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贝利尼：威尼斯艺术家的样板

1500年前后，提香从偏远的卡多雷山村来到大都市威尼斯时，主宰当地画坛的艺术家正是贝利尼兄弟：真蒂莱·贝利尼与乔瓦尼·贝利尼。他们的父亲是雅各布·贝利尼（Jacopo Bellini）。在于1471年去世前的数十年间，雅各布一直是威尼斯首屈一指的绘画大师。除了艺术天赋，兄弟俩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威尼斯城邦“创始市民”（cittadini originari）的身份。 在两兄弟中，弟弟乔瓦尼更为淡泊名利。这一点也更加符合“中庸”（mediocritas）这一威尼斯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即重视社会与城邦的利益甚于个人成就。哥哥真蒂莱曾前往君士坦丁堡宫廷为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作画，有时还会在画作上留下“骑士”这一签名。相较之下，乔瓦尼则很乐意待在哥哥的阴影之下。

乔瓦尼通过绘制中型圣母与圣子半身像而成名。这类画作规模相对较小，主要用于家庭供奉，其创作者往往声名不显，在威尼斯被称作“圣像画家”。 因其杰出的画作，乔瓦尼很快就大大提升了“圣母与圣子”这一绘画题材的地位，并且开始涉猎分量更重、规模更大的绘画类型，如祭坛画与史诗画。但是他的受众面仍相对狭窄，主要专注于满足当地赞助人的需求。尽管在1483年，乔瓦尼获得了不必向威尼斯画家行会支付会费的豁免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人试图与当地画家群体保持距离，而仅仅是因为威尼斯当局希望他专注于为自己服务，绘制更多的官员肖像、还愿画和史诗画。 和哥哥一样，乔瓦尼在艺术生涯晚期也专注于为威尼斯各大公共建筑与机构绘制大型画作，即专注于为威尼斯当局、平信徒兄弟会会堂（Scuole）以及教会服务。

乔瓦尼从事艺术活动的地理范围相当狭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他是一个怀有正统意识形态的威尼斯人，而并非因为他缺少外出作画的机会。当曼托瓦公国的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Este）邀请乔瓦尼为自己位于公爵宫的书房增添一幅画作时，乔瓦尼并不愿意全然按其要求行事。 哪怕是当乔瓦尼在职业生涯暮年终于为一名外国显贵，即伊莎贝拉的弟弟、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Alfonso d’Este），提供了一幅画作，这幅作品似乎也并不符合赞助人的品位（图38）。 而提香的艺术生涯将与师父乔瓦尼形成鲜明的对比。终其一生，提香都很善于与欧洲各大王公及其家族搞好关系，并善于揣摩他们的艺术品位。但提香又经常与本地赞助人发生龃龉。相较之下，乔瓦尼则全神贯注于本地市场，似乎觉得本地的委托赋予了自己更大的艺术创作空间。乔瓦尼的诗人朋友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曾于1506年致信恼怒的伊莎贝拉侯爵夫人，告诉她，乔瓦尼在作画时不愿严格遵照赞助人的指示，更愿意“随心所欲、自由发挥”。乔瓦尼对自由创作权的看重，正是他所具备的“威尼斯特性”的体现。如果将这种艺术态度推而广之，即相当于威尼斯城邦最为珍视的一项政治美德——自由。毕竟，自由是所谓的“威尼斯神话”的核心要素，或许还是这个共和国自认为有别于欧洲各专制或“残暴”君主国的首要意识形态特征。

在15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乔瓦尼的画室成为意大利半岛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家。他的名气与艺术声望之所以能够与日俱增，至少应部分归功于他还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绘画教师。乔瓦尼与哥哥真蒂莱因向学生传授透视法的技巧，受到了意大利的艺术家与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格外尊敬。在当时，透视法几乎被视作一门科学，因而对于培养新一代艺术家而言，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对透视法这门新的艺术“科学”非常感兴趣。当丢勒于1506年到访威尼斯时，坚定地将乔瓦尼视作威尼斯最出色的画家。 不过，正如乔瓦尼忠诚的学生维托雷·贝利尼亚诺（Vittore Belliniano）为其绘制的一幅肖像画所显示的，这位大师的专业形象直到晚年也并未改变（图7）。这幅肖像画固然细致入微，却并未吐露关于乔瓦尼个人的太多信息。与其说它刻画的是一位富于灵感的艺术天才，不如说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绘画大师和忠于职守的公职人员。 贝利尼亚诺绘制的这幅画像与乔瓦尼为哥哥绘制的一幅画像有所不同，后者暗示了真蒂莱更为广泛的活动范围和更加丰富的个人履历（图8），尽管画像上真蒂莱依然身着威尼斯“创始市民”的传统服饰。

乔瓦尼于1516年去世，经过一场简单的葬礼，他被安葬在圣奥尔索拉会堂（Scuola di Sant’Orsola）内。包括真蒂莱在内的许多威尼斯“创始市民”都被安葬在这里；建筑物的装饰画作则出自真蒂莱的追随者维托雷·卡尔帕乔（Vittore Carpaccio）之手。这或许是乔瓦尼展现其自我克制的中庸之道的最后一个举动，他似乎要再次声明，自己归根结底仅仅是家中的幼子，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绘画成就已经超越了他的哥哥真蒂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