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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金融危机虽然导致我国出口型的体育制造业在欧美的损失巨大，但同时也为我国体育制造业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市场扩张提供了机会；国内制鞋企业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下降，但对中东、非洲、东盟、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的开拓良好，出口仍呈现出逆势增长的态势。政治法律环境方面：2010年和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育总局分别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和《体育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从政策层面且上升为国家层面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各地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也随即出台，部分城市把体育产业的发展纳入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之中，并着重突出体育产业的作用，如福建晋江、四川成都等。社会文化方面：居民体育消费意识增强，体育消费逐年递增，体育消费倾向从一般性的实物性消费开始转向以服务和内涵为主的精神性消费；自《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以来，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后，全民健身热情高涨，体育需求明显提高。技术方面：我国体育产业资本扩张的主体注重产品研发和新技术使用，并且坚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模式，从技术层面保障企业的前进发展。
体制的弊端对体育产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影响，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所副所长马晓河指出，国家应重点支持竞技体育，从产业政策上鼓励民间私营企业投资体育产业，大力培养和扶持龙头企业，从税收、信贷各种政策上给予支持，以此带动体育产业发展。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室主任胡鞍钢指出，今后我国应大力发展各种体育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可以考虑在税收减免、土地使用等方面对非营利性体育组织给予优惠。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要形成公有、私有、民营发展体育的格局，形成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
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表彰大会上指出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是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体育产业资本扩张是体育产业发展的趋势。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后，业界热盼的产业政策出台，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指导意见》将体育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内容务实、详尽，从体育健身娱乐市场、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体育中介市场、体育用品销售和制造业、体育服务贸易业、体育文化、旅游、会展、传媒等各行业领域给予较为翔实的指导，并从投融资、财税、职业体育发展、体育无形资产开发、体育法制建设和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倾斜，该指导意见准确把握了当前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命脉所在。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体育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从体育消费市场培育、区域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体育产业基地建设、骨干体育企业的培育等11个方面进行规划和指导。这些有利政策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为体育企业资本扩张提供了可靠基础。
我国体育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体育产业的领域不断拓展，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体育产业的质量也有所改善，体育产业的效益明显增高，体育产业资本扩张的主体不仅局限于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器材制造销售、体育休闲健身娱乐、体育投资管理等领域的企业也开始走向资本运作的道路，担负起我国体育产业资本扩张的责任。各种以体育活动为主或密切围绕体育而开发的经济活动也迅速的兴盛起来，并不断地形成相应的公司、企业、俱乐部等经营实体，这些生产体育用品或提供体育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行业就形成了体育产业。由这些体育产业所形成的以体育商品、劳务供给和需求及相互作用实现的商品流通总和，就形成了体育产业市场。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迅速，由于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国一直是国际体育组织青睐之地，如上海已连续成功举办了F1、网球大师杯、汇丰冠军赛等顶级国际职业体育大赛，我国每年各类体育赛事尤其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明显增多。
中国申奥成功，除了带来举国欢庆和民族自豪感之外，最实际的利益，应该是在2002-2008年间给中国的GDP带来的额外增长。美国某研究机构的预测数字显示，北京申办奥运，将有助于7年间中国GDP增长率提高0.3%~0.5%。实际数据表明，北京GDP在2002-2007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2.1%，高出筹办前的增长速度1.8个百分点，其中有1个百分点是由奥运因素推动的。此外，奥运会不仅带动了北京经济的发展，也对周边区域和我国重点旅游城市带来了经济效益。据某研究机构调查，奥运使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比例达1.23%。
我国大中型体育企业尤其是进军海外市场的企业已经开始进行资本运作，通过资本市场获取资金、抢占市场份额，资本运作已经成为企业迅速发展和获得市场占有率以及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这些主体开始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把资本运作纳入整体的规划之中，在投资管理方面聘请国内外知名资本运作人士和管理专家，在技术革新方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于10月30日正式开市交易，创业板设立的主要目的是扶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成长性企业，为风险投资和创投企业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为自主创新国家战略提供融资平台，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添砖加瓦。由于我国大中型体育产业企业较少，中小企业较多，这些中小企业融资较为困难，尤其是在最初的创业阶段，创业板的设立为我国体育产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了非常大的机遇，如首批上市的具有体育产业概念和性质的探路者，首日上市涨幅高达180.30%。
2010年3月31日起，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接受券商的融资融券交易申报，这标志着经过4年精心准备的融资融券交易正式进入市场操作阶段而发生的融券交易，将结束我国股市“单边市”的历史，股价上涨，投资者才能盈利的模式被打破，资本市场进入一个新时代，股价上涨或下跌，投资者都可能盈利，届时有望进一步拓宽体育产业融资渠道，促进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活跃性。融资融券交易是海外证券市场普遍实施的一项成熟交易制度，是证券市场基本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许多发达资本市场都开展有融资融券业务，相对成熟，而且规模较大，表3-1反映了部分国家的融资融券业务。
表3-1 美国、日本、中国台湾融资融券业务
中国的体育产业一直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阴影之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开始进行内部改革。然而时至今日，改革步伐依然缓慢，计划经济身影依然笼罩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模式也延伸到体育产业领域之中，这种行政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市场化进程和进一步发展。体育企业的资本扩张需要市场化运营手段，体育企业资本扩张的源泉是我国宏观经济和我国体育产业市场环境的改善，仅仅依靠行政资源垄断是不能维持可持续的发展，僵硬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手段也无法跟随世界发达国家的脚步，无法获得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从目前来看，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我国体育企业仅仅只能徘徊在资本市场的大门之外。
尽管最近几年我国体育企业有全方位、多角化的发展趋势，但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名牌体育企业、明星体育企业较少。以上市公司为例，2007-2008年，仅在足球领域，英超、德甲、西甲等联赛的上市公司分别多达20家、18家、18家之多，如表3-2所示。
表3-2 2007-2008年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足球联赛中上市公司一览表
注：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为足球联赛。
而我国体育产业类上市公司所占比例较少，且大部分为体育用品制造业，如李宁、安踏、匹克、中体产业、青岛双星、鸿星尔克，与体育产业有关联的西藏旅游、巴士股份等，其余未上市的大中型体育产业集团如泰山体育产业集团、体之杰体育产业集团等也大部分是体育用品制造类企业。目前来看，我国体育企业资本扩张的主体不仅数量少，而且主要分布在制造销售行业，体育产业其他行业的“领头羊”还未形成，这种体育用品制造业独大的局面不利于我国体育企业整体资本扩张，对相关战略制定产生很大影响。
我国体育产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才得到发展，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后才呈现出部分体育产业行业——体育用品制造业壮大的局面。总体而言，我国体育产业目前存在行业法规不配套、行业门类不完备、市场开发不广泛和行业行为不规范等状况，较为详细的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区域体育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层次不一，最近几年各地体育产业集团纷纷上马，国家层面没有制定统一的区域体育产业战略规划，各地分工协作和良性竞争局面没有形成。此外，我国体育产业消费环境也不容乐观，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总水平在最近5年都超过10%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文化体育娱乐消费增长明显低于消费总水平。这说明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意识和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虽然我国居民对体育的需求和消费开始转向精神性消费，但占较大比例的还是实物性消费，参与型与观赏型体育消费还未与实物型体育消费相抗衡。
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前后几年，我国承办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增多，国内综合性体育赛事活动也增加很多。但相较于国外的赛事运作水平而言，我国体育赛事运作水平依然较低，招商运营能力较弱，管理创新能力不强，相关赛事运作和投资中介机构较少。此外，我国国内赛事水平依然不高，部分项目运动队成绩不高，成绩水平波动性较大，如参与和关注群体较多的足球，却爆出了黑哨、假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再如中国女排近几年成绩也不是特别稳定，2011年问鼎法网冠军的李娜却在随后的温网、中网等赛事相继跌出32强，相关赞助商很难判断是否继续赞助，承办商存在一定的风险。
目前，在我国沿海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体育产业发展较好，体育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GDP总量的0.5%，如表3-3所示，但与发达国家的1%甚至2%以上的比例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区域体育产业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平衡，由于地域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尚处于起步阶段，东部地区及部分发达城市较快，西部地区总体水平落后，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市场化程度较高，体育产业所带来的收益在国民收入中占较大比例。另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外资企业的进入将会对本土体育产业，尤其是落后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造成一定冲击。第四，区域体育发展政策不平衡，体育发展缺乏统筹布局，各地区之间尚未形成协调合作良性竞争局面，如四川成都、福建晋江体育产业发展得到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湖南和陕西相继成立体育产业集团，江苏、浙江纷纷制定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上海和海南分别推进体育赛事和体育旅游行业的发展等，而其他部分省市并没有鲜明的体育产业扶持政策，并且国家并未对区域体育产业发展和布局进行统筹，区域之间分工协调合作机制尚未建立，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局面尚未形成。
表3-3 部分省市体育产业产值
资料来源：各省市体育产业统计公报及相关新闻报道。
相关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在观念上并没有把体育真正当成一个产业，更多的是把其当作“事业”看待，更没有认清体育企业与资本市场的联系，这种国民思维也反映在政府以往的相关决策中，如仅仅把体育产业当作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而未予从体育产业发展自身的特点和结合资本市场进行挖掘体育的内涵。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环境较弱，投资效益不明显，产出较慢，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突出政绩和功绩，一般不会选择体育产业作为突破口，也不会将其纳入整体战略规划中。第三，观念滞后也表现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法制建设不健全，政企不分、职责不明、行政审批手续繁杂等现象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