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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诗论家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有石破天惊之论：“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
这一“古今百代之中”的断语首次揭示出中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轴心”意义，其出发点则是认识到中唐诗人集体性地对诗歌开拓新变所做出的卓绝努力。
中唐诗人在诗歌畛域的开拓方面是有着相当强烈的自觉性的，但作为其中骁将的顾况、刘禹锡、白居易们带着几分欣喜，仿效民歌唱起竹枝曲调的时候，他们一定想不到，自己一时技痒心喜，借着“巴歈”而吹嘘起的一丝微微“变风”，居然会在此后的中国诗歌史上开创出一种新的写作样式，形成百川归海式的巨大规模，从而掀起一波又一波恢宏壮阔的诗海波澜，那就是——竹枝词。
作为一部兼顾源头与“全流域”视角的竹枝词选本，我们有必要在“前言”部分就有关基本问题做出分疏，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关于竹枝词的起源，主要议题有二：一是起源于何时，二是起源于何地。我们以为，作为一种缺乏翔实文字记载的民间歌谣，竹枝词究竟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目前所有的说法总难免猜测臆断之嫌，故除非有突破性的佐证文献出现，此问题不妨可以搁置。我们只需要明确竹枝词中唐以前就已经在民间流行这一事实就足够了。
至于竹枝词起源于楚地还是巴渝，学界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作为民间歌谣的竹枝词可能早就盛于荆楚，刘禹锡也很可能在流贬多年的朗州（今湖南常德）就创作过竹枝词，
但其文本并没有流传下来，产生影响。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刘氏《竹枝词九首》毫无疑问作于夔州，那么就不能以假说为基础推翻具有明确文献依据且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夔州发源说”。
伴随着起源问题，竹枝词的属性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大家的基本共识是，竹枝词起初是一种歌舞乐合一的综合文艺样式，孙光宪、皇甫松所作《竹枝词》里的小字“竹枝”“女儿”可能是和声，也可能是角色提示用语，
但这样的细节并不影响我们做出上面的整体判断。随着竹枝词被诗人们妙手偶得，“拿来”运用于诗歌创作，其歌舞元素即逐步减少以至消失，演变为一种案头化的“徒诗”。这与乐府诗及词体的运行轨迹大体相同，体现出民间文艺向文学殿堂转化的一种必然规律。
争议主要集中在文体学层面：竹枝词到底是诗还是词？如果是诗，它与七绝又有何异同呢？
古今不少学者认为，竹枝词似诗非诗，似词非词。清代乾隆年间的吴澄就说：“凡诗有诗体，词有词调。诗贵清新，词贵妩媚。至若竹枝之词，异乎二者。其名曰词，而无寄调。其体七言四句，似诗非诗。其言就事，毋庸点缀。其词通俗，不嫌鄙俚。”
那就是说，《竹枝词》不是词，因为它没有词调（即可以附丽的音乐肌体），同时它也不是诗，因为它随意挥洒，通俗鄙俚，与诗的考究雕琢、庄重严肃大异其趣。吴氏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完全认同其意见势必要出现一个难题：竹枝词非诗非词非曲，难道我们还要在诗词曲之外另立一个与其并行的竹枝词文体吗？那显然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从实际情况来看，将竹枝词归属为词的还是大有人在。《尊前集》《花间集》《历代诗余》《唐宋名家词选》《唐五代词》《全编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唐五代词选集》等词籍都选入了《竹枝》一体，而《乐府雅词》《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等宋人词总集以及唐圭璋编《全宋词》《全金元词》则将《竹枝》一体排除在词籍之外，可见他们是把竹枝词划入诗歌体裁的。持同样认识的至少还有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明董文焕《声调四谱图说》、俞陛云《诗境浅说》、吴梅《词学通论》、任中敏《唐声诗》、赵曼初《竹枝系列考》等，其中最微妙的是《全唐诗》编者和《全清词》编者的态度。《全唐诗》把皇甫松、孙光宪带有和声的竹枝词分别收录在卷八百九十一“词三”和卷八百九十七“词九”中，把其余不带和声的竹枝词收录在诗卷中。
程千帆、张宏生主编《全清词》则采取尊重原作者定位的原则，原作者如果将竹枝词收入自己词集，即作词处理，如果未收，则当作诗处理。这种依违权宜之计一方面揭示出竹枝词的身份困境，同时也是一种比较客观平允的选择，它启发我们做出反向性的思考——竹枝词不是非诗非词，而是亦诗亦词。
首先，以竹枝词“无寄调”来否定其词体特质，其理由是不够充分的。竹枝词既然可歌，就一定有调，只不过其声调比较自由，不容易总结出“定声”而已；其次，“诗一大瀛海，容纳万方流”，
以为诗体必然要考究雕琢、庄重严肃，那也过于拘囿。随意挥洒一些，通俗性灵一些，甚至鄙下俚俗一些，谁又能说那不是诗呢？至于万树、任中敏所强调的竹枝词是“拗体绝句”，
这个“拗”字并非“别扭、晦涩”之意，反而正是“平仄亦可不拘”（万树语）的“解放、宽松”之意，所以，竹枝词是一种相对解放、自由的诗词体裁，可拗可范，可松可紧，可庄可媚，可雅可俗，那就大大释放了写作空间，降低了写作门槛。这可能正是竹枝词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在给它诗词身份归属的同时，还要硬附上一大堆格律的审美的枷锁，把它塞回到死板的笼子里，那显然是迂拙不明智的。
亦诗亦词的大判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辨认竹枝词所递接的诗歌传统。刘禹锡说它“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乃为作《九歌》……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就明确将其祖脉上溯到了“风骚”，下面的“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则暗示着竹枝词正是“兴观群怨”说的衣钵正传。在《竹枝词及其近代转型研究》中，朱易安将竹枝词的传统归纳为诗乐同源的儒家标准、言志乐府等诗学传统、“声诗”渊源、“女儿”传统四个部分，
颇见系统，但似乎还可以补充一点：竹枝词是性灵诗学的一个非常显要的标本，重中之重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里所谓的“性灵诗学”同样是作为一个传统蜿蜒流变于中国诗歌史程之上的，从钟嵘到白居易，从杨万里到袁宏道，最终在袁枚手中获得总结与大成。根据蒋寅的说法，袁枚的性灵诗学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诗学、破而不立的解构诗学，“从强调独创性和解构经典开始，袁枚诗学就注定要走向摆脱诗歌的贵族气而赋予其平民化品格的方向……正像心学里有讲‘人皆可为圣人’的泰州学派，佛教里有讲‘一阐提人皆可成佛’的马祖禅，袁枚的性灵诗学首先充当了诗歌大乘教的角色”。
这种“平民化品格”“诗歌大乘教”与性灵诗学特别强调的“风趣”“风情”“天籁”“贵真”“平浅而意味深长”等信条岂不与竹枝词的主流在实践层面上若合符节吗？袁枚有《遣兴》一绝云：“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径直拿来作为竹枝词的理论纲领，岂不是非常妥帖吗？事实上，大家公认为袁枚诗学榜样的白居易、杨万里、袁宏道几位正也是竹枝词的高手，而他自己虽不以竹枝词擅场，作为平生长技之一的七绝则大抵与竹枝词气味相通。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嫡孙袁祖志正是秉持着性灵家法，后来成为了竹枝词创作的大家。这里面的种种微妙消息，不是深可玩味吗？
亦诗亦词的自由属性也决定了竹枝词体式的多样性。除了我们最熟悉的七言四句平韵体之外，竹枝词至少还有如下变体：
以上变体，以五言四句、七言八句者最为常见，本书亦在审视其艺术水准的基础上酌情选入，以期全面反映竹枝词的状貌。
除了繁复多变的体式，竹枝词的别称也是花样翻新，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孙杰《竹枝词发展史》第一章第三节分四类汇考了竹枝词名称四十一种，
如下表：
朱易安《竹枝词及其近代转型研究》第四章第三节则将竹枝词别名分为六类略举二十种，
如下表：
两位学者的研究已经颇为详尽，但还远远不是全部。从精益求精的角度而言，我们以为上表至少还可以做如下补充与总结：一、以地名为前缀的“歌”应予收入，如明代范景文《北吴歌和王退如使君》、清代陈世和《西樵歌》；二、“欸乃曲”与“渔唱”相结合，还衍生出“渔乃”之名，见清代吴骞《蠡塘渔乃》；三、“杂咏”亦可名“杂兴”或“杂忆”，如宋代苏泂《金陵杂兴》、清代李若虚《西招杂忆》；四、清代佚名撰有《枯杨词》十八首，系讽刺名将杨芳者，“枯杨词”亦可收入；五、晚清华鼎元除有《津门征迹诗》，尚有《津门征献诗》八卷一百二十首，皆七言绝句，“征献诗”亦可收入；六、清代王芑孙有《西陬牧唱词》六十首，“牧唱词”亦可收入；七、上两表还可增加相当重要的一个大类，即“以七绝组诗形式记载某地发生之历史或现实事件者”，最典型的名称为“纪事”或“纪事诗”。如宋代刘子翚《汴京纪事二十首》、清代庄肇奎《伊犁纪事二十首效竹枝体》、清代洪亮吉《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清代陈钧《蕴藻筑坝纪事》九首、清代佚名《乡试纪事诗》二十五首、近现代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匡厚生的《长安围城纪事诗百首》等。晚清贝青乔有《咄咄吟》一百二十首，记述鸦片战争中浙东抗英之战中诸“怪现状”，亦为纪事诗之属，可列入此类。
上文的排比补充已经有琐屑罗列之嫌，但我们的目的不仅在于对竹枝词的别名尽量竭泽而渔，更期望藉此思考竹枝词的“边界”问题：到底哪些竹枝词应收而未收？哪些不应收而误收？其标准究竟如何？
目前体量最大的竹枝词总集应推丘良任等编纂的《中华竹枝词全编》，共收录作者四千四百余人，作品近七万首，
这个数字比之此前雷梦水等编纂的《中华竹枝词》与王利器等编纂的《历代竹枝词》增加了四万首以上。
之所以出现如此突破性的进展，固然是由于加强了文献搜讨，更主要的则是调整了对竹枝词的认识，将更多“同体异称”的诗歌尽可能收录进来的缘故。
如此处理或会引起“收诗范围的争议和操作上难以把握的问题”，
但《全编》前言有云，“如果我们囿于诗的标题决定取舍，就会把大量泛咏风土的名非竹枝、实为竹枝的诗作摈弃在外，对读者、研究者来说岂不构成了缺憾”，
这个意见总体上是受到认可与欢迎的。那么，我们就不妨以前辈学者辛勤拓出的实践成果为基础，试着给出竹枝词的标准，或曰边界：
第一，竹枝词的收录时间上限为中唐时期，以顾况明标“竹枝词”之题为最早，故杜甫《夔州歌》十首虽被后人异口同声指为“竹枝体”，
但也只能作为竹枝词的先声看待。
第二，竹枝词以七绝联章组诗为形式上的最主要特点，同时也涵纳诸多变体。
第三，竹枝词的基本定位是文人对于民歌的仿作，纯粹的七绝体民间歌谣不应阑入收录范围。如《水浒传》中记载的两首“酒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恰似虞姬别霸王”，皆极佳，然而只能割爱。
第四，竹枝词的内容主要是“泛咏风土”。
这里所谓“泛咏”首先指向的是诗歌吟咏题材的宽泛性，它可以咏物，可以怀人，可以览古，可以纪闻，但必然是在“风土”背景下杂糅攒集在一起，而不单纯以某一题材为标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竹枝词与诸多“咏×若干首”“怀人若干首”“览古若干首”等七绝联章组诗区别开来。同样作为中唐文人改造旧曲而形成的《杨柳枝》因为主要吟咏杨柳或抒述别情，主题过于单纯集中，故一般不被视为竹枝词。
第五，“泛咏”同时甚至更加强调的是竹枝词作者的“他者”视角及作品的“外指性”特征，也就是说，作者更多扮演的是观察员、记录员的角色，以“零度写作”的倾向速写外部世界，自我抒情的元素退居其次，这样就可以把大量“内指性”，也即以自我记录、自我抒情为主的绝句与竹枝词区分开来。所以华鼎元的《津门征献诗》应视为竹枝词，而袁枚的《姑苏纪事》《端州纪事》、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不应视为竹枝词。《中华竹枝词全编》收录的苏曼殊《本事诗》十首，全为日本女子百助而作，书写一己情事，
亦不当视为竹枝词。
第六，竹枝词在流变过程中逐步衍化出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记讽时事，这是“泛咏风土”的延伸扩展，同样具有“他者”视角、“外指性”特征及零度写作倾向。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将刘子翚《汴京纪事》、曾极《金陵百咏》、贝青乔《咄咄吟》等划入竹枝词行列。
第七，因为强调“泛咏风土”，地名标识必然成为竹枝词的最醒目特征，因而标题虽不带有“竹枝”字样，但采用七绝形式、带有地名标识的诗作可以被视作竹枝词。如“×地口号/杂咏/杂兴/杂忆/牧唱”“×地诗/歌/曲”等，故《中华竹枝词全编》未收入易顺鼎《天桥曲》应视为遗漏。
第八，作为竹枝词的主要内容之一，记讽时事的七绝组诗如张衡《巡查煮赈，触目惨伤，漫成口号》、佚名《枯杨词》等虽不具有地名标识，亦应视为竹枝词。
第九，以职业、劳动方式、时序为标识的七绝组诗如圩丁词、秧老歌、春帖子词、踏灯词、嬉春词、辞年诗
等因为与“风土”密切相关，因而可视为竹枝词。
通过以上辨析不难看出，竹枝词的名称可以相当活络，外在形式亦具有一定的弹性，这是学界的共识，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竹枝词两大内容/功能——泛咏风土，记讽时事——的划定。那么若干问题又随之而来：第一，可不可以继续扩大竹枝词的收录范围？比如说，从白居易的名作《忆江南三首》开始，词史上流传着大量以“××好”为起句的“望江南/忆江南”之作，其实质与竹枝词无异。《杜注扬州竹枝词六种》中就收录了黄录奇的《望江南百调》，华鼎元的《梓里联珠集》收得津门竹枝词五种，其中也有樊文卿全用“望江南”词牌书写的《津门小令》，我们可否准此先例，将诸多类似的《望江南》也“兼并”到竹枝词里来？第二，朱熹的《武夷九曲棹歌》、曾极的《金陵百咏》、苏泂的《金陵杂兴》等在宋代都不被视为竹枝词，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根据竹枝词概念的重新界定，以今律昔，“追认”其为竹枝词？第三，诸如王友亮《金陵杂咏》、林苏门《邗江三百吟》，从标题而言应该包含在竹枝词中，可是其诗集中虽然不少七言绝句（林著以七言绝句为主），同时还杂用了五古、七古、五排、五律、七律等多种诗体，它们可不可以被当成竹枝词的变体而收录进来？
这样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竹枝词的名实之辨。叶晔的《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堪称目前为止该领域最具学理性的一篇文章，该文把竹枝词发展的过程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述怀风调，即采风型竹枝词，可谓“竹枝即风土”；第二阶段纪风土、谈故事，即纪风型竹枝词，棹歌归流，杂咏渗入其中，转谓“风土即竹枝”；第三阶段是纪风土、谈故事的升级版，考证详明，搜罗闳富，以致动辄百咏，迹近怀古，地名百咏、地方纪事诗等亦渗入其中，变谓“泛风土皆竹枝”，今人常说的“竹枝体”至此定型。
如此概括可谓要言不烦，切中肯綮，文中所运用和提出的分层、守界、知识考古诸原则也极富启发意义，
但竹枝词边界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我们似乎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问：执竹枝词之标题“循名责实”，尽量收缩其收录范围是不是一种最理想的处理方式？
有没有可能“遵实归名”，提出一个“广竹枝”概念，将这些泛咏风土、记讽时事的诗作统摄起来，以便于更进一步的文献工作与理论研究呢？
需要特别辨析两点：首先，不能简单将竹枝词视为风土诗而忽视其记讽时事的重要功能。作为“泛咏风土”的广义延伸，早在李涉“渡头少年应官去，月落西陵望不还”的诗句中，竹枝词记讽时事的一面就已隐约逗露其端倪，经由范成大的“东屯平田秔米软，不到贫人饭甑中”、汪元量的“生怕渡官搜着税，巴东转柁向巴西”等作品的过渡，至明代杨一清、沈明臣、袁宏道、王象春、杨德周等诗人手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浓郁和鲜明。到了明清之际的方文《都下竹枝词》二十首，记讽时事的内容已经压倒性超过了泛咏风土，几乎成为与传统竹枝词“异质”的一种诗歌了。至于屈复的《变竹枝》六十三首与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九十九首，同样毫不含糊地将笔触更多放在“时事”而非“风土”上面。郑板桥为董词作序，赞其“挟荆轲之匕首，血濡缕而皆亡；燃温峤之灵犀，怪无微而不烛。遭尤惹谤，割舌奚辞；识曲怜才，焚香恨晚。盖广陵风俗之变，愈出愈奇；而董子调侃之文，如铭如偈也”云云，很明显是冲着他那种不谐于俗的“乖张”去的。这是竹枝词后起的但难以掩蔽的大光彩，在此后的嘉道年间以至晚清民国逐渐蔚为大观，骎骎然与“泛咏风土”一类呈分庭抗礼之势。臧谷《续扬州竹枝词》中“关心时事日萧条……床头吹冷一枝箫”的诗句更几乎可以看作是竹枝词向“记讽时事”偏倾的一种宣言。所以，单从风土诗歌的角度来认知竹枝词概念是并不全面的。
其次，竹枝词作为一种强势文体对周边弱势文体进行侵蚀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这一事实不是到今人手里才形成的，而是历来诗人们有意“附丽”“追认”的结果。朱彝尊《鸳鸯湖棹歌序》明白声称“以其多言舟楫之事，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调”；
秦琦说自己“作《惠山杂咏》……以其多儿女之事，故以竹枝名焉”；
石德芬《迭克杂咏》又名《边俗竹枝词》，自序云，“杂咏亦竹枝词也，不言竹枝者，边俗与内地不同，不须假借也”；
前文提到的《杜注扬州竹枝词六种》中收录《望江南百调》、《梓里联珠集》收樊文卿《津门小令》也是“附丽”“追认”的典型现象。这样的例子零散看似乎是“单例逆推”，
汇合而言之则具有相当之普遍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占据竹枝词创作总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清代民国，棹歌、杂咏、百咏、纪事诗等各种体类，乃至《浣溪沙》《望江南》等词调都在或多或少向竹枝词靠拢并被吸纳统合，这一显豁的趋势和事实应该得到正视与尊重。
如果以上辨析大体不错，那就说明，“竹枝词”应该被视为一个动态的“滚雪球”式的概念，既然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附了更多的诗歌营养，逐渐上升为一个包含诸多体类的上位概念，那么，我们在坚持分层、守界、知识考古诸原则的同时，还应该“辨体从严，收录从宽”，站到今人的文体立场上去，重新界定符合文学史事实的“竹枝词”内涵与外延，而不必削足适履式地进行“减肥手术”，让它重回到“巴歈”“变风”的蕞尔小国的狭窄封地上去。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提出一个“广竹枝”概念，其直接目的在于认可竹枝词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体扩张现象，并在包容现有诸多别称、变体的基础上继续适度扩大竹枝词的收录范围。这里所谓“适度”，主要应该考虑的是竹枝词以七言绝句为主的体式与韵味。一方面，在“追认”清代之前诗歌作品时主要认定那些符合竹枝词特征的七绝联章组诗；另一方面，在整合清代以后诗歌作品时，则可以将类似《金陵杂咏》《邗江三百吟》的诗集中符合已有竹枝词体式的作品抽离出来，收入竹枝词的研究范围。此类诗集中的五律、五古、七古、排律等诗体因为不在“变体”之列，故应予以排除。至于以“××好”作为地名标识的《望江南》，因为此词调的字数、韵味与七绝较为接近，
其中一部分又被收入竹枝词集，有先例可循，如果可以将其纳入竹枝词文献中予以整体观照和研究的话，那么竹枝词在数量和质量层面将又会增加一个沉甸甸的砝码。
自中唐迄今，竹枝词已经走过了一千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其运行轨迹之繁复变幻实非寥寥数语能说清楚。一般论述竹枝词之发展皆取“历代”视角，以孙杰《竹枝词发展史》为典型代表；上文所引叶晔文章采用文体演进为主的综合视角，所论最称新颖精切。我们觉得，缕述竹枝词轨迹还可以取“节点/坐标”的方式，首先进行点状定位，再将其联结成一条较清晰的发展曲线。
竹枝词发展的第一个坐标显然要划在刘禹锡身上。虽然在他之前杜甫已有《夔州歌》十首、《漫兴》九首等颇具“竹枝味”的七绝联章组诗，
顾况也有明标“竹枝词”题目的作品，但满怀创作激情与理论自觉，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典范作品，并在当时后世引发巨大影响的还是要推这位一代“诗豪”。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歌》云：“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昔东坡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
以苏轼、黄庭坚那样的水平与眼光，而对这一组竹枝词赞叹如此，那就足以确认刘禹锡“竹枝开山”的地位。
引发竹枝词成为一种“现象级”创作的诗人要推杨维祯。他不仅锐敏地发现了竹枝词在歌咏风土、寄寓情怀等方面的巨大潜力，而且运用自己的广阔人脉与崇高人望，创造性地发起了“竹枝词社”与竹枝词唱和活动。
现在看起来，收录一百二十余人、一百八十余首作品的《西湖竹枝集》并称不上多么庞大，然而它代表的乃是盟主登高一呼、诗坛云随景从的急骤升温与高度认同，同时更把竹枝词的歌咏中心从偏处西南的“巴渝”挪移到了中国诗歌的核心地带——江浙地区，从而直接带来了明清两代竹枝词创作呈“指数级”增长的盛况。
第三个节点是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将此前形于耳目的“采风型”写作转化为重视文献知识的“纪风型”写作。这一转变不仅促使“棹歌”向竹枝词迅速全面地“归流”，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由此开始的知识型写作进一步提升了竹枝词的“雅化”品位，推动其进入更高阶的诗歌殿堂。诚如叶晔所言：
朱彝尊在中国风土诗史中的地位，远非首倡“以棹歌咏风土”那么简单，他更重要的承启作用在于，不仅用遗闻脞说打破了棹歌专言舟楫的抒情传统，而且还用一句“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调”的轻描淡写之语，将文学纪实的力量注入到竹枝词的创作潮流之中……朱彝尊作为诗坛领袖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整个诗坛对朱彝尊开拓棹歌境界的认同感越来越强……那么，清代竹枝词的发展顺应时代的风气、容纳实录式的写法，从诗人式的采风向学人式的纪风过渡，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然而，由朱彝尊推宕起的这一波竹枝词写作热潮到晚清也已经开始陈陈相因，活力衰减，棹歌也好，百咏也好，那种连篇累牍的“数典征实”肯定要与诗歌的抒情本质渐行渐远，从而使读者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阅读疲惫；但恰恰是这种难乎为继的苗头出现之际，原来一直边缘化的“记讽时事”功能随着“晚清”的到来异军突起，为竹枝词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巨大的能量。
从历史维度上看，晚清一向号为衰世，那就意味着内忧外患夹击之下中央集权控制力的大幅下降，从而为包括诗词在内的舆论场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长空间。贝青乔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参奕经浙东军幕，其一百二十首《咄咄吟》大抵是指斥清军武备懈弛、军心涣散之作，假设“天魔群舞骇心魂，儿戏从来笑棘门。漫说狄家铜面具，良宵飞骑夺昆仑”“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一类作品是出自文字狱频密爆发的乾隆“盛世”，我们不难想象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再如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上卷入的“竹枝词案”。虽然惊动了朝廷，委大员专案调查，结果不过是“其编造竹枝词之人，仍着严拿究办，以儆刁顽”，
官样文章，不了了之。这种轻描淡写在雍正、乾隆时期也是难以置信的。至于甲午战争后，御史安维峻上书指斥朝政，被流放张家口军台效力，然而“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甚至刻“陇上铁汉”印章一枚相赠。在这样“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的情形下，竹枝词记讽时事的功能必然要占有越来越大的戏份，成为大家喜闻乐见、“喜读乐创”的诗坛“新宠”。
从文化维度上看，“晚清”还意味着新兴蓝色海洋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碰撞，其中一朵重要的火花就是现代报刊的创设。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的统计，自1815年至1911年，在中国及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已经多达1753种。
这些报刊寿命有长有短，影响有小有大，共同点则是为“处士”们的“横议”提供了更加便捷直接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皇权、官权以外的“第三极”：舆论权。
这一时期的报刊为了吸引目标读者群中最为重要的文人群体，大多辟有诗词专栏，“1917年之前，旧体诗在近代报刊中几乎是无刊不登的内容”。
即以报刊业巨头《申报》为例，在其出刊的七十七年间，共刊登旧体诗接近两万首，
在这其中，竹枝词扮演着一个相当出彩的角色。从1872年5月18日刊登海上逐臭夫的《沪北竹枝词》与忏情生的《续沪北竹枝词》开始，到1881年，《申报》上发表的竹枝词就已经超过两千首，其中尤以记录书写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为主要内容。从火轮船、铁路、自来水、自行车、电话、电报、显微镜、氢气球、地球仪等西洋器物，到西餐、跑马场、舞会、弹子房、圣诞节等西洋生活方式……这些现代文明信息伴随着运载《申报》的车船、以易懂易记的形式迅速风靡大江南北，为广大中国人重新思考世界、国家、文明、公民等重量级命题提供了相当丰腴的土壤，真可谓“既是诗歌，又是新闻”“不是新闻，胜似新闻”。袁祖志有诗云：“聊斋志异简斋诗，信口吟哦午倦时。底本近来多一种，汇抄申报竹枝词。”那绝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具有很大覆盖面与普遍性的。
从《申报》掀起的这一波竹枝词浪潮，其记写反映时事之宽泛快捷甚至超过了新闻稿件。不必说对诸多社会热点事件如影随形般地映射，即以题材而论，晚清民国竹枝词贡献出的新题目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此前所有竹枝词的总和。诸如《闱中竹枝词》《复辟竹枝词》《银幕竹枝词》《女学生竹枝词》《流线型学生竹枝词》《燕大竹枝词》《办款竹枝词》《乡绅竹枝词》《学界竹枝词》《官场竹枝词》《十不见竹枝词》《燕京老妓竹枝词》《办团黑幕竹枝词》《都会女人竹枝词》《北京富人竹枝词》《北京贫社会竹枝词》《狱中竹枝词》《天使岛拘留营竹枝词》《郫城反日罢市竹枝词》《长沙抢米风潮竹枝词》《党务训练班竹枝词》……怪怪奇奇的名目，不一而足，甚至还有完全现代口语化的《到乡间去的委员竹枝体》。单看这些题目，就恍如看到了一幅晚清民国社会的全景式风情画，里面有青春、艳冶、温暖、时尚，也有枯槁、黑暗、残酷、猥琐……裹挟着腥风与香气，扑面而来。
“记时事”的新闻性只是竹枝词的特质之一，之所以与近代报刊结下奇缘，同时还因为它所特有的“打油味”，分拆开来说至少应该包括白话气息、诙谐意味、辛辣口吻。白话容易懂，诙谐惹人笑，辛辣解闷气，这正符合广大读者对报刊的阅读期待。在上文论述“广竹枝”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隐约触及到了这层意思，之所以放在这里“挑明”，那是因为在晚清乃至民国时期，作为弱势文体的“打油诗”明显受到强势的竹枝词侵蚀和收编的缘故。
我们确实看到，迨至清帝逊位、民国启元，竹枝词更是与报刊伴生共荣，同步发展，而其“讽”的一面——也即“打油味”——也在日益增强。载于《余兴》1914年第4期的《新竹枝词》取唐诗名作加以改造翻写，举凡逊清遗老、民主画皮、新贵投机、国势倾危……都在笔底一一呈现，别具一种匕首投枪的杂文味质地。日后鲁迅仿写《黄鹤楼诗》吊大学生，或者在此能寻得一些渊源。
再如《游戏杂志》1915年刊登的《羊城竹枝词·报馆》叹息“噤口寒蝉君莫笑，畏他鹰犬太纷纷”，一语道破民初乱世中动辄得咎的新闻生态；《快活》杂志1922年刊登的《乡绅竹枝词》里的乡绅“早航送到新闻纸，先撕些儿揩烟筒”“十二圈完归去也，四人轿子二人抬”，其粗鄙悠闲令人哭笑不得；《启明女学校校友会杂志》1923年刊登的《民国竹枝词》里“十万银钱娶一姨”的将军与《法治周报》1934年刊登的《北京富人竹枝词》里“扑克一场钱百万，输赢犹说未曾分”的将军可谓相映成趣，而一旦与《北京苦社会竹枝词》里“奔驰二足追车畔，瘦臂交叉说请安”的饥寒穷人映照激射，又令人感慨不置。至于今霞所撰、载于《人民时代》1947年第4期的《关西竹枝词》有云，“儒坑书焚祸事平，祖龙高卧阿房宫。谁知思想已同一，翻有夥颐撞丧钟”，对国民党当局的思想控制政策予以冷峻的抨击，更是闪耀出了难得的批判锋芒。这一类或漫画或杂文式的竹枝词甚至在某些报刊上（如《师亮随刊》《余兴》《游戏杂志》等）对传统样式的竹枝词形成了碾压之势，几乎成为绝对的主流，那是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刘师亮自挽联所云“伤时有谐稿，讽世有随刊，借碧血作供献同胞，大呼寰宇人皆醒”的理想与目标的。从你侬我侬、男欢女爱，到泛咏风土、记写时事，最终居然走上了“铁肩道义，辣手文章”的强力介入社会批评的道路，竹枝词划出的这条发展曲线无疑是出人意料而又意味深长的。
亦诗亦词，并包容吸纳了棹歌、杂咏、百咏、纪事诗、打油诗等体类的竹枝词首先是一个文学概念，在文体学、诗歌史、诗歌题材研究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生长空间，这一点毋庸争议。值得注意的是，竹枝词作为一种主要采记各地区（国家）风土的诗歌体裁，它与新兴的文学地理学学科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密合性。依据曾大兴的说法，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具体言之，就是三句话：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谓“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接受者，地理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文学地理学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地理环境“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
从这样的表述来看，竹枝词完全有理由成为文学地理学一个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然而从目前出现的相关成果来看，运用文学地理学的原理、方法针对竹枝词所开展的研究还不够集中，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够理想。那么，这也是一个亟待开拓与深化的研究方向。
竹枝词研究的起点和落点都是文学，然而当我们跨出“文学舒适区”的时候，在诸多学科领域也都能看到它闪现出的夺目光彩。
比如说与地理学存在较大交集的方志学。
自从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开启了风土诗歌的知识性写作之门以后，竹枝词的方志化倾向就变得愈加浓烈，很多人都把竹枝词当成方志的重要补充，甚至当成方志本体来进行经营，这在规模较大的组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秦荣光撰《上海县竹枝词》五百三十首，自序云：“今所咏者，事实次第悉本同治《上海县志》，即缀本文附注各诗后，借省寻检。”
王芑孙在《西陬牧唱词》小序中也明白声称自己读《西域图志》，“删取原文，少加融贯，件系成诗”，
写成竹枝词六十首，而将《西域图志》中有关文字剪裁后长注于每首诗下。萧雄的《西疆杂述诗》一百五十首更是如此。他中年往投新疆，效力军幕，积功升至直隶州知州。晚年旅居长沙，专意于《西疆杂述诗》的写作。从现存文本来看，其耗费的心力主要不体现在诗歌上，而是体现在具有方志性质的长篇注文之中。如《新疆四界》出注文六百余字，《出塞》其一出注文一千一百余字，《出塞》其二注文更多到了令人咋舌的一千八百余字，一首七绝短短的二十八字与其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沈兆禔《吉林纪事诗》二百零六首，注释应该不少于六七万言，这对于编纂基础相对贫乏的吉林省地方志来说，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不仅注释綦详，很多大型竹枝词组诗本身就在向地方志的体例靠拢。《吉林纪事诗》分为四卷十类，卷一为发祥、巡幸、天文、舆地、岁时五类，卷二与卷三为职官，卷四为人物、金石、物产、杂俎四类，这是写一省之事，看起来似乎还没有多么烦冗。在地理冲要、人文蓊郁的江南地区，很多方志化的竹枝词就简直细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倪绳中《南汇县竹枝词》多达三百四十六首，分为疆域、岁时、户口田赋、漕赋、地丁灶课、芦课、屯田、学宫学校、古迹、杂事等数十类，甚至有“浦东沿港横港自南而北”“浦东纵港自西而东”这样的专题标目，恐怕一般的地方志都不至于如此琐碎。民国时秦锡田著《周浦塘棹歌》，仅一村一镇之地，也有诗二百四十二首咏之，且分源流、水利、津梁、政令、风俗、时令、物产、塘口掌故、陈行掌故、桥头掌故等多个部分，俨然是一部巨细靡遗的《周浦塘志》或《陈行村志》。
重视方志功能到如此程度必然会导致诗歌品质被严重稀释，我们读这一类竹枝词，大抵感觉其史味浓郁而诗味淡薄，无非押韵之地方志耳。如《上海县竹枝词》有云，“东西门两大街长，直贯城中三里强。中有太平街一段，虹桥东至县桥旁”，其味已同嚼蜡；而《南汇县竹枝词》的“户口田赋”部分更有“诗”云，“同治元年册报呈，四十八万七千名。十三年分报又续，六十六万八千名”，这就连起码的诗歌规范都顾不上了。
把两者的关系反过来说，则海量的地方志也是竹枝词非常重要的文献来源。以《中华竹枝词全编》为例，第二卷中自孙永清至沈祥龙的上百首《章练塘竹枝词》就出自《练塘小志》；第三卷中车成熙的《三十六湖棹歌》来自《三续高邮州志》，李国宋《广陵竹枝词》来自《江都县志》，陈维崧《双溪竹枝十首》来自嘉庆《宜兴县志》，姜恭寿《白蒲竹枝词》出自同治《如皋县续志》，周永年、周永言、徐白三组《吴江竹枝词》出自《吴江县志》；第四卷中刘佳《中秋竹枝词》出自《江山县志》，王显承《原乡竹枝词》出自《孝丰县志》，李邺嗣《鄮东竹枝词》、万斯同《鄮西竹枝词》同出自《鄞县志》；第五卷中吴清俊《柳湖棹歌》，出自《淮阳县志》……此类情况应该有上百例甚至更多。由此而言，竹枝词与方志学的关系也是密切而多维的，值得进一步掘潜探研。
再由方志学说到史学，竹枝词在社会史、经济史、交通史、人口史、民族史、饮食史、服饰史等领域可提供的多方面价值更是不容忽视。以交通史为例，王子今曾著有《论郑善夫〈竹枝词二首〉兼及明代浙闽交通》之文，
王振忠则举杨载彤《大理赴乡试竹枝词》、张得中的大本《北京水路歌》为例。在《大理赴乡试竹枝词》的描摹中，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从大理到云南的路程，经过赵州、红岩、云南县、普淜堡、沙桥驿、吕河、禄丰、老雅关和碧鸡关等地一路到昆明，远较《一统路程图记》中记述的具体、生动。《北京水路歌》记载了从宁波赴北京沿途“所经之处三十六……共经水闸七十二，约程三千七百里”，可谓明代南北交通的一宗详尽可靠的个案。
同样甚至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志锐的《廓轩竹枝词》，又名《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甲午（1894）十月二十九日，慈禧以“干预朝政”为名将珍妃、瑾妃“降为贵人”，志锐因为与二妃的堂兄妹关系，由礼部侍郎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闻命就道，只身率二三僮仆，度天山，横绝漠，每到一台站，必有小诗纪之，成竹枝词百余首。其中写六十四台者计六十四首，写风俗者计二十一首，另有“杂咏”十五首。这些驻军台站大抵早已不存，然而从志锐笔下则能勾画出一条清晰细腻的行旅路线，足以供研究交通史者取资。
再以民族史为例。书写贵州少数民族的竹枝词作品中成就最高者要推乾隆年间舒位的《黔苗竹枝词》与余上泗的《蛮峒竹枝词》，《蛮峒竹枝词》一百首，共涉及族称五十个；《黔苗竹枝词》五十二首，共涉及族称四十一个。他们以不同的角度和笔触对贵州少数民族进行了全景式的勾描，《蛮峒竹枝词》中更出现了“黑脚苗”“郎慈苗”“鸦鹊苗”“车寨苗”等数种在乾隆《贵州通志》中没有记载的族称，足补史乘之阙。
两组诗韵味大多甚佳，而那些附在诗后的注文更是提供了少数民族生活的宝贵信息。比如余上泗在“白面纤腰窈窕娘”一首下注云：“白仲家女子，纤身雪肉。每岁孟春，择地为场，以大木空其中，曰把槽。男女持竹片以击，曰打乐。所私者谓之外郎。出嫁后，婚家以苗布遗外郎，自是断往来。”舒位在“浅草春开跳月场”一首下注云：“每岁孟春，会男女于平野，曰跳月，地曰月场。各为歌唱，合意则以槟榔投赠，遂为夫妇。而婚后成三日，妇即别求他男以合，非生子不能归也。”作为深受礼教浸染的汉族文人，他们当然不能认同这些奇风异俗，但也没有疾言厉色地指责批评，而是理性地予以观察记录，留存下了珍贵的民族史料，这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对于竹枝词还可以有诸多角度的理解和研究，比如竹枝词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民俗资料与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国语等语料，多年以来，从民俗学、语言学角度开展的有关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总体来说还是处于发轫起步阶段，还有大片“可耕田”供有心于竹枝词研究者驰骋作育。
文献建设显然是竹枝词研究的重中之重，多年来，以《中华竹枝词》《历代竹枝词》《中华竹枝词全编》三部总集为代表，学界投入极大精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竹枝词文献整理工作，其发心可佩，功绩可赞，然而由于文献数量庞大、工作时间跨度长、成于众手等诸多原因，这几部总集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瑕疵。王振忠在《竹枝词与地域文化研究——评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一文中就指出《历代竹枝词》有重复收录、收录未得善本的问题，《中华竹枝词》有地区误植、地区应明确而未明确的问题，虽只蜻蜓点水，亦颇精审。
《中华竹枝词全编》作为目前规模最大的竹枝词总集，其“瑜不掩瑕”的情况自然会更多一些。鉴于《全编》是本书的最主要文献来源，我们在心怀感佩的同时，也将发现的一部分阙漏分为六类整理出来，
公诸同好，以期有益于未来更加全面精准的竹枝词文献工作。为免烦琐，不一一注出原书册数页码，盖该书后附索引，查阅甚便故也。
第一类，辨体有误。如苏曼殊《捐官竹枝词》乃七首七律，非十四首七绝。再如东武闲冷《官场竹枝词》乃十首七律，非二十首七绝。再如赵翼《咏火判官》应为一首七律，非两首七绝构成之组诗，故不应收入。
再如苏轼、苏辙两首《竹枝歌》，苏轼在《序》中已明确自称“一篇九章”，其体裁应为七言古诗，并非各自独立的竹枝词九首，应以不收为上。
再如石德芬《颐和园词》，乃梅村体七言歌行，不应拆分若干章而收入。
再如边响禧《贾歌姬竹枝词》为咏叹贾歌姬唱竹枝词之七言古诗，不应收入。
再如苏廷魁《漱珠桥酒肆听明五竹枝歌》，为“听歌”之歌行，非竹枝词，不应收入。
第二类，系地有误。如刘凤诰《塞上杂诗》不应编入内蒙古卷，盖其人卷入科场案，被遣发黑龙江，诗中有“乐浪”“海东俊鹘”等字样，所写乃东北地区，故应编入黑龙江卷。
再如郭竹书《塞上杂诗》虽不详作者事迹，以诗中有“靺鞨”字样，亦不应编入内蒙古卷，而应编入黑龙江卷。
再如王士熙《竹枝词十首》有“云州”“陇云”字样，所写为山西、甘肃一带景象，故不应编入辽宁卷。
再如许箕《西村杂咏》二首选自《梅里诗辑》，地在浙江嘉兴，许氏浙江海盐人，故不应编入江苏卷，而应编入浙江卷。
再如吴之振《竹枝词》中有“鸳湖”字样，吴氏为浙江石门人，故不应编入江苏卷，而应编入浙江卷。
再如沈近思《戏和拙园竹枝词》，诗中有“木棉”“荔枝”“蛮妇”“生瑶”“熟瑶”等字样，故不应编入江苏卷，而应编入广西卷。
再如永福《吴兴竹枝》与戴锜《吴兴竹枝词》，吴兴为浙江湖州古称，故不应编入江苏卷，而应编入浙江卷。
再如齐翀《吴村竹枝词》，齐氏乃江西婺源人，而婺源有“吴村”地名，故不应编入江苏卷，而应编入江西卷。
再如王景仁《澄江竹枝词》诗中有“卤鹅”字样，此潮汕地区著名美食，王氏为广东澄海人，此“澄江”或为澄海别称，故不应编入江苏卷，而应编入广东卷。
再如刘希正《五日竹枝词》中有“宛转南溪胜若耶”句，不应据“若耶”编入浙江，刘氏为四川新繁人，故应编入四川卷。
再如屠绍理《西溪放棹竹枝词》中有“杭人”“留下”“凤凰山”“南漳湖”等字样，可见所写为杭州西溪，故不应编入福建卷，而应编入浙江卷。
第三类，作者署名有误。此类下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将编者或引者误署为作者。如署名“李伯元”之《捐班杂咏》《乡试纪事诗》，李氏所著《南亭四话》明言“友人钞示”“某士作”，非其自作，故应署“佚名”。
另一种是对作者字号或其他情况考辨不足而导致署名错误。如《燕京十六夜曲》署名“何仲默”，“仲默”乃明代“前七子”之一何景明字，应改正并附小传。
再如《寒食竹枝词》署名“葛微奇”，误，应为“葛徵奇”。
再如《虞山竹枝词》署名“陆桴亭”，应改为“陆世仪”，“桴亭”乃其号。
再如《上海歌》署名“邰子湘”，误，此人乃邵长蘅，字子湘。
再如《湖水竹枝词》署名“（民国）孙荪友”，出处为《秋水集》，此人疑为严绳孙，字荪友，明末清初人。
再如《京师竹枝词》署名“紫幢主人”，此乃清宗室、王士禛弟子文昭之号，应改正并附小传。
再如《相见坡蛮歌》署名“田纶霞”，称其“字雯”，误，应为“田雯，字纶霞”。
再如《西湖竹枝词》署名“王豸来”，误，应改为“王豸耒”并附小传。
再如《龙江纪事百廿咏》署名“张翰泉”，小传称其“字光藻”，误，应为“张光藻，字翰泉”。
再如《白沙洲竹枝词》署名“周孝昌”，据出处《思益堂诗钞》可知此人为周寿昌，应改正并附小传。
再如《西湖竹枝词》署名“陆次山”，此人名矶，次山其字，应改正并附小传。
再如《东华尘梦》署名“补梅翁”，此人乃周庆云，号灵峰补梅翁，应改正并附小传。
再如《湾城竹枝词》作者署名“忏广”，实则“广”乃“厂”字之别写或误写，“忏厂”即“忏庵/盦”，为廖恩焘之号，近现代文人游历并记写湾城（古巴哈瓦那）者似惟此一人，应改正并附小传。
再如《沈阳百咏》署名“太素生”，此人为缪润绂，应改正并附小传。
再如《小游船诗》署名“补芸辛”，误。据顾一平《辛汉清与小游船诗》，
作者应为辛汉清，字补芸，应改正并附小传。
再如《成都十二市》署名“秦恭人”，误，“恭人”为古代命妇封号，高于宜人而低于令人，故应署“秦氏”。
再如《广陵竹枝词十首》署“佚名”，编者注“转录自石涛山水扇面”，据顾一平《清代画家石涛〈广陵竹枝辞〉考辨》，作者应为石涛。
再如《香江竹枝词》署名“陈述叙”，此乃“陈述叔”之误，此人为陈洵，应改正并附小传。
第四类，作者小传缺少关键信息，或关键信息错误，或完全阙漏。如周履靖小传缺生卒年，应补“（1549—1640）”之信息。
再如蒋仁锡小传仅“析津（今北京市大兴区）人，著有《绿杨红杏轩集》”一句，至少应补“字静山，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至礼部主事”等信息。
再如王友亮小传仅“字东田，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双佩斋诗集》”一句，至少应补“（1742—1797），字景南，号东田，又号葑亭，江西婺源人。乾隆五十六年（1791）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等信息。
再如万贡璆小传称其别号“香巢甫”，误，应为“字香巢”；又称其“生平不详”，至少应补“道光前后在世。著有《祝英台近山房词》《祝英台近山房诗钞》《粉香缘》传奇”等信息。
再如潘遵祁小传缺生卒年，应补入“1808—1892”之信息。
再如窦镇小传仅有“字叔英，江苏无锡人，著有《小绿天庵诗草》一句”，至少还应补入“（1847—1928），以增贡生任江浦县教谕”等信息。
至于狄平子、冯文询、樊彬、王锡纶、赵克宜、言忠贞、边中宝、徐翙凤、顾杲、邬鹤征、沈自晋、黄孝平、徐继畬、林之夏、柯万源等至少上百家诗人小传均作“生平不详”，其实皆可考。
第五类，作品不应收而收。如苏曼殊《本事诗》不应收，前文已有辩说。
再如高启《扇上竹枝》、姚华《写梅兰既成，复补竹枝》，徐渭《竹枝词》皆言作画之事，非竹枝词，不应收。
再如郑成功《复台湾》、于成龙《官箴词》、童祖恺《监中口占俚句》、沈堡《农家雪》、谢士炎《就义词》、胡福田《狱中吟》、张恨生《外交失败感赋》等，皆非竹枝词，不应收。
再如潘飞声《歌场》等绝句亦不应收，盖“歌场”非组诗之总题，以下“词家四咏”“龙女行雨图”“所思”“游石岐”等乃各自独立成篇之诗题，非竹枝词也。
再如张问陶《长江三峡杂咏》，非作者原有标题，系编者杂攒其多首诗歌而后为之标目，故不应收。
第六类，作品应收而未收。由于《全编》编者尽量拓宽收录范围，这一类中只有极少数较常见之作应收而未收，如易顺鼎《天桥曲》等，绝大多数还是囿于当年的文献条件未能收入的。作为“全”字号总集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小的遗憾，但也给未来的竹枝词文献工作留出了较大的上升空间。
根据《全编》编者之一顾炳权的估计，全国范围内的竹枝词专书在千种上下，总数超过十万首，
这个数字应该是以1949年为时间下限的，我们觉得并不夸张。那就是说，如果以《全编》作为基数，则至少还有三万首的总量可以增补。王振忠在《竹枝词与地域文化研究》一文中已经提到《历代竹枝词》中福建竹枝词收集较少，与八闽文化风土状况不匹配（我们读《全编》也有同感），并提供了他所知道的数种竹枝词集：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收藏的佚名所辑《闽竹枝词》（民国年间抄本），1962年福州乡土史家郑丽生所辑《福州竹枝词》（春檗斋写本），郑丽生《福州风土诗》（1963年春檗斋抄本）。作为徽州研究专家，王振忠还提到了几种相关的竹枝词：徽州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资料中的《茶庄竹枝词》（清代徽州茶商江耀华著），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典业须知录》中的《典当竹枝词》，清牛应之《雨窗消意录甲部》卷三《续文章游戏》中的《幕友竹枝词》，以为“这些对于‘无徽不成镇，无绍不成衙’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值得我们费心收集、整理和研究”，诚然如是。
应该特别补说的是，在搜集文献资料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得到了傅寒先生赴日本购得的《日本竹枝词集》与《鸭东四时杂词》。这部《日本竹枝词集》由竹东散史编辑，线装一函三册，出版于昭和十四年（1939），共收日本汉诗人所作竹枝词四十二种，
总数应该在两千首上下。《鸭东四时杂词》虽收录于《日本竹枝词集》，但这一册文政九年（1826）精写刻本不仅字体娟秀流美，更在每首下附有作者自注及绫州山人增注，对于理解作品本身及作者的知识背景均有着极大助益。这些作品虽不属于“中华竹枝词”之畴，却是竹枝词走向世界、在东亚文化圈产生巨大影响的力证，因而我们也在有限篇幅中选录两首，厕之三百数中，以期引起学界与读者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在蒐讨文献的过程中，我们还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近年来国内各大图书馆积极建设的各种数字化报刊数据库为包括竹枝词文献整理在内的学术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就比较充分地利用了上海图书馆开发的“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保守估算，在数据库中可以搜索到的竹枝词数量应该在8000—10000首左右，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为各种总集所未收。我们据此也至少选录了十几首来自该数据库的民国时期竹枝词，从而对这部容量仅有三百首的选本构成了很明显的艺术品质与新颖程度的提升。类似的数据库还有不少，比如“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0）”“中国近代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字林洋行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小报（1897—1949）”“新闻报（1893—1949）”“民国日报（1916—1947）”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数据库将是未来从事竹枝词文献增补工作的有力一翼。
关于本书的编选工作，我们也需要在前言末尾部分略作几句凡例式的交代：
第一，出于对夔州“竹枝发源地”的认定与尊敬，我们特选五十首“夔州与三峡竹枝词”，厘为上编；出于展现竹枝词时间维度的需要，我们将唐代袁郊以迄民国今霞之作二百二十首，名之为“历代竹枝词”，厘为中编；出于展现竹枝词空间维度的需要，我们将清代彭廷选以迄现代王礼锡所写港澳台竹枝词十首、清初尤侗之《外国竹枝词》以迄民国龚庸《珉尼拉竹枝词》十八首及日本诗人所作竹枝词二首，计三十首，名之为“港澳台及海外竹枝词”，厘为下编；
第二，竹枝词佳篇琳琅，三百首之容量或不足全面反映之，故有些篇章我们置于“点评”中予以提挈。如此则本书名为“三百首”，实际选入者应数倍之；
第三，点评文字有话则长至千字，无话则短至数字，不强求篇幅之均匀；
第四，诗人小传尽量从简，名气较小之诗人则稍详；
第五，所选诗主要取艺术标准，同时也关注到时间、空间、思想、反映社会现实等维度的平衡；
第六，本书以作者生卒年先后排序，并标注作者所属朝代，朝代顺位在生卒年之后，故会出现叶小鸾生卒年在后但属于明代，钱谦益等生年在前但属于清代的情况，晚清邓方情况亦同；作者生卒年不详者，视其仕履、交游情况约略安插；作者生平不可考者，则根据作品刊刻或发表时间约略安插。
马大勇 赵郁飞
壬寅立秋前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