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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发展史上有多种多样的哲学观，具体到追问“体育是什么”相关的哲学观有两种：一种是主体性哲学观，第二种是后现代哲学。
主体性哲学观把世界万物看成是与人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并且以我为主（体），他人或它物为客（体），主体凭着认识事物（客体）的本质、规律性来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西方哲学把这种关系叫做主客关系，又叫“主客两分”。在主体性哲学基础上产生的探求事物本源的思想方法叫做本质主义。主体性哲学的主要特征是：
（1）外在性。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是外在的，世界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可用资源。单向度地承认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对自然采取奴役式的态度，肆意向自然索取最大的经济价值，否认自然的自为价值。
（2）人类中心论。人为主体，世界万物只不过是出于被认识和被征服的地位，是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错误地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宰，可以摆脱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限制。
（3）认识桥梁型。通过认识在彼此外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以建立主客的对立统一。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把知识理解为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权力，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自然界的奥秘”，强制令它服务，康德则称“人为自然立法”。所以西方哲学把主客关系叫做主客桥梁型。
在西方主客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哲学，提倡科学与民主，科学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以便征服自然、认识自然；民主就是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以发挥人的主体性。这种哲学在看待本质问题上有一个特有的模式，把本质看成是隐蔽在内部的东西，而现象则暴露在外，现象是多种多样的，而本质则只有一个不变的内核。探求这种本质的有效方法就是经过经验归纳，逐步找到藏而不露的本质。这种方法的弱点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事物的外延不断扩大，原有的概念必须不断地扩大才能涵盖不断变化的事物现象，因此造成对事物的定义不断扩大，变得越来越长。最终由于概念实在不能完整表达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复杂和丰富的意义，人们往往用狭义和广义的表述方法暂时敷衍，其结果是造成人们在使用概念时的混乱和无所适从。
后现代哲学观把世界万物和人看成是血肉相连的关系，没有世界万物则没有人，没有人世界万物则无意义。人是万物的灵魂，万物是肉体，人与世界万物是灵与肉的关系，没有世界万物，人这个灵魂就成了魂不附体的幽灵；没有人，则世界万物成了无灵魂的躯壳，世界就无任何意义。这种哲学观也有三个特征：
（1）内在性。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内在的。按尼采的观点，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是宇宙间无穷无尽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网上的一个交叉点或聚焦点，人也是这样一个寓于世界万物之中，融合万物之中的聚焦点。
（2）非对象性。在人与万物为一体的关系中，人与物的关系不是对象性的关系，而是共处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是万物之灵，这是人高于万物的卓越之处。但承认人有卓越的地位，不等于人就是主体，物就是被征服、被认识的客体或对象。
（3）人与万物相同相容。人不仅仅作为有认识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有情、有意、有本能、有下意识的存在物与世界万物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是具体的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又叫“生活世界”。
后现代哲学不是一个具有完整共同纲领的哲学流派，但他们都是从否定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对立统一关系的前提出发，反对本质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它们对本质的看法与本质主义相比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存在主义认为，社会现象不是自然现象，探讨本质的方法应该用现象学的方法。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犯了一个根本错误，那就是在没有了解“存在物”究竟怎样“在”以前就肯定了它们的“在”，即把“存在者”作为“存在”来看了。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和存在者是两个有着原则区别的概念。存在是决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那个东西，是使一切存在者得以可能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是使存在者显示为存在者的活动、过程。一切存在者首先必须存在，才能成为现实的、确定的存在者。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因此，存在较一切存在者具有优先地位。但存在并不是存在者的族类的普遍性，不是对一切存在者的最高概括，因而不是某种抽象和绝对的存在，“存在总是存在者存在”，即存在者的存在的方式。这不是指现成已有的、即静态的存在方式，而是指可能的、动态的存在方式。或者说，不是指空间中的存在的方式，而是指时间中的存在方式。存在者存在的方式本质上就是其时间性。存在没有现实的规律性，没有现实的本质，因而不能给存在下定义。存在的本质究竟在于它的存在起来这个事实。因此，我们不能问存在是什么，而只能问存在者怎样存在，为什么存在，也就是存在者存在的意义。只有先弄清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才能懂得存在者的意义。
在方法上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是一致的，他们所说的现象是先验意识现象，在这种现象之后并不隐蔽着与现象不同的本质，现象本身就是本质，但这种本质并不是处于隐蔽状态，而是处于无遮蔽状态，它本身就是现象。探讨这种本质方法只能用直接显示、直观的方法。
本质主义认为，我们所感知的多种多样的事物只不过是“现象”，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统一的、普遍的“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这种倾向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追问“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时就存在了，经过柏拉图的理念论，终于确立了直到今天仍根深蒂固的传统本质观念，即现象与本质的划分。柏拉图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思想，被英国思想家波普命名为“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是一种追求绝对确定性的哲学学说，它相信存在着某种永恒的、超历史的存在，可以为确定世界的本质和价值的法则提供一劳永逸的模式、基础，哲学家的根本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根本本性。“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藏在它的背后的那个实在或本质；根据方法论本质主义，可以有三个方法来认识事物，我的意思是，我们能够认识事物的不变实在或本质；我们也能够知道本质的定义；我们也能够知道它的名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界对体育的本质和概念问题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所使用的体育定义无一不是这种哲学基础之上的定义法。这种哲学在看待事物本质上有一个特有的模式，即把本质看成是隐蔽在内部的东西，而现象暴露在外，现象是多种多样的，而本质则是一个不变的内核。探求这种本质的有效方法就是经过经验归纳，逐步找出藏而不露的本质。这种方法的弱点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有的概念必须不断扩大，变得越来越长。最终由于概念实在不能完整表达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复杂和丰富意义，人们往往用狭义和广义的表述方法来暂时敷衍，其结果是造成人们在使用概念时的混乱和无所适从。
本质主义基础之上的体育概念近年来一直受到概念外延不断扩大而引起的定义不断扩展、涵义不断增加的难题。而在体育实践领域也不断地对体育定义中的“身体性”特征提出质疑。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而进行的一种娱乐、教育或文化”。也就是把“身体性”作为体育的本质特征。但是近年来体育实践中随着F1汽车大奖赛、国际象棋、围棋、桥牌，以及一些东方体育形式在人们生活方式中的出现，理论界也开始反思体育的身体性特征了。
体育哲学家休茨在论及体育的定义时，曾写道：“区分身体技能和非身体技能游戏不是一件难事。……很明显，下国际象棋不需要身体的敏捷性和其它的身体技能。‘身体的游戏’表明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分类，术语‘体育’被限制在这个类别中。因此，‘为什么体育要求带有身体性特征？’不是一个很精确的问题，它是纯术语学上的问题。问题应该是‘什么类型的行为技能才可成为体育？’回答是：‘身体技能。’”
根据休茨的表述，“为什么体育要求带有身体性特征”不是一个很精确的问题，他倾向于认为它是自明性的，当代的体育运动中的国际象棋、围棋、桥牌等棋、牌类的智力性活动，它们是“不需要身体的敏捷性或其它的身体技能”的游戏。
可以看出，传统的观点认为体育的“身体性”特征是重要的，体育与其它领域的区别至少是因为：它是“身体的”行为。这种论调广泛传播，形成了牢固的根基。因此，在这种哲学观的影响下，体育理论界在探讨体育概念时，一直就想通过现象找出存在于这些现象背后的共相，即本质。并且一直把“身体性”作为体育的本质，只不过在体育的定义中，体育的功能在不断的扩大，从“增强体质”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但是体育的本质和体育的功能是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体育的，前者是对体育这个客观存在“是什么？”而言的，后者是从体育对主体的发展作用而言，两者不可混淆。
依照现代哲学对身体的理解和身体一词的使用来看，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的活动都是身体性活动，“身体性”已不再为体育所独有，所以把“身体性”看作体育的本质有点不妥。另外，“身体性”在所有的跑、跳、投、攀、走等体育活动中都是有效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国际象棋、桥牌、围棋也逐渐成为了体育活动，而这部分活动却不具备原来意义上的“身体性”特征，它们所体现得更多地是“智力”的特征。所以，“身体性”特征在现代体育或后现代体育中的稳定性正在逐渐丧失。因此，原有体育的定义，已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不适用于新的历史时代了。
目前我们在寻找体育本质时用的是“经验归纳法”，即从现有的、所能收集到的体育实例中总结出体育现象的共同特性。归纳法重视观察、实验、重视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这对自然科学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一旦上升为哲学方法论，用于指导意义价值研究，便出现了问题。首先，归纳法是从现有的、所能收集到的实例中总结出事物现象的共同特征，结论为事物本质，因此得出的结论和公理往往不稳定，充其量也只有或然的真理性，而非必然性，只要碰到一个与之相矛盾的例证，便可能推翻结论。由于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体育世界的复杂性，带有历史局限性的个人永远不可能穷尽人世间的所有体育现象，也就不可能得到体育的本体。其次，归纳法重视感性经验，它是从体育的各种表面特征中得出共同的属性。本质主义认为本质是内部深刻的规定性，尽管它总是借助于外在的东西表现出来，但外在的东西只能称之为非本质特征，因此，简单归纳法不可能从经验中归纳出事物的意义。因此，在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去探寻“体育是什么？”时，却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当说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
因此，我们认为本质主义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第一，近代哲学从“存在”入手研究传统本体论问题，把本体的存在看作是现象背后某种静止的、孤立的绝对实在，由于违背辩证法或其唯心主义立场，不能正确处理本体论上所存在的相对与绝对、个别和一般的矛盾，因此在理论上陷入二元分裂的倾向，即身心二分；第二，按照这种方法，最终必然把存在归结为存在物，而把“人”的存在忽略或忘却。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早已指出，不存在与人无关的世界，人总是加入存在的，人总是和事物置于具体的存在中。所以，本体论统一的基础应当考虑人的主体性因素在内。所以，当用“本质主义”来思考体育本质时也不可避免发生这两种错误。
对于已处于“后现代”的体育而言，要讨论它的本质，就应该尝试一下后现代哲学的方法。后现代哲学认为，传统哲学的病根就在于总是试图穷究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知识的本质，进而为人类找到一个阿基米德点。在后现代哲学看来，这种“哲学深处的梦想”不仅不可能，而且颇有“自欺”的色彩。建立在理论混淆基础上的本质主义，当然是虚假的、错误的、不可靠的，应予以消解，其结果必然是对本质主义的反动。“反本质主义”指的就是它主张放弃内在与外在、本质与现象区别的做法。因此，反本质主义从根本上否认本质与现象的区别，即根本不存在我们平时所说的“现象”和“本质”，更别说二者之间的区别了。
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于有着模糊界限的概念来讲（体育已经与许多学科相结合形成了众多的边缘性科学，产生了许多模糊概念），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特有特征，最多也就是一张相似的复杂的网，即“家族相似”。“家族相似”指同一个家族的成员一般具有相似之处，但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传递，完全可能在两个家族成员之间根本无任何共同之处。因此，虽然是同一个家族，并没有一个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的“共同之处”，家族成员之间是靠相似的一个链条来建立联系的。维特根斯坦还对游戏进行了界说，他所指的游戏就是棋类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今天我们所说的体育。“请考虑下面这些我们称之为‘游戏’的事情吧。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等，对所有这一切，什么是共同的呢？——请不要说：‘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会都叫做游戏’——请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全体所共有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观察他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有的东西，而只是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甚至一整套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这种考察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
对于这些游戏，不存在共同的本质，可也不是毫无关联，存在它们之间的是相似性，游戏是按照“家族相似”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其实，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思想也被人们称为“反本质主义”。
海德格尔更为彻底，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把存在者作为存在来看了。按其观点，我们在研究体育的概念时错误地把体育活动作为对象，企图从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中归纳出体育的共同特征，这是徒劳的。体育不是所有体育族类的普遍性，不是对一切体育活动的最高概括，不能给体育下定义，体育本质上是时间性的，体育的本质仅仅在于使体育活动存在起来这个事实。因此我们不能追问体育是什么，而只能问当代的体育（时间性）怎样存在？为什么存在？也就是不断地追问体育的意义，只有先弄清体育活动的体育意义，才能懂的体育的意义。
从上述后现代哲学的论述中我们不难推出：“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变的历史。科学的迅猛发展，必然伴随着许多新名词的诞生和原有概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已经赋予了体育更多的内容。体育概念决不会是一个僵化的、从古代近以至未来都一成不变的概念。因此，研究体育概念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用发展的眼光。”孙葆丽在《研究体育概念要用发展的眼光》
一文中如是说。尽管在文中她并未提出哲学上的依据，但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已经抛弃了“本质主义”的哲学观，体现了“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吴贻刚和吴声洗在《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探析》一文中指出，“开创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新局面，还有待于思维方式的转变。转变思维方式重在解放思想，开拓思路，采纳新的思维方式。因为诸如‘体育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大量数不清的‘形而上’的问题，在哲学史上已经公认‘形而上’的问题既无法用逻辑，也无法用经验来证明，因而是伪命题。诸如‘体育是什么’之类的伪命题，只是表现了哲学上一种过分的进取心，企图概括出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是徒劳的，不可能有结果，只能是无休止的争论。因为体育不同于物质实体，它的本质在于‘人心’和‘人性’，也在于其与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物间的关系。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概括是不同的”
。由此可以看出，用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来探讨体育的本质是徒劳的，因为体育是历史的、是社会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概括是不同的。那么究竟什么是体育呢？即使我们不能对它下一个恰当的定义，也应该对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因此，对于体育的概念，我们也可以采用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当我们用这种哲学观来看待体育时，不必去强求一个统一的概念。唯物史观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体育也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发展变化的、是具有时间性的。由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这种解释活动永远也不会结束，它是人类生命的历史过程本身。另外，在使用体育概念，不必强求统一，每一个体育概念的出现，都具有一定历史条件。历史上出现什么样的体育概念，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试图用一种体育概念否定另一种体育概念的做法是不对的。洛伊在“体育的本质——一个定义的努力”
一文中把体育分成作为体育发生，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作为一种社会环境或社会系统等四种不同的情况来分析体育。这样比统一为一个体育概念要好得多。我们认为，在使用体育概念时可以多使用规定性和操作性定义，作者表明自己的所指就可以了。而体育理论研究者应该把精力从这些无解的问题上转移出来，转向当代体育的意义和价值上来。
对体育而言，它不再存在现象和本质的区别，我们看到的就是体育，无论它是表现出身体性特征的“大肌肉活动”，还是小肌肉活动的F1赛事，甚至是表现为智力特性的国际象棋比赛。只要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对话双方都承认这是体育就可以了。现代哲学解释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对象意义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主体（人）和客体（体育）的存在，无论是认知主体还是认知对象都内在的嵌于历史性中。理解的历史性同时也构成了解释者的特殊的视界。不同的解释者各有自己的视界，而且不同的对象也有自己不同的视界。不同体育研究领域的人对体育有不同的看法，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体育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伽达默尔看来，人们在一起说话首先不是相互矛盾和分歧，也不是彼此离题万里，而是在相互交谈中可以建立起对于所谈问题的一个共同的看法，即共识。对话或交谈不是用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而是改变双方的观点，这样达成的共同性不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你的观点，而是对世界的共同理解。因此，研究学校体育的人是从学校体育的视角来看体育，当他们在讲体育时便是指学校领域的体育，而与之“对话”的人也不会产生歧义，其它的领域同样如此。只要在同一语境下，对话双方都理解这种体育就可以了，而这种多样化的理解并存有益于体育的发展。在今天这个不需要某种统一看法的时代，可以通过自由辩论、竞争，让人们去选择自己认为可接受的那种体育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