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二战后，随着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稳定，国际间的体育竞赛的蓬勃开展，传统的体育理论与体育学说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大批新兴体育学科纷纷建立，体育哲学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本节通过梳理国内外体育哲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和理论成果，客观辨证地汲取前人的智慧，旨在加快体育哲学领域的研究步伐，实现体育哲学的理论创新。
尽管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就已经开始思考人类身体与意识的问题，但是真正将体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作为一个系统化的课题进行研究，是在20世纪才逐渐被人们所承认。人们对体育哲学一百余年的历史时期划分各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
科瑞奇马就体育哲学所依托的母体学科理论和方法把其分为三个阶段：教育哲学阶段（1875～1950）；系统方法阶段（1950～1965）；学科方法阶段（1965～）。
教育哲学阶段。所谓教育哲学阶段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教育哲学理论研究体育教育中的问题。这个时期的体育哲学不单纯使用某一种教育哲学流派的理论，而是广泛采用各学派的理论观点，形成自己看法的哲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蕴发了体育哲学的兴起。进步主义教育针对传统教育重视读、写、算（3R）三项技能的机械训练，忽视学生个体需要的倾向，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校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口号。在此旗帜下，各类课程相继进行改革，体育课程也因单纯注重学生身体发展和身体健康而受到批评，认为传统体育忽视了体育在对学生心理发展和丰富学生人生中的巨大作用。许多体育教育学家如托马斯·伍德、查尔斯·赫灵顿、威廉姆斯等人推出的“新体育”运动，强调学校体育应以游戏、竞技和舞蹈为主的课程观，而不是生硬呆板的形式训练。部分学者提出，体育教育应有不同的目标，要重视体育对学生幸福生活的重要意义。也有学者提出体育是“身体的教育”，体育的作用在于人的健康和身体生物系统的改造。与此相反，有人提出体育是“通过身体的教育”，把体育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媒介。
这个时期尽管学者们对体育教育的认识不同，但他们都同意身体教育应该列入体育课程之中，只不过在体育怎样为教育目标和社会服务上稍有分歧。
系统方法阶段。这个时期体育哲学家们主要使用系统的方法比较各种哲学流派的理论利弊。许多人对唯心主义、唯识论、实用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传统哲学的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并把其引入教育目的、教学目标、价值和教学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人们开始重视体育哲学对实践的意义，开始对教学大纲、教学方法进行讨论。这个时期人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体育对学生的作用，很少讨论教育范畴以外的竞技运动等问题。
学科方法阶段。1965年以后，随着体育学科的发展，体育现象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体育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体育哲学也成为独立的学科。学者们开始从多个层面批判性地分析复杂的体育现象，而对体育教育却给予较少的关注。人们重点关注体育的本质、体育的价值、竞争的意义，以及体育比赛中欺骗、故意犯规、服用提高成绩的药物等体育伦理问题。大大地扩展了体育哲学研究领域，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也扩大了，社会各阶层对体育的关注度大大提高。所有这些促成了体育哲学专门学术团体的出现，1972年“体育哲学研究会（PSSS）”成立，现在这个学会改名为“国际体育哲学学会（IAPS）”，1974年出版该学会的机关刊物“体育哲学杂志”，标志着体育哲学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综合体育哲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规模等方面因素，我们认为体育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0世纪前后，在西方国家狂热地向海外开拓殖民地的背景下，西方体育伙同殖民运动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从哲学层面研究体育的文献开始出现。桑塔亚纳《看台上的哲学》（1894年），论述了竞技运动在工业化社会中对人们所产生的巨大的吸引力。格雷夫斯《体育哲学》（1900年），则集中考察了竞技运动的性质以及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1920年古里克《游戏的哲学》，作者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儿童的游戏和游戏行为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的历史重现。荷兰学者家赫伊津哈在1938年发表了《游戏的人》一书，对体育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做了阐述。该书对后来整个西方体育哲学和体育社会学学界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被视为体育哲学三大经典之作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翻译本，仅在我国就有三个版本。作为体育哲学的学科初创阶段，这个时期对体育哲学的研究尚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体育哲学问题往往与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文化学、体育史学领域的问题混杂在一起，在研究领域的分类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例如，二战前的德国体育学界，对体育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运动员的心理因素与社会价值的范畴，以及运动员的劳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体育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等等。一方面，这暗示着人们对于体育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训练和运动技术，而是从社会、哲学、心理、伦理和宗教的角度来考察体育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体育学科在当时分化不充分，往往把有关体育人文领域里的所有问题都统称为“体育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促使世界各国走上复苏之路，科技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这个时期的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日益密切，地区之间与国家间的体育竞赛十分频繁，使全球体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时各种层面上的体育问题也层出不穷，给人类社会提出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问题，并促使人们给予合理的解决之道。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导致了体育社会科学的分化。体育社会学，体育文化学也逐步从体育哲学中分化出来，体育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一步明确，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与上述学科区别开来。体育哲学的研究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西方学者陆续出版了一批体育哲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
作为这个阶段的标志性著作，戴维斯的《体育中的哲学过程》、齐格勒的《体育、健康、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帕尔·维斯的《体育哲学探讨》、斯卢谢的《人，体育与存在》、梅斯尼的《运动与意义》等几部作品最令人关注。这些论著从哲学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对体育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论述了哲学与体育的关系、哲学思潮对体育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等。
戴维斯在《体育中的哲学过程》中，指出了体育思想和实践中哲学过程的特点，认为哲学一般具有四种反映形式：哲学是继承，引导人们信仰的发生和发展，表现在诸如唯心主义，实在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样的哲学体系中。哲学是行动，指导着人们去发展分析和综合能力。哲学是探索，指导人们对基本价值和目的的探求。哲学是发现，指导着人们对于哲学本身的运用。在《哲学塑造体育》一书中，戴维斯则系统地将一般哲学的体系运用于体育，讨论了存在主义、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和实在论的基本特点及其在体育中的应用。
齐格勒在自己的作品中系统地论述了哲学在体育科学中的地位以及哲学对体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指导作用，在客观地描述哲学的基本性质、原则、问题和历史，并对一般哲学学派进行说明的基础上，具体地讨论了教育哲学和体育哲学。如他在《体育、健康、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一书中，先对哲学观念的发展史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对西方朴素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观念论和实验主义等哲学流派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在体育、健康、娱乐、教育领域的不同主张进行了评价。最后，齐格勒研究了不同哲学流派共同关心的体育理论问题，如体育的本质论、价值观、身心关系以及游戏观与人类的娱乐行为等等，并且将这些观点与哲学流派各自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斯卢谢则用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对体育进行了分析，改变了人们以前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待体育的状况，使体育哲学摆脱了对教育哲学的从属地位，获得了独立发展的资格。斯卢谢认为：“人，体育与存在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人应当通过体育运动去认识自我。真正的体育具有人格的功能，或者说是个人主观世界的表现。按照这种观点，体育不仅仅是与生命相联系的一个环节，而且是通往神秘的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人参与体育运动，就是将自己全部身心投入在体育活动中，从而自由的充实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在体育活动中可以体验对自己的行为完全的责任感，通过对各种相互矛盾的情感的体验，去寻求切切实实的存在。而将体育作为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或者教育的都是对体育的误解。”
梅斯尼在他的《运动与意义》（1968）中，则用哲学人类学的符号转换理论研究非语言形式的人类活动，如舞蹈、竞技、健身等体育活动的意义，认为身体运动起着连接主客体的媒介作用。通过体育这一媒介，主观意念以表象的形式得到了客观的表达。梅斯尼还在自己的作品中讨论了舞蹈，竞技运动等不同身体活动形式的表现意义。
1969年，帕尔·维斯发表了《体育哲学探索》。该著作在以往体育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更进一步，在研究的视野和角度上进行了创新性的变革，并将研究的触角指向了Sport、Games、Play的起源和特点以及各自的演变过程。
上述20世纪60年代的体育哲学著作开拓了体育哲学研究的新领域，特别是在竞技运动哲学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来的体育哲学研究向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这些研究，不仅使人对各个时期的体育思想有了比较具体和全面的了解，而且还能从哲学上弄清其思想发展的由来，这不能不说是体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进步。这个时期的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具有震撼力的体育著作标志着体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20世纪70年代，体育哲学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发展时期，各种研究非常活跃，体育学家陆续发表了一些对体育哲学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的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赫里戈尔的《射箭艺术的禅宗》（1971年）、格伯的《体育与身体》（1972）、日本哲学家阿部忍的《竞技运动哲学》（1972年）、奥斯特浩特的《体育哲学》（1973年）。与此同时，有6部关于体育哲学的教科书相继问世，它们是：范德兹瓦格德《走向体育哲学》（1972年）、齐格勒德《人格化的体育哲学》（1975年）、哈珀等编写的《体育中的哲学过程》（1977年）、奥斯特浩特的《体育哲学导论》（1978年）、米哈力克的《体育运动与竞技：行动的哲学》（1982年）和托马斯的《在哲学背景中的体育》（1983年）。尽管其他国家的体育学者在这个时期也关注到了体育哲学的新发展并发表了部分体育哲学作品，但是从整个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延续性以及研究的深刻性来看，这个时期体育哲学研究最活跃的地区在北美，原因是由于美国本土在二战中遭受的损失少，战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领域都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另外，由于美国本土远离二战主战场，使体育哲学的学术活动在当时极为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难能可贵的延续了下来，并在战后得到了发展。
1972年12月，在美国波士顿召开了国际性的体育哲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会上决定出版学会的机关刊物《体育哲学学会通讯》，并主办期刊《体育哲学杂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用于发表体育哲学研究成果的刊物，该学会还决定每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80年代以后，国外体育哲学的研究更加迅速，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在体育院校中设立体育哲学课程，并开始招收体育哲学研究生。西方体育哲学学科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仿效。前苏联全苏哲学学会副主席斯特利亚洛夫教授在1984年和1985年发表了《在体育科学研究中确立概念的方法论原则》《竞技体育与生活方式》《论体育理论问题（方法论分析）》等文章。他在1986年5月的“体育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专题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体育运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报告，指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不应当继续沿袭旧有的“体育教育理论”模式，并提议苏联国家体委应尽快将体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纳入正式的体育科学研究规划中。此外，其他苏联体育学者也发表了一些体育哲学类的文章，如波罗马廖夫撰写的《再论体育理论》、日列霍夫的《体育是个大系统》、马特维也夫的《体育理论导论》等。从那时起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的体育学科发生了高度的分化，在后来的体育理论学科群教材编写的内容和体系结构上也涉及了体育哲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也在这个时期相继展开了体育哲学领域的研究，并积极地对体育理论体系进行合理的学科分化，发表了一些有质量的论文和著作，与全盘西化的日本体育哲学不同的是，韩国体育学界先是全盘西化，并以翻译引进西方的体育哲学著作为主，后来韩国体育学者在体育价值等一些研究领域结合了东方的哲学思想传统，实现了理论创新。
20世纪90年代至今，体育运动向职业化、商业化、全球化方向发展，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令不同的国家、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运动员同台竞技，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体育文化交流的作用，也使体育哲学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交汇融合。体育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兴奋剂、足球流氓、赛场暴力、运动规则修改问题等等。体育哲学界给予这些问题高度的关注，并从哲学的角度来探索和考察体育所面临的各种困境。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体育哲学比较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体育哲学在体育实践领域中原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即不断充实体育哲学所涵盖的实践层次，提高体育哲学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是针对体育运动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和思考。以上两个体育哲学研究的动态突出反映在从90年代以来历届国际体育哲学学会年会的主题，以及该学会出版《体育哲学杂志》中收录的体育哲学作品中。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是体育哲学中游戏理论的井喷时期，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游戏理论进行反思、批判和创新，从而产生了大量游戏理论的经典著作。先是由休茨和迈耶于1988年和1989年分别在国际权威杂志《运动哲学》上撰文，就游戏、规则游戏以及体育三者之间的关系和概念界定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两种带有分歧的游戏观点引发了国际体育哲学界关于游戏理论的大讨论，体育哲学本体论问题再度引发人们持续而热烈的关注。人们还对游戏理论以及体育运动的属性和本质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探讨，如西蒙阿瑟发表的《捉人游戏中的两难问题》、麦克纳米的《批判性重申：体育实践中的习俗与美德》、沃茨的《限定性探究：体育很特殊吗？》、布朗的《个人最优》等一系列论文。
90年代中后期，体育运动中的伦理问题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人们在对兴奋剂副作用认识逐步深化的基础上，在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大文化趋势下，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如奥斯特霍德的《物质性：体育的一种内在之善》（1996年）、霍夫曼《体育与信仰》（1996年）、希尔的《屠杀游戏：对狩猎的环保主义批判》（1996年）、韦德的《体育与物种歧视》（1996年）、科莱特的《美德的沦陷：论体育运动中的勇气》（1996年）、摩根的《道德观点：体育与民族特性的塑造》（1997）、迈克尔朗伯克的《体育中的药物问题：这算刻苦的训练吗？回应施奈德与布舍》（1997）以及他与罗伯特联合发表的《兴奋剂：伦理问题还是情感问题？》（1997）等等。其中还有一部分学者发表了关于公平竞争、规则与秩序、获胜观、体育价值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如布舍的《公平竞争是对体育竞技的尊重》（1998）、布雷维克的《高度现代化的体育：体育的社会价值运载功能》（1998）、黑尔斯《一个认识论主义者看体育竞技中的顺手现象》（1999）、卢塞尔《所有仲裁者都要按规则行事吗？》（1999）、迪克逊的《论获胜与竞技卓越》（1999）、西蒙《内涵论与体育内在价值》（2000）、罗兰德与麦克纳米联合发表的《公平竞争与体育的精神：一个折衷主义的哲学研究框架》等等。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有麦克纳米与佩利编写的《体育与伦理》、胡伯曼的《达尔文的运动员》，两本著作分别对体育竞技中的伦理问题与种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进入21世纪以后，体育哲学在历经初创、分化、深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几个稳定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各自拥有悠久的理论传统和成熟的学术成果作为基垫，构成了支撑当代体育哲学的四大理论基石，即体育本体论、体育道德哲学、体育与艺术理论以及体育价值理论。
体育本体论研究内容集中在：体育运动的概念，体育运动的基本构成要素，传统游戏理论与现代游戏理论，体育与身心观的关系，体育运动行为界定问题等等。相关的论著有：雷斯《放眼看体育技能：游戏的关键组成部分》（2000）、费泽尔《体育与谬误》（2001）、施奈德《水果、苹果和分类的谬误：竞技、规则游戏、游戏的关系》（2001）、尼克《反现实主义者的躁动：对体育最关键问题的忽视》（2001）、安德森《人性的复苏：运动、体育与自然》（2001）、罗兰德《记录化的体育：一种生态学意义的批判与重建》（2001）、伯格曼《何以体育？体育哲学导论》（2004）、麦克菲《规范性，辩护及（迈金泰尔）的实践：谈体育哲学方法论的思想》（2004），艾逊《运动技术：历史、哲学与政策》（2005）、汀雷《竞赛与日落：一个运动员对后竞技生涯的追问》（2005）、福舍默《对体育传统认识论的哲学批判：从信息处理到肉体的背景知识》（2005）、戴维斯《游戏的力量》（2006）、休茨《游戏及其内在的制度体系》（2006）等等。
体育道德哲学（又名体育伦理学）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对运动员精神的探索，体育运动中的竞争与合作，现实主义及非现实主义视角下体育伦理的发展问题，体育中的种族主义问题，体育运动与违禁药物等一系列相关的伦理问题，以及体育运动与道德发展的关系等等。相关的论文及著作有：恩顿《禁忌的话题：为何黑人选手称霸体坛而大家讳莫如深》（2001）、琼斯《体育运动中的信任》（2001）、迪克逊《愉悦，兴奋剂与体育的变迁》（2001）、马洛伊《体育伦理学：体育与娱乐中的概念与实例》（2002）、麦克纳米《傲慢，谦卑与耻辱：体育界的美德与陋习》（2002）、费舍尔《战争式的体育竞技：塑造健全的体育美德》（2002）、罗兰德《体育中的公平竞争：一个道德的规范体系》（2003）、摩根等编著的《竞技中的伦理学》（2003）、博可希尔《体育伦理学文集》（2003）、托普森《体育与乌托邦》（2003）、西蒙《公平竞争：体育伦理学》（2004）、赫威《运动员精神》（2004）、凯波斯顿《丑恶观念与精英体育的悖论》（2004）、摩根《道德反现实主义，内部主义与体育竞技》（2004）、卢塞尔《体育中道德的现实主义》（2004），伯伦卡《公平的理念对体育伦理是普遍概念还是特殊概念？》（2005）、科瑞奇马《对休茨乌托邦的理解：源于人类学的哲学观点》（2006）等等。
有关体育与艺术的研究主要兴起在20世纪，学者们从哲学视角下对人类的体育活动中的艺术特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集中分析了运动主体在体育实践过程中具有的美学意义以及体育和艺术的共性。瑞德、奥特斯特、基南、托马斯等人为早期体育美学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贝斯特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成果使这一理论领域走进了新的发展时期，近些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审美特性、体育与艺术的关系，体育与舞蹈的特殊关系，体育运动与艺术语言等等。相关的论著有：罗伯特《竞技与强壮的诗歌》和《语言，事实，正义与体育运动》（2001）、何若拉《体育于哲学层面的象征意义》（2001）、卡普佛《体育美学对于完美之否定》（2001）、休茨《维恩与种群维系的艺术》、格丽丝《现代舞带来的乐趣》（2002）、阿克提《体育，舞蹈与本体的体现》（2004）、霍拉塞克《再论“法西斯式”英雄主义》（2005）等等。
体育价值领域的研究是伴随着近代价值哲学的兴起而展开的。在西方，价值理论的蓬勃发展对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们也开始认真思考行为主体在体育实践中所产生的价值问题，21世纪初期体育价值研究的主要领域集中在：体育自身价值的概念以及判定的标准问题，体育价值的分类以及其关系问题，价值观对于体育发展的影响，现代化与体育文化的相互作用问题等等。相关的著作有：西蒙《内涵论与体育的内在价值》（2000）、克劳拉多等人编写的《体育中的价值》（2001）、科什纳《最有价值的运动员》（2001）、沃什等人的《体育财神：体育商品化的规范化批判》（2001）、舒尔曼编写的《终生体育：大学校园体育教育和竞赛的价值》（2002）、特伦斯《竞技体育，评价体系以及公平的结果：业余英式橄榄球奖金记点系统实例》（2005）及布兰德《大学间体育活动所扮演的角色和价值》等等。
体育哲学在新中国起步比较晚。1981年，沈阳体育学院主办的全国体育院校首届体育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使中国体育学界对体育哲学的研究意义和指导实践意义的认识取得了共识。在1982年西安体育学院主办的全国第二届体育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中，与会者在介绍和借鉴国外体育哲学研究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就我国体育哲学学科的建立，学科的结构、理论体系、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研究目的和方法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并初步确定将体育辩证法更名为体育哲学。1984年召开的“体育哲学、体育经济学学术讨论会”上，着重研究了在新技术形式下体育科学化与体育事业的发展问题，并提出了运用当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来研究体育、体育哲学、体育经济学的重要性。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体育学界初步形成了多学科，多角度共同探讨体育哲学问题的学术联盟。1985年，体育哲学的研究活动正式被纳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领导下，并在同年8月于福建永安市召开了“体育科技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侧重讨论体育的发展与经济、科技之间的关系，并就体育哲学的应用性走向达成了共识。1987年8月，在湖南省桑植县召开了体育哲学学科理论建设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学者和专家围绕着体育哲学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今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会认为，现代哲学已经不再是用一门独立的学问去反映客观对象的一般规律，而是已经发育成一个多层次的哲学学科群，并将哲学划分为元哲学，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三个层次，体育哲学被定位在应用哲学的领域。1996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学科大全》正式将体育哲学作为一门专业性的社会科学学科收录到书中，象征着体育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入全面发展的轨道。
从体育哲学学科建立至今，我国引进与原创的体育哲学专著都比较少，其中引进著作中比较知名的有日本学者阿部忍的《体育哲学》，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从体育哲学的总体架构、对象论、内容论和方法论的视角解析了体育哲学的学科体系构造，这对国内体育哲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意义。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等几所体育院校联合编写的《体育哲学》问世，全书分为十四章，分别从生命观、人体观、体育观、体育运动的系统观、体育运动发展观、体育运动的价值观、体育科学的特征与作用、体育科学的起源与发展、体育科学的外部联系、体育方法论、运动技术论、体育管理论、体育运动的内部矛盾分析、体育的现状与未来等方面对整个体育哲学理论的架构和各个研究领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评述，客观上起到了普及体育哲学的积极效果，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哲学著作主要有：龙天启编写的《体育哲学基础》和《体育哲学导论》、周志武和宋子英等人编写的《体育哲学纵横谈》、黄捷荣主编的《体育哲学》、国家体委训练局编写的《体育竞技与哲学》、刘一民的《运动哲学研究：游戏、运动与人生》、惠蜀的《体育哲学》、李力研的《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等等。这些中国经济转轨时期陆续出版的作品与以往的成果相比，研究框架与研究的方法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同时，李道节、潘靖伍等一批体育学家还发表了体育道德哲学专著，如《漫话体育道德》《体育伦理学》《体育伦理学概论》等等。在经济转轨时期，中国以足球运动为样板进行了尝试性的体育市场化和体育产业化，中国体育商业化联赛体系从这个时候起初步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体育道德领域出现的大量新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我国在1995年召开了“爱国主义与体育道德问题”的论文报告会，并在会后出版了《体育伦理学研究》论文集。新世纪到来之前，华洪兴等一批体育学者还结合当时国内外研究动态出版了专著《体育伦理学》，积极推进了中国体育道德哲学领域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体育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时期。首先，国内出版的相关专著比较稀少，部分研究成果在层次与质量上千差万别，这给后来的研究者进行系统化的整合与深入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其次，体育院校中没有统一的体育哲学教材，部分院校还在沿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体育哲学教材，知识相对陈旧和落后，加上课程体系的构建远非完善，使体育哲学的学科建设受到了制约。再次，体育发展过程中相继产生了一些现实问题，如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体育新课程标准改革、体育商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与体育道德问题。在这些问题广受社会关注的同时，体育界却缺乏从哲学层面上审视这些问题的自觉性，往往随波逐流地、肤浅地研究局部出现的体育社会问题，理论始终落后于实践发展，更谈不上理论指导实践。最后，体育哲学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逐年下降，大型专门的学术活动少之又少，甚至不及上个世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哲学学术成果的交流与借鉴。
尽管世纪之初是中国体育哲学发展相对较慢的一个时期，但是学者们始终没有停止对体育哲学领域的探索。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体育哲学思想研究。研究者对孔、孟、老、庄、墨等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体育哲学思想进行了发掘，并论证了古代中国体育哲学思想对现代社会体育实践的重要意义，如曹冬《关于儒、道两家体育思想的研究》（2003）、吕利平《论先秦儒家礼乐教育中的体育观》（2003）、范玉凤等人的《葛洪的师道观和体育观》（2004）、张昌来与程其练等人的《我国古代动静养生思想简论》（2004）、陈胜《论儒家养生思想对古代体育哲学产生的影响》（2004）、王云《孔子的体育观》（2005）、李梦泽《再论庄子的体育思想》（2005）、王京龙《先秦养生思想对传统体育观念发展的影响》（2006）和《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2006）、殷翔《体育与人天关系的研究》（2006）、杜美《中国体育哲学思想探析》（2007）等等。同时，中国近代教育家的体育思想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部分学术研究逐渐集中到这个领域中来。
第二，西方体育哲学思想的研究。翟国范《西方体育哲学之道德嬗变》（2001）、陈锋《中西方体育思想的震荡与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走向》（2001）、黄俊伟《当前中西方体育思想比较研究里的“救世情结”（兼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真问题”的判断标准）》（2004）等等，这些作品从研究西方体育思想的演进与变革出发，剖析了西方体育思想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变革以及其对我国体育思想的影响，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三，体育本体问题研究。部分学者保持了以往的研究风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杨万林《我国“体育”概念泛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研究》（2003）、周西宽《现代“体育”概念几个问题的探讨》（2004）、易剑东《体育概念和体育功能论》（2004）等等，这些研究主要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从分析体育的基本概念出发，对身体教育，体育竞技等一系列的学术用词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考察和界定，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体育哲学研究的规范化进程。但是，在体育本体论研究领域我国目前尚无获得重大理论突破，其根本性原因在于不少学者沿袭了传统的体育哲学研究框架，在立足以往科研方法的基础上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进，因而难以融入世界性的体育哲学研究之中。此外，体育界在游戏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异常的匮乏，部分游戏理论的教材刻板教条，缺乏深厚的理论依据，不仅落后于国际同行的研究步伐，也远不能给国内快速发展的体育事业给予理论高度的指导，这种理论上的落后已经给体育实践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迷恋网络游戏的青少年人群比例逐年升高等社会问题，已经向体育界乃至社会发出了警告，体育哲学基础理论的贫瘠难免导致实践领域中无法预知的灾难。
第四，体育道德哲学研究。除了周爱光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的竞技运动异化理论，至今体育界鲜有崭新的道德哲学著作问世。尽管也有许多学者针对兴奋剂丑闻，球场暴力，竞技体育中的黑金交易和腐败现象等进行了集中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现状分析与一般性的对策研究比较多，而基础理论创新太少。二是这些研究多停留在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的角度，很少从哲学思想的高度上分析和反思体育道德的实质与历史使命。除了大量的一般性建议之外，只有少部分侧重基础理论的作品。此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以法哲学的视角开始对体育现象进行研究，这也是中国体育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
第五，体育价值研究。2000年以后体育价值领域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如商业化与现代化对体育价值观念的影响；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对体育价值的导向作用；工具主义体育价值观的弊端；中西体育价值观念的比较、发展体育价值理论对我国体育事业意义；体育课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体育价值对社会不同阶层、性别人群的影响等等。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达的是：体育应当如何实现某种“价值”。科学地讲，这种研究存在一些弊端，尤其是在目前学术界没有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后期的研究很难有继续性的理论突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体育理论学界的遗憾。这种基础理论上的缺陷，导致国内体育学界对体育价值的概念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体育价值的内容、层次、分类标准、价值秩序以及相关判定尺度等研究领域也只是浅尝辄止，留下了太多的理论真空。
（六）体育美学问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体育美学的研究，1980年胡小明撰写了《体育美学初探》；1981年沈阳体育学院发行了黄捷荣等撰写的《体育美学概论》；1984年成都体育学院发行了胡小明《体育美学》试用教材；1985年刘慕梧编写的《体育美学》；1989年出版了由黄捷荣主编、全国十几所体育院校的二十多名学者参加撰写的《体育美学教程》；199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金大陆的《体育美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体育美学论文200多篇，这个阶段是中国体育与艺术理论的快速发展阶段。而最近的十年，中国的体育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理论发展的困境，研究成果有减少的趋势。学界对体育与艺术领域的哲学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体育美学的研究对象、体育运动与各具体运动项目所共有的及独特的审美特征、体育美学的特征以及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的体育美学思想，体育美学与各阶段的学校教育的关系等等。历经上个世纪的理论发展高峰，今天这一领域的体育工作者处于一种对目前体育与艺术理论现状的反思时期。如郁建亚、王金鹏指出，我国体育美学现有的理论研究有将体育的本质美泛化的趋势，这些面面俱到式的研究恰恰是对体育精神和体育本质的忽略。体育美学研究缺乏的正是“走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本体论的还原方法，因此无法对体育的深层结构做出有效的分析和诠释。
总之，中国体育哲学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到目前已经面临理论发展的瓶颈，这种窘迫并非完全由于外界的因素，体育领域里长期盛行的功利主义应负主要责任。体育科学研究中对基础理论的忽视在今天已经造成了许多操作层面上的严重后果和社会问题。体育哲学在整个体育学科群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对整个体育科学的发展和走向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要扭转目前我国体育哲学的理论困境，需要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与国际前沿的体育哲学思想迅速接轨，才能使我国体育保持快速、高效、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