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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哲学问题纷繁复杂，要想对所有问题给出切合实际的理论解释，就必须找到能够解释一切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如何从抽象到具体，以一种理论形态的逻辑起点，有序有据的展开研究。
“逻辑”一词有思想、思维、理性、语言等含义，因此，逻辑起点可以看作是思想思维的起点。黑格尔曾这样谈到，逻辑的开端，应该是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它不能是一个具体物，不能是在本身以内包含着一种关系那样的东西——造成开端的东西——必须被当作是一个不可分析的东西”（黑格尔这里所说的逻辑开端本身不能包含着一种关系，是指着它本身内部不能有联系的两个不同事物）。逻辑起点也称逻辑始项、逻辑开端，有时也被称为逻辑出发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开展和得以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当以什么为开端。”
逻辑起点至少包含三个含义：
第一，逻辑起点是与一门科学或学科的理论体系是紧密相关的，指得是理论体系中思维的起点，离开一门科学或学科的理论谈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就失去了依托和根据，就失去了意义。
第二，逻辑起点表现为一门科学或学科的一个范畴，并且是一个起始范畴。而不是关系、矛盾以及取向等。
第三，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石，是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把有一系列原理、范畴构成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比作一个大厦，那么逻辑起点就是这个大厦的基石。从这个基石开始，这个大厦的结构、层次便如天工开物，一目了然。”
体育哲学同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一样，在理论形态上，要求有一个各个范畴与规律之间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必须是从一个恰当的简单规定出发，一步一步地推演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一层一层地规定着体育哲学所把握的客观规律。这样的结构，是对体育发展历史的理论概括、逻辑再现，在总体方面或基本环节上体现出人们认识体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这样的结构，是一个从最抽象的开端范畴逐步上升到具体范畴的逻辑递进过程，其中，不应由任意的逻辑跳跃、颠倒或脱节现象。
在《资本论》中，逻辑起点——商品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正如列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其实，不仅《资本论》中的逻辑起点是最简单、最抽象的，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样，体育哲学当然也不例外。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都要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所以，这个抽象的规定应该是不以其他范畴为前提的。它必须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
黑格尔说：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这里的科学是指黑格尔自己的逻辑学，历史是指整个哲学史。黑格尔把自己的逻辑范畴同哲学思想发展史联系起来，提出以上判断，用以说明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一致性。
历史是实在事物本身的运动，逻辑则是历史的反映。一方面，“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这是辩证法的历史方法；另一方面，从“最简单的规定”、抽象的规定开始，逐步进入，“具体的再现”这是辩证法的逻辑方法。在研究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基础上，用抽象再现历史本质。
辩证的范畴是指范畴的内部包含有各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为什么起始范畴必须是个辩证范畴？“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是他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马克思也说，“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因此，为了使范畴与范畴之间有递进、逐步上升的关系，起始的范畴如果不是辩证范畴，就不能通过范畴运动构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以胚芽形态内在地隐含着所有后继规定的内容，一切后来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必须从中合理地、有序地演化出来，因此，它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进展开去、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实在基础。
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不能直接以关系的形态出现，而应当是以直接存在为形态的社会关系。资本论中的商品就它的物理价值来说是有用物，而它却反映了商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的关系。物的有用性是其社会性的载体，没有这种有用性，也就没有物的社会性。商品的这种属性天然并存，缺一不可。逻辑起点应当是以物或其他直接存在承担的社会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体育理论和体育史教科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文艺理论为依据，将体育起源归结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在思考体育哲学问题上都是以“劳动”为逻辑出发点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体育理论界和体育史学界对体育的起源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体育的劳动起源说难以成立，应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体育起源另作讨论，为此提出游戏说、需要说、军事说、宗教说等多种假说。在讨论中有部分学者认为，《辞源》对“起源”一词的解释是多义的，一是指开始发生；二是指事情发生的根源；三是指事情根本的源头。几种含义在体育起源的争论中都有所反映：说体育起源于原始社会是指体育“开始发生”在原始社会；说体育起源于“剩余精力”“社会需要”，是指体育产生的根源。由于起源一词的多义性，建议在具体论述体育何时发生使用“萌芽时期的体育”或“体育的萌芽状态”，在表述体育产生的根源时使用“体育的源泉”或“劳动在体育发生中的作用”。所以在90年代以后的教科书中都回避了体育起源这一理论难题，用萌芽时期的体育取而代之。
本文认为，不能因为劳动说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就不敢越雷池一步，教条主义地套用其观点，更不能因为存在争议就避而不谈体育起源这一重要理论问题，折中性地调和各派观点。海德格尔在谈及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时指出，“本源在这里指的是，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使某件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是的那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某件东西的本质。某件东西的本源乃是这东西的本质之源。”
可见，我们使用的起源与海德格尔所用的本源在意思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寻找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或者说追问使体育如何得以存在和为其存在的那个东西。如果不去追问体育的源头，就不能准确地理解体育的本质之源，就不知道体育在现实社会中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找到了体育的本源就能深刻地理解并有效地解决当代体育面临的各种问题。
体育的劳动起源说主要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著作为立论根据的。体育起源于劳动则是直接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为前提进行逻辑推理而得来。这种观点认为：劳动是体育起源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体育既然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之一，体育产生的前提就必须是人本身和人类社会的出现。人的进化、手的形成、劳动工具的演进、感觉思维的发展、语言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体育的先决条件，而创造这一条件的根源就在于劳动。
达尔文从生物进化角度，恩格斯从社会历史学角度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的过程”。恩格斯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有由于劳动，只有由于经常与新的动作相适应，只有由于这些获得的筋肉、韧带……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在愈来愈复杂的动作的不断的革新使用，手才得到这样完善的发展。”由此得来，劳动是人类一切文化产生的前提和根源，体育是一种文化现象，当然也是以劳动为前提的。
劳动对人体体力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决定因素。生产劳动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强健的身体和掌握不同劳动所需要的技能和身体机能。特别是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个人体质的强弱往往成为能否生存的条件。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记录了原始民族将体力完全衰落的老人和病弱的孩子杀掉，说明在生产力条件极低的情况下，体力的强弱成为生存的唯一条件。
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劳动愿望和要求，它必须有年长一代有目的有意识地把人类积累的有关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知识、技能系统地传给下一代。这种传授工作从血缘家族时期就已开始，这时，体育的内容是生活技能的传习，形式是模仿。到母系氏族时期，原始社会体育发生了第一次飞跃——身体练习出现。这时期的体育活动同生产实践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拉大了，并且实施的目的不再是掌握劳动过程中的具体动作直接为劳动服务，而是在劳动过程外，通过与劳动过程和动作相似的活动形式来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以便间接地为劳动做好准备。新的活动形式已不再是生硬、呆板地再现劳动动作，重复劳动的某个过程，而是抽象地、象征性地加以反映，表明这时的体育开始与劳动相分离，失去直接联系。到父系氏族后期，成人礼和一些祭祀活动中对体育活动的强调，使体育产生了第二次大的飞跃。这些以竞争形式出现的体育活动与一般身体练习有本质的区别，它不再是自然和劳动动作的简单模仿，而是更多地使用了人为设计的身体练习形式，使体育成为社会统治阶层训练和选拔人才的通用标准。
由于类人猿向人的过度进化中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更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充分认定了劳动在人的进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前期学者们往往教条性地把一切与人有直接关系的文化现象如艺术、科学、军事、医学、体育等起源问题无一例外地加上了劳动起源的冠冕，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使人们思考当代体育改革问题时缺乏合理的逻辑起点和统一的理论归宿。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理论禁区，各种新的哲学思潮也给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开启了新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是多义的，在不同层面上有不同涵义。
首先马克思从一般意义上精辟区分了动物与人的劳动。对人来讲，“劳动首先是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一种交换，在这个过程中，人凭他自己的活动作为媒介，调节和控制他跟自然的物质交换。人自己也作为一种自然力来对着自然物质。他为着要用一种对自己生活有利的形式去占有自然物质，所以发动各种属于人体的自然力，发动肩膀和腿、以及头和手。人在通过这种运动去对外在自然进行工作、引起它改变时，也就改变他本身的自然，促使他原来睡眠着的各种潜力得到发展，并且归他自己去统制。”
这就是说人的劳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这种改变使人与动物拉大了距离。这个意思被经典地表述为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认为人类劳动的过程是劳动者主体把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对象化到某个产品上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现实地能动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们所创照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其对象化的劳动实践中，人非但没有丧失自身，而且表现、实现和确证了人的内在力量和主体性。而人正是在这种表现、实现和确证自己的内在力量和主体性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满足和享受。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这种劳动又称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真正本质，这种劳动不是人谋生的手段，而是目的，不是强迫性的、痛苦的，而是自觉自愿的，完全是一种消遣和享受。
而动物的劳动与人的劳动有本质不同，动物的劳动是其生命活动的本身，“动物是和它的生命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这就是说，动物的劳动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对大自然无意识的适应，纯粹是为了维持生命和种族的繁衍，动物不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生产劳动。“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蜘蛛结网，颇类似织工纺织；蜜蜂用腊来造蜂房，是许多人类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就连最拙劣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高明，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腊来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把那蜂房构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所取得的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就已经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了。它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同时还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到的目的。”
本文中把马克思这种一般意义上使用的劳动概念看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主要用在分析劳动对人类生存、享受、发展的重要作用中使用。
马克思在区分了人类的劳动与动物的劳动之后，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愿望出发，进一步区分了人的两种劳动：“异化的劳动”与“自由自觉的劳动”。所谓异化劳动，首先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它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有自主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惘然若失……结果，人（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技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称为动物的东西。这种劳动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罪恶就是把人的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罪恶在于：一是使劳动的主客体相分离，工人从劳动主体变成了客体，在精神和肉体上被贬为机器或附件，使劳动失去了自主性；二是造成人的目的和手段相分裂，劳动成了劳动者纯粹谋生的手段，劳动者把劳动看成是一种机械的沉重负担；三是使人的劳动和享受相分裂，人的劳动的过程成了一个强迫的痛苦的过程，只要劳动的强迫性一旦解除，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
由于马克思使用“异化劳动”概念主要用于分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所承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本文把马克思这种意义的劳动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也就是前面区别于动物的劳动概念，是人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劳动，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特点，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照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前教科书中所述体育起源于劳动很难表明起源于哪种劳动，这就给我们寻找体育的逻辑起点带来困惑，在分析思考体育概念、本质等基本问题时带来歧义。显然，教科书中“劳动起源说”所依据的劳动是根据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著名论断。这种劳动很明显是马克思在区分人的劳动与动物劳动时所赋予的意义。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劳动的产物而动物则不是，既然人是劳动的产物，那么人类的体育运动也必然是劳动的产物，这就是劳动起源说的理论依据。毫无疑问，这种简单的教条式的推论在今天看来存在许多理论上的破绽。首先，这种区分动物活动与人类活动的劳动概念是恩格斯在分析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时所特用，是有条件的，恩格斯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但是劳动远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限制词的清楚地表明不是在所有意义上或一般意义上都可以这样说。其次，如果说体育起源于马克思所说哲学意义上的劳动，虽说没有什么错误，但不具体，这种劳动实际泛指人类一切有意识的活动或一切有利于人类的活动，毫无疑问所有的艺术、文化活动都起源于这种活动，这样一来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第三，如果说体育起源于马克思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就更加远离了体育的本质，就有可能把体育看成是一种外在于人自身目的的劳作，成为人们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健康快乐的体育运动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痛苦、冗长、乏味的过程。
综上所述，由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多义性，深邃性，简单地说体育起源于劳动，不仅缺乏可靠的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体育理论问题的有效解决。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马克思劳动理论对解释体育本源问题上毫无帮助，恰恰是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独到分析，启迪了许多现代和当代哲学家对艺术本源的追问，也给我们寻找体育本源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有关劳动对人生的意义、特别是对自由自觉的劳动的意义贯穿于他的全部一生的理论研究和斗争实践之中，他之所以分析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就是为了通过研究雇佣劳动所承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最终消灭资本主义，使人在异化劳动中获得彻底解放，让每个人从以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升华到把劳动作为生活目的的自由活动，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境界。这种最高境界当然只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和自由活动完全一致的社会才能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到来之际，这种劳动的解放如何才能得以可能？在这点上，马克思明显受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也按美的规律来建构的劳动”，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自觉的劳动形式可以通过艺术活动来实现，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是所有的人类生产劳动中最为高级劳动，它是人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是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在阶级社会里，通过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人的本质力量可以充分显现出来。马克思赋予艺术以极高的地位，认为精神性的艺术生产也是人的一种根本性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完整的人类生活之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是人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理论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实践－精神的方式和艺术的方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也认为，艺术是对抗异化、反抗压抑的最佳方式，它保护人性的丰富和完善：“有一种工作能提供高度的力比多满足，从事这种工作是令人愉快的。艺术工作是真正的工作，它似乎产生于一种非压抑性的本能中，并且有一种非压抑性的目标”
马克思的艺术是“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观点显然受康德和席勒美学理论的启发。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艺术本质的“自由游戏说”，后经席勒和斯宾塞补充与发展，成为西方艺术理论史上长期发生影响的“游戏说”的滥觞。
康德的“游戏说”是在批判18世纪欧洲经验派与理性派各自将审美束缚于感性快感和理性概念的局限性基础上，独创地将审美的本质归结为情感判断。所谓情感判断就是主体因不受对象的感性存在和理性概念的束缚而获得自由，由此引起的情感愉快，是主体的一种解放。康德认为，这种审美的情感愉快的根据是凭借着一种特有的先验原理，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既同对象的存在无直接关系，又同对象的概念无直接关系，而是主观上的各种心理功能的自由的解调一致。由于对于对象的“无利害”与“不凭借概念”的自由的鉴赏而唤起主体各种心理功能的自由协调，从而引起主体的合目的的愉快。着整个审美过程都同“自由”密切相关。
康德所说艺术和美的本质是“自由的游戏”具体含义有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艺术美作为“自由的游戏绝不是无意义的嬉戏”，而是包含着某种理性观念、具有某种价值。康德认为，这是艺术同自然、艺术美同自然美最重要的区别。他说：“正当地说来，人们只能把通过自由而产生的成品，这就是通过一意图，把他的诸行为筑基于理性至上，唤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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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艺术美是一种对于理性的自由的观照（直观）。这种“自由的观照”就是要求艺术做到使其理性目的显不出任何痕迹，虽有理性但却看不出任何理性，虽是趋向于某种理性概念但却觉察不到任何概念。这一关于自由的观照的观点是其“游戏说”的精髓所在，贯穿于他理论的始终。康德通过区别艺术和手工艺、艺术和科学，说明“自由的游戏”中主体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不受对象束缚的自由性特点。说明艺术的这种“自由的游戏”的本质特征实质上就是合目的性与无目的性、有意图性与无意图性、艺术与自然的统一。虽有目的却看不到目的，虽有意图却不显意图，虽是艺术却看似自然，抓住了艺术寓思想于形象的根本特征。
第三，“游戏说”认为，艺术的自由和谐必将引起身体的自由方松，从而促进人的健康。“一切的愉快，即使是通过那些唤醒审美诸观念的概念所催起来的，人是动物性的，即肉体的感觉。”
。由于精神上的自由放松（想象力的自由驰骋）导致肉体上的自由放松，推动内脏和横隔膜的和谐运动，并进而加强了精神上的自由愉快。这说明，康德尽管认为艺术是一种包含着某种理性观念的超生理快感的愉悦之情，但并不否认艺术美中包含的生理快感因素，并正确地将身体的自由放松也包含在自由的游戏内涵之内，这是十分切合艺术创作和体育实践的极有价值的见解。
席勒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关于艺术本质的“游戏说”，他将人类的艺术活动看成是一种“审美的外观”为对象的游戏冲动。他认为在人身上存在两种对立的因素，一个是持久不变的“人身”，即主体、理性和形式；另一个是经常改变的“情景”，即对象、感性或内容。因此，人有两种先天的冲动或要求，一种是“感性冲动”，另一种是“形式冲动”或称“理性冲动”。这两种因素在完整的人格中是统一的，但在现实经验世界却是分裂的。“感性冲动”是人的内在理性变成感性现实的一种要求；而“理性冲动”则是感性的内容获得理性的形式，这两种冲动是对立的先天性要求，而只有“游戏冲动”才能使这两种冲动统一，并进而使人性达到统一。
席勒同康德一样将“游戏”的含义归结为摆脱一切强制的自由。“游戏这个名词通常是用来指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是临时偶然的事，而同时又是不受外在和内在强迫的事”
“我们说一个人游戏，是说他审美地观照自然，并创作了艺术，把自然对象都看成了是生气灌注的。在这里单纯的自然必然性，让位给了各种能力的自由的活动，精神自发地与自然相和谐，形式与物质相和谐。”
席勒与康德所不同的是，在对游戏自由的理解中增加了“过剩”的含义，他认为精力过剩是游戏的动力。但这种由精力过剩所引起的游戏对人来说有不同层次的含义，物质过剩引起身体器官的游戏，是一种未摆脱动物性的生理快感，而超出物质需求的精神方面的过剩所引起的是“想象力的游戏”，由于理性的参与，想象力的游戏才成为审美的游戏，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人的游戏不仅在范围和程度上与动物游戏不同，而且在性质上也有了跃进，使之高尚化。
有些教科书把席勒称为“精力过剩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对席勒深邃思想的一个误读，他所关心的不是因“物质过剩”而引发的动物般的游戏，而是关注创造性的游戏。认为理性参与下的自由的游戏集中地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创造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完全同实用目的和直接的功利割断关系，使具体的感性对象表现出人的锐敏的智力、灵巧的双手和自由的精神，从而成为一种挣脱现实需要枷锁对自由的追求。它充分肯定游戏对人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同时，席勒还是历史上首次提出“美育”概念的学者，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现实世界没有任何理想的教育手段。如果以强力作为教育手段，那只会束缚和压抑人的感性力量，而如果以法则为教育手段，又会压抑和束缚人的理性的意志，只有以“审美的外观”为教育手段才能摆脱感性和理性的束缚。他始终认为，审美教育是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实现政治自由的必由之路。要想对社会进行改造，必须首先对人性改造，使人摆脱感性现实的束缚，由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但首先使其成为审美的人。“想使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在没有其他途径。”
可见，席勒把游戏这个“审美的王国”看成是克服感性力量和理性力量各种弊端的无限美好的自由平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