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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早在春秋时期即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为中国文学总集之祖，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战国时期楚人屈原所作《离骚》，辞采瑰丽，结构宏大，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二者风骚并举，共同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典范。至唐代，诗歌终于迎来了艺术巅峰。
在中国古典文学里，诗歌是最重要的文体之一。诗歌不仅地位独特，而且形成了良好的诗教传统。《毛诗序》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是美学的集中反映，语言之美、音韵之美、意境之美、情感之美在诗歌中均有体现。因此，我们唯有学会鉴赏诗歌，才能领略诗歌之美。鉴赏诗歌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把握。
诗歌由于受到平仄、对仗、节奏、韵脚等诸多限制，其词汇、语法、修辞、乃至逻辑与散文同中有异，而不同之处尤为显著。诗歌通常都有字数限制，即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即便是古风，也绝非以长取胜，务须凝练，达到语约而意丰的艺术效果。这种对语言高度凝练、刻意营造奇崛不平的极致追求，形成了所谓的“诗家之语”。诗歌的内容或有一定的跳跃性，当省则省之，有时甚至会看似无理，形成一种独属于诗歌的无理之妙。
除了追求言约意丰的艺术效果，诗歌的语言也讲求含蓄蕴藉。所谓含蓄，就是不把意思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而是借助形象思维引发读者的联想与思考，进而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激起心灵的共鸣。简而言之，即诗贵含蓄，忌直白。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之谓也。试举一例，南宋诗人林升有一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乍一看好像在描写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山水楼阁、歌舞宴饮，无不令人沉醉，到了第三句依然并不直言主题，而是虚晃一枪，以“游人”出之，实则剑指苟且偷安、寻欢作乐的南宋统治者。作者并未直斥南宋君臣，而是说这里不是“你们”的家，“你们”不过是到此一游的“游人”，汴梁（北宋都城）才是“你们”应该回去的地方。可惜，南宋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克复神州、一统河山的勇气和斗志，他们竟然将杭州当作汴京，终日只顾在这东南形胜之地过着醉生梦死、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区区二十八个字，竟然包含了如此丰富的意蕴，这正是含蓄蕴藉的语言魅力。
诗歌鉴赏是一个审美过程，我们应该充分把握诗歌的特质，如中国古代诗歌一向讲究声律之美，如《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也就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皆合乐。再如乐府本是汉代音乐机构的名称。乐府的职能主要是掌管、制作、保存朝廷用于朝会、郊祀、宴飨时用的音乐，还要兼采民间歌谣和乐曲，加以修改、润色，“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制订乐谱，配上乐曲，使之合乐，以便于歌唱。后人把乐府机关配乐演唱的诗歌，也称为乐府。乐府便由一个音乐机构的名称，变成一种可以入乐的诗体的名称。
到了南朝，诗坛上出现了“永明体”这种新体诗，在沈约等人的大力提倡下，诗歌创作越发注重平仄声韵，“永明体”成为唐代格律诗的先声。律诗至初唐时期始定型，五言律诗定型于沈宋之手，当然在他们之前杜审言的创作已经基本符合律诗的黏式律了。在杜审言、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努力之下，唐代近体诗的各种声律体式已经定型，并创作出一批较为成功的作品。平仄的交错就是为了使声调产生变化，不至于太过单调，从而达到平仄谐合的效果，读起来也就朗朗上口了。
至于宋词，更是如此，词最初是作为配合歌唱的音乐文学而出现的，词在唐五代时期通常被称作“曲子”或“曲子词”，正是其音乐性的体现。不论是诗还是词，都需要注重音律声韵，平仄、韵脚和节奏都可以令诗词作品声韵铿锵，音律谐美。这些虽然都是形式上的要求，却与内容珠联璧合，缺一不可。吴熊和先生指出：“作词则要先选择一个词调。从千百个词调中选择一个与内容相适合的词调，有时并不简单。因为大多数词调，其适用范围有一定限度，不像诗体的适应性那么广泛。除了调体的长短，还要考虑调情的哀乐，调声的美听与否。有些词调，如其调名所示，所咏内容还有所专属。择调不当，或声、文乖戾，或有误美听，或不合曲名与传统作法，都将妨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唐宋词通论》）旨哉斯言。
王力先生曾说：“不了解诗歌的形式格律，将影响对诗歌内容的理解，也谈不上充分地欣赏。”（《古代汉语》）因此，我们应该从平仄、韵部等音乐角度切入，去理解分析一首诗词作品。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进行诗词创作，这样可以更好地把握诗词的格律和艺术特质。
葛兆光先生认为：“作为艺术符号的典故，乃是一个具有哲理或美感内涵的故事凝聚形态，它被人们反复使用、加工、转述，而在这种使用、加工、转述过程中，它又融摄与积淀了新的意蕴，因此它是一些很有艺术感染力的符号。它用在诗歌里，能使诗歌在简练的形式中包容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而且使诗歌显得精致、富赡而含蓄。”（《论典故——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特殊意象的分析》）同时，他也指出，典故在诗歌中的镶嵌，造成了诗句不顺畅、不自然，因而造成了诗歌的生硬晦涩、雕琢造作。
不论典故的使用究竟是使诗歌意蕴变得更加丰厚还是使诗歌变得更加晦涩，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一点，那就是古人写诗用典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要想读懂诗歌，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典故，特别是常用典故。所谓典故就是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一般可以分为事典和语典两大类。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认为：“论者谓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浑厚，乃可言诗。”《西清诗话》曰：“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清代顾嗣立《寒厅诗话》云：“作诗用故实，以不露痕迹为高，昔人所谓使事如不使也。”由以上称引可见，用典最佳的状态就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通过用典，最终所要追求的艺术效果就是呈现出一种言简意赅、妥帖恰切、典雅精致和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
“知人论世”最早由战国时期的孟子所提出。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所谓“知人”，就是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经历和作品风格。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既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诗人自觉的审美追求。在洞悉诗人的生平和风格后，即可由此及彼地推知作家的其他作品风格和内涵；所谓“论世”，就是要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风貌，进而把握同时代作家的共性，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是也。
“知人论世”经由后世的学者不断引申论述，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模式，历代学者都以考证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作为文学批评的前提。“知人论世”作为传统诗歌鉴赏的重要范式，我们必须遵循。举例而言，我们倘若不了解李白的家庭背景、个人志向乃至时代风貌，就无从理解他作品的浪漫飘逸、神采飞扬以及所谓的盛唐气象；我们倘若不了解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官宦世家，素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既经历过“忆昔开元全盛日”的大唐全盛景象，又经历过“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的安史之乱，就无从理解他沉郁顿挫、雄浑壮阔的诗风，就无从理解他的《悲陈陶》《春望》以及“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感时伤世之作。
诗必有我，诗由“我”作，必然要抒发“我”之情感，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不论咏物还是写景，咏史还是送别，皆是如此。所以鉴赏诗词一定要做到“知人论世”，一定要细心揣摩作者之用心，因为诗必有我。
以《唐诗三百首》作为枕边书、案头书，多读多背，形成一定量的诗词积累是诗词鉴赏的前提，要想进阶，还可以通过阅读文学史上比较有名的诗话、词话类著作来提高诗词鉴赏能力。譬如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都值得认真阅读。除此之外，各种唐诗选注本对于普通读者品读诗词、鉴赏诗词也具有极佳的入门引领之功用，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一纸风行，许多诗词爱好者得其沾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被誉为“新中国第一部唐诗权威选本”，名为“选”，实则有注，且注释精当。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唐诗选集，亦深受好评。还有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刘学锴先生的《唐诗选注评鉴》也都独具只眼，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