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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中是没有体育职能部门的，也没有单一、垂直的权威组织来负责体育的全面协调。政府不制定体育政策，而且极少直接资助体育。即便是涉及体育最明显的联邦政府机构“总统健康与运动理事会”实际上也只是促进美国大众体育发展的一个咨询机构，在体育的组织或筹资上不起实质性作用，该机构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专门会议、编印宣传材料和进行调查咨询，真正管理美国体育的是各种独立或半独立的社会体育组织。作为体育产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体育场馆蓬勃发展的年代里，政府并没有出台单独的政策法规来指导场馆设计建造。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才开始做计划性的指导（PPGS），但是这种指导只在特定的方面，比如说绿化带设计维护、建造房屋等等。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台了体育及休闲设施建造指导（PPG17）。最早由政府出台的体育场馆及休闲设施指导方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于满足当地居民以及俱乐部需要的必要性调查；（2）在整体发展规划中大型体育场馆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3）场馆与当地公共交通、公园等其他设施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以及未来如果需要重建或者改进时可能造成的不便调查；（4）场馆的多功能性以及带给社区居民的利益评估；（5）当重新选址时鼓励俱乐部选择合适的闲置土地。
体育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体育资金投入的多少。近几十年来，随着人们对体育参与程度的普遍提高，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体育投资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以上。美国政府参与体育场馆融资的方式主要是各种市政公债，几乎所有大规模体育场馆的投资资金都是通过市政公债融资得到的，为建设体育场馆，除了采用各种方式筹集资金，还利用联邦政府资金，主要表现为财政拨款。除此之外还提供财政补助，而且除了向体育场馆提供财政补助以外，政府还通过免税、转让土地、底价出租土地等政策手段对其提供财政帮助。政府资本投入方式包括但并不局限于税收、市政公债、参与凭证以及特定权利机构债券。1997年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过了一种叫做House Bill92的体育场馆建设期权。House Bill92是一种将来可以获取资金的期权，它通过赋予某些团体（主要指各城市政府）特定权利（征收某种税收或减免销售税）的方式吸引它们对体育场馆建设进行投资，随后政府不断改变House Bill92的具体课税政策。到了1999年，圣安东尼奥城也推出了类似House Bill92的体育场馆融资方案：公众上缴0.125%的税收，而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以及其它个人捐赠人也要进行捐款。这种方案使得公众所担心的财富转移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对于那些融资规模较小、赢利性较好的体育场馆，政府才通过税收等其它方式进行投资。近年来出现了由国家政府主导向企业利益主导的变化趋势，政府作为出资人的作用慢慢淡化，转而通过赋予私营机构一定的特许权，使私人资本负责主要的资本投资及设施的设计、建设、融资和营运，政府主要提供一定的支持，通过合约约束，主要发挥“监督人”的作用。
美国地方政府为了挽留球队，给予球队各种补贴以及补偿。根据198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Mikwaukee的Brewers球队给城市带来了直接和间接收益达2.12亿美元，而1988年Phliladelphia在调查的四个大联盟球队为城市的创收达3.43亿美元，带给其他区域的收益为2.33亿美元。正是由于巨大的商业利益，各地政府纷纷为吸引和挽留球队而提供各种政策支持。他们在当地修建场馆来吸引职业体育比赛以提高城市声誉和发展当地经济。美国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体育设施资源，制定了相关的法律，除了联邦法律外，每个州都有权制定适合自己州的法律。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采取过增加体育奖学金，对体育事业税收优惠及鼓励企业修建运动场馆、娱乐设施等措施。福特总统在1976年美国在蒙特利尔奥运会失利后，成立了由22人组成的“总统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负责调查阻碍美国优秀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和其它重大国际比赛的原因，研究资助奥运会代表队的方法以及美国奥委会和各单项协会的组织结构问题。委员会在调查后提出两项建议：第一，成立有效的中央组织，协调美国业余体育；第二，国库一次性拨款2.15亿美元，然后每年拨款8300万美元给负责业余体育的中央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职业体育的普及和观众人数的稳定趋势，美国职业体育的商业经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其手段之一就是得益于“反垄断豁免”“税收优惠”和职业体育版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政府还与体育协会和俱乐部等相关组织进行联络，促进体育场馆与当地组织的合作和信息沟通，政府对场馆建设运营的干预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其公益性。从前期建造场馆政府组织市民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需要建造场馆，到对环境、位置、开支、回报等各方面进行评估，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场馆的建设进行统一规划管理，从而避免重复建设、破环环境等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