱然后为了百姓攻打匈奴，但是汉武帝执政期间，匈奴人才杀了多少汉人？都不足汉武帝杀人的零头。这保护的也太到位了。
霍光不置可否，贤良们开始攻击桑弘羊另一个政策均输法。均输法是桑弘羊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边远地区进贡长安的物资不用再千里迢迢送往长安，因为过长的运输时间，会让贡品变质，从而会导致大量的浪费。均输法规定，可以把贡品运到邻近地区高价出售，再从邻近地区低价购买特产运回去高价出售。这个政策本来没有问题，很适应当时的具体情况。贤良们全盘否定均输法，那就是为了否定而否定了。平心而论，均输法是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中比较靠谱的一条。运作原理本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桑弘羊并没有制定严格而靠谱的执行政策，导致均输官们在执行这项政策的时候，任意妄为，讹诈百姓。
举个例子说，均输法的运作原理，就好比从贵州征收特产竹荪运送四川出售，然后从四川低价购买辣椒再回贵州出售。在这次均输活动中，竹荪的身份都是贡品，来源都是从百姓手里征收，卖到邻近地区才是商品，而辣椒从买到卖，都是商品。反过来四川的均输官这样往贵州均输，那辣椒是贡品征收，竹荪就是商品。但是由于制度的不严格，汉朝的均输官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经常性的不规矩。四川的官员搞均输的时候，很可能在征收贡品的时候，要求四川百姓进贡象拔蚌。人家四川不产这玩意儿，所以百姓拿不出来。那官员就会以百姓不给皇帝进贡为名进行治罪。百姓不想被罪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拿钱打点一下呗。
所以说并不是均输法不行，而是均输法的制度不完备。这场大辩论之后，霍光还是不置可否，大会进行下一项有关平准法的讨论。平准法是均输法的姊妹篇，离长安近的贡品和物资是可以准时运送到长安的。那么这些货物怎么处理？皇上也吃不了。平准法便应运而生。
平准法设立的初衷那是冠冕堂皇，据说是为了稳定物价，商品价格低了，平准官便大量收购，刺激商品涨价。如果商品物价高了，平准官就兜售该商品，控制物价降低。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但是具体操作的时候，由于平准官没有相应的监管，就导致了官府搞低价收高价卖，而且官府愿意看到物价增高，这样赚的更多。所以指望平准官平衡物价，只能看运气。
以上这些是主要讨论内容，其实这半年里边，关于桑弘羊经济政策的讨论有几十条。讲道理的话，整场会议下来，基本上就是贤良们占据上风，不过谁也不能把桑弘羊给驳倒。这很正常，盐铁之议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产物，又不是西方参众两院的民主会议，谁也不敢把话说得太绝。最终的结果是，贤良们取得了辩论的胜利，桑弘羊虽然没有被革职，但也交出了财政大权。
自此，霍光麾下的贤良集团充斥朝堂，让唯利是图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但是贤良们往死了批判的桑弘羊经济政策，却得到了最大可能的保留。除了取消酒类官营和关内铁器官营以外，其他桑弘羊经济政策都继续执行。只不过把过去的掌舵人桑弘羊，变成了霍光手下的贤良。
这就是盐铁之议，千百年来，人们不少去讨论会议的内容，却很少有人去把话挑明了，霍光其实并不是反对桑弘羊的经济政策，而是反对的是桑弘羊本人，以及桑弘羊背后的上官桀集团。也就是从盐铁之议开始，儒家的贤良们成为了朝廷的代言人，而朝廷真正执行的政策，则是法家的弱民政策。所以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社会是使用儒家治国是不准确，中国古代社会是外儒内法的。皇帝们白天祭拜孔子，晚上偷摸翻出来的那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商君书”！
上官桀没有兵权，如今又失去了财权，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接下来上官桀是如何反击霍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