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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一股全球化的大潮席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非西方民族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全球化”已经由世界经济一体化向政治和文化领域扩散
，全球化给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与对外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冲击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叫嚣：“文化全球化”最终结果必然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
因此，“奥林匹克文化全球化”给予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压可想而知。那么我们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多元”共生
，并实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伟大复兴呢？
答案正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题跋时写的那样：“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要研究西学东渐，更不可忽略东学西渐，因为中西文化是在东化和西化的双向运动中发扬光大的。”
这里的“东学西渐”就是强调积极主动的进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并在互动中获得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全面复兴。
我国众多的体育学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也都能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问题上达到比较统一的看法：当“西方体育文化”如潮水般的涌来之际，如果我们不把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视为世界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自觉地从事世界体育文化的创造。那么，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要失去其创造的活力和与世界体育文化对话的权力。
我国体育界的众多前辈、学者很早就着手研究体育文化传播的特征和模式的研究，归纳其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
在体育文化传播的特征研究上提出，“全球化”特征
其一是体育文化传播的首要特征，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不例外，只有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才能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达到与世界平等对话的高度。
其二是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要走“民族化”的道路，体育文化传播的民族化有着不同的理解；首先，体育文化的传播，使很多民族传统体育走向世界，体现为一种民族化与全球化的交互进程。民族传统体育为全球交流提供动因，而全球化则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提供空间。每一个地区或国家几乎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象征，如西班牙斗牛、法国的奔牛节，中国武术、导引（气功）和舞龙舞狮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往往天生就是一种民族文化奇观，同时这也是传统民间艺术的体现，虽然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传统艺术往往被提取为一种商业符号，但它们在客观上仍然促进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也提升民族自豪感。
第三就是体育文化传播的“商业化”不可避免，这也是体育文化本身所带有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同时，大众传媒的兴起，意味着所有的现代体育文化传播都是具备商业上的实际运作和商业推广的潜质的
。在体育领域，一直存在着商业化与非商业化、职业与业余的区别。事实上，热门体育项目都是产业化程度非常高的项目，它们与媒介产业联成一体，总能维持和不断的扩大其受众市场，同样，运动员、教练、队医、俱乐部经理及工作人员、球探、体育经纪人等都是体育市场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体育设施、球迷产品、门票、广告、转播权、体育博彩等等为体育产业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商业化”进程不可避免，而且不能停留在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争论上，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如何提高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商业化程度上，而同时以不丢失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最重要的“民族传统”特性为前提。
第四个方面在体育文化传播中涉及到的文化神圣核心的某些方面，也即体育文化传播涉及到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价值，于是体育文化传播就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神圣核心的某些方面。而由某一社会个体乃至单个社会组织来承担和传播显然是不现实的，它的塑造与传播需要文化理论体系、偶像群体、组织活动与大众传媒系统等，共同组成庞大的传播系统，并必须经历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的。
另外，在体育文化传播类型研究方面，我国学术界也获得了很多有意义研究成果：体育文化空间传播（或扩散）是体育学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是体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可以把体育文化传播类型大致分为：体育扩展型传播和迁移型传播两大类，其下又可以分为：接触型传播、等级型传播、刺激型传播
与“占据式”“蔓延式”“墨渍式”和“变异式”等
。
研究体育文化传播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告诉我们：目前世界范围内，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全球化、商业化、民族化和系统化”。除此之外，当我们在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具体区域传播时，更需要研究在具体的区域环境中一系列与体育文化、传播相关的问题。而且同时我们也要解决采用哪一种或哪几种传播方式、方法，才能最高效的完成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