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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的真实含义就是，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间。”
文化全球化是与经济政治的全球化相伴而产生的，是经济全球化在文化领域中的延伸和扩散，它既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结果。从过程看，它指的是世界上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更加广泛、更加频繁、更加深入的相互接触与往来、交流与融合、互渗与互补；从结果看，它指的是各个民族文化突破了原有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将本民族的文化资源转变成了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
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近年来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亚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在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从中审慎地选择适合的文化资源，并利用其对自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发展，这就涉及到体育文化自觉的本质问题。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众多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形成了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至此，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中国文化在这段极其剧烈的历史变迁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着生存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是说，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在近代（约在1840年前后）西方体育传入我国之前的我国各民族就已经固有的，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模式，并包含了所有各个民族的体育活动的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和
。这段话不但告诉了我们西方体育侵入中国的大致时间点，也阐明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生的急剧变化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之后，面临着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艰难地寻找着救国振兴的道路。其中，“洋务运动”较早正式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式。它是中国最早官方引进西方近代体育以及学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开端。当时代表性事件就是西方的“兵式体操”和“近代竞技体育”进入“军事学堂”。它试图通过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挽救苟延残喘的清政府，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又一次告诉我们“西方的先进技术”无法救中国。
在引进西方体育的同时，“戊戌变法运动”对于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传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就提出“大学亦重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来宣传西方体育的健身作用。他的学生梁启超也提出“必习体操，强其筋骨”的主张。然而真正意义上促使西方近代体育进入中国的是基督教，“基督教从1807年传入中国”到1916年为止，公办教会或教堂有7088所
。伴随着基督教的教会学校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西方近代体育逐渐深入到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并广泛地发展开来。也正是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各地设立，西方近代体育和竞赛逐渐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直至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并实施了各类西式学堂的学制、课堂体制、教师与学生学习规定等等，从法制上标志着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本土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和边缘化。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体育”是“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他认为“体育”是人锻炼身体的方法，通过体育锻炼可以使身体得到全面和均衡的发展，并提出“体育”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科学。
因此无论是西方近代的“竞技体育”，还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都是“人类自养其身之道”
。从体育的自身发展背景来看，“西方”和“东方”体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本民族在自身文化大环境中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西方近代的“竞技体育”和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真正区别的是它们各自背后那深厚的文化环境，一个来自于以“古希腊文明”为主题的“西方体育文化”，一个来自于“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