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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袁宏曾写过一本《名士传》，把魏晋名士分为三代：
正始名士，以何晏（190—249）、夏侯玄（209—254）、王弼（226—249）为代表；
竹林名士，以竹林七贤为象征；
中朝名士，包括裴楷、乐广、王衍、阮瞻、卫玠、谢鲲等。
其实，在这之前，还应该算上开启建安文学的“建安七子”。而在此之后，袁宏看不到衣冠南渡的东晋名士，也就是以王谢世家为代表的“江左名士”，以致最后为魏晋风流强力收尾的，是写下《桃花源记》的陶渊明。
汉朝士大夫以文赋见长，少有作诗者。即便写了诗歌，也都托言于乐府歌辞，混入《汉乐府》中，湮没了名姓。肯以诗之名大胆面世的，反而是几位卓越女人的作品，如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团扇歌》，之后才有班固的《咏史》，它是第一首正式发布的文人五言诗。其后五言之风大兴，遂有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以及作者不详的《古诗十九首》。
到了汉末，诗人的主动写作意识渐强，而承上启下将诗歌创作推向新高潮的榜样力量，莫过于曹氏父子。
锺嵘《诗品》序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
曹操的诗作虽然不多，却气象万千，风格多样。史书上说他登高必赋诗，并谱曲高歌，振臂一呼：“大家一起来！”号召三军齐声唱和。
上行下效，这样的热情势必影响到民风民俗，对于文化的推进很有积极作用。曹操的胸襟抱负决定了他诗风的大开大阖，任意潇洒，率先打破了汉代文章盛行的骈文体，诗歌形式极为灵活，既有四言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有五言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更有杂言诗“游君山，甚为真。崔嵬砟硌，尔自为神”。
曹操无疑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奇才：曹丕不仅是魏朝的开国皇帝，更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其文作《典论》是现存最早的文学专论，诗作《燕歌行》则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七步成诗的曹植更是惊才绝艳，是被奉为“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的天下第一才子。
后世将曹操、曹丕、曹植合称“三曹”，而东汉末年最精彩的建安时期（196—219），以曹家父子为代表的文学成就则被称为“建安文学”，又称“建安风骨”，是“魏晋风流”的先驱。
“建安文学”主要是指以“三曹”与“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人物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慷慨悲歌，颇有阳刚之风。诗人们继承了《诗经》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诗篇中真实描写汉末的大动乱、大分裂，体现民间疾苦，抒发报效天下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李白诗中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蓬莱，指东汉藏书阁；建安骨，就是指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刚健遒劲的风格；小谢，则指出身“王谢世家”的南朝诗人谢朓。
“建安七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成规模的文学组织，而“魏晋风流”则处于“建安七子”与“陶谢田园”之间，风格更为狂放不羁，俊雅洒脱，也更加玄虚清逸。“魏晋风流”重在表现文人名士不同俗流的人生观、世界观，这是在“玄学清谈”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建安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是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郡（今山东金乡）人，少有才名，能文善赋，与曹植并称“曹王”。
王粲原为刘表掾属，后归于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后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病逝。
王粲的文采有多好呢？从由他引发的典语“王粲登楼”就知道了。
他在荆州刘表帐下时不得重用，曾著有《登楼赋》，辞藻清峻，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及思念故乡的心情，影响深远。
如唐朝元稹诗：“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
杜甫：“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
陆游：“霜露初侵季子裘，山川空赋仲宣楼。”
苏东坡：“无事会腼民好饮，思归时欲赋登楼。”
李清照：“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
元好问“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谁解赋登楼。”
唐伯虎：“不是王生悲异国，自缘风物重沾襟。”
王夫之：“迢遥星棹依元礼，萧瑟高楼忆仲宣。”
……
几乎凡登楼者必思王粲，观海者皆说曹操。
当世名儒中最大的“咖”莫过于蔡邕。他精于音律，才华横溢，经史、辞赋、书法无所不通，才名冠绝天下，门前车马填巷，连曹操也视之为师。
他首创了一种著名的隶书笔法，叫作“飞白”；他制作了一张著名的琴，叫作“焦尾”，创作了著名琴曲《蔡氏五弄》，还写下中国第一部琴书理论《琴操》；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女儿，叫作蔡文姬。
这样一个牛人，在听说王粲求见时，急忙出门相迎，连鞋子穿倒了都顾不上，并赞其“有异才，吾不如也”。
由此，又诞生了一个很喜感的成语：倒屣迎之。
蔡邕晚年时，把自己的一万多卷藏书都送给了王粲，颇有视其为自己传钵人的意味。
汉末战乱之中，蔡文姬被匈奴的左贤王掳走，客居胡地十二载，还生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统一北方，以重金将其赎回。
赎回后，曹操曾问文姬：“你家原来有很多藏书，都于战乱时被烧毁了，很是可惜，你还能记起来吗？”
蔡文姬说：“当初父亲留给我的书籍有四千余卷，但因战乱流离，保存下来的很少，我能记住的更少，只有四百余篇。”
四百余篇，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文库巨产了。于是曹操当下便要派十位博学之士帮助蔡文姬整理记录，但是蔡文姬说：“只要给我纸笔，我一个人写给你就是了。”于是将自己背诵的古籍默写下来送给曹操，没有一点儿错误。
显然，蔡文姬和她的父亲蔡邕一样，也是个不世出的才女。
蔡文姬的默忆背诵，和王粲藏书的抄录转藏，构成了曹家图书馆的主干。
王粲才冠当时，却偏偏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丧礼上，太子曹丕前来吊唁，拈香之后，转目对众人说：“仲宣好驴鸣，我们不如各作一声送之。”说罢，竟然率先学起驴叫来。
满堂缟素一时俱敛哭声，也都先后扯着嗓子叫起来，一时驴叫之声不绝于耳，蔚为奇观。
一介储君尚能如此率性而传为美谈，任诞之风吹遍魏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以王氏的家学渊源，加上蔡邕的万卷藏书，可想而知，王家儿郎自小就是在书香中长大的，所以王弼年未弱冠就名满京城。
王弼（226—249），字辅嗣，为王粲嗣孙。其父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而何晏，则是何进之孙。
因此，何晏与王弼既是世交，又是忘年之交。不过，两人虽然一般醉心玄学，性情却大不相同。何晏弄权好财，贪得无厌；王弼却不好功名，只爱读书，专心致志于玄学研究。
《世说新语》中有个小故事，说何晏注《老子》始成，有一天去见王弼，看到他也写了部《注老子》，便拿起来翻阅。一看之下，惊为天人，叹道：“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回家就把自己辛辛苦苦写了好几年的《注老子》烧了，只撷取主要观点，合成《道论》《德论》两篇文章，不再出书了。
可见，“行步顾影”的何郎，在小友王弼面前也学会了谦虚。
何晏的《论语集解》与王弼的《周易注》，共同被列为唐代以后权威的官方经书注本，流传至今。
儒家讲究礼法规矩绳墨，这是“有”；道家则讲究坐忘虚静自由，这是“无”。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名士谈论的主要话题就是“无”和“有”的对立与统一，以论证“无中生有”为内容展开的深入争论，这叫作“辩难”。
这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学术辩论，正式宣告了玄学的产生。
什么是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
什么是自然？老子说：“自然者，自然而然也。”
说了跟没说一样。但这就为玄谈者提供了无限的辩论空间，让他们可以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对错不重要，谁的文辞璀璨，观点乖张才重要，于是玄谈之风愈演愈烈。
而王弼，是真正完成了“以无为本”玄学理论架构的人，也是真正强调了情理兼胜的人：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
正因为有了王弼的主张，才会有王廞（xīn）登茅山而悲呼：“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也才会有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呼“奈何”；更有王衍声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不过，老庄主张无情，就是因为多情敏感实在是件很伤身的事情。
高平陵兵变后，王弼也因受牵连丢了官。按说他原本官职不高，又向来不以仕途为意，丢了也损失不大，只是也不知是吓的还是运气不好，就在这年秋天，他竟因为一场疠疾丧了命，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才高易折，情深不寿，当真可悲可叹。王弼字称辅嗣，却偏偏无子绝嗣，差不多是魏晋名士最年轻的先驱了。
因为死于何晏同年，世人便将他的死也一起记到司马懿头上了。
正始十年（249），何晏与王弼先后死去，士林中一时有“名士减半”之说，然而玄谈之风却因此更盛，将对清玄虚无的追求推到了极致。
次年，朝廷改元嘉平，宣告了魏晋文坛从“正始名士”正式进入“竹林名士”时期，竹林七贤的主要相聚时间，就在这一历史大事件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