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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展示是一个新概念、旧事物，体育展示的现象上下五千年亘古有之。在古代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体育展示都与体育竞赛浓厚的宗教仪式氛围相辅相成。体育展示在体育竞赛中只是一条隐形的线索，默默地扮演着陪衬的角色，甚至内化为竞赛本身的固有程序。
在人类进化繁衍的漫长历史区间内，“物竞天择”的残酷竞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手段，在险恶的自然环境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物斗，人类的跑、跳、投等基本运动素质和体育潜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当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本性中的竞争意识开始萌发出体育比赛的雏形。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5万年左右），原始人类就已经有了以区分胜负为特点的体能和技能的对抗活动。（王蒲，2008） 42 体育展示的现象伴随着体育竞赛的出现初见端倪，并且逐渐植根于竞赛成为其天然的附属品。体育的起源论中有两种说法为体育展示在体育活动中的立足提供了旁证，一是宗教说，二是娱乐说。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是巫术和图腾崇拜，常常凭借原始舞蹈来体现。《说文解字》载：“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除神也。”古代书籍中关于舞蹈这样描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谷世权，2003）这两段记载均说明原始体育跟“舞”联系甚密，通过舞蹈完成身体的运动，而“舞”既是原始部落祭祀礼仪的需要，也是群居人类娱乐休闲的重要方式，体育从诞生就映射出体育展示文化仪式方面的某些功能。
我国古代比较盛行的几项传统体育竞赛中都显露出体育展示的痕迹。我国是足球运动的发源地，蹴鞠发端于黄帝，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从汉代开始，通常采用竞赛的方式练兵。东汉李尤的《鞠城铭》对竞赛的器具、场地、裁判、规则、运动员作风进行了描述，呈现出蹴鞠比赛完备的规制。在出土的汉代帛画和“少室石阙”上均有伴舞伴奏的图画，据碑文解读“蹴鞠舞”具有祈祷农事的职能。（夏书宇，巫兰英，刘薇，2007） 68 体育展示在古代足球中已开始显现娱乐和仪式的用途。角抵类似于我国的“古典式摔跤”，最初主要是流行于军队和民间的两人为一组的徒手角力活动，为了增加了娱乐性和表演性，在秦代的时候让它与杂技、魔术、歌舞同台表演一起被成为“角抵戏”，在唐代更演变为“经月而罢”的规模宏大的综合表演，类似于当代的综合性运动会。体育展示中的表演元素首次登堂入室成为体育竞赛中的主导性构成。元世祖忽必烈创立的“贵由赤赛跑”比现代奥运的马拉松比赛早600余年，这种长距离赛跑在蒙古语恰好是“快行者”的意思。竞赛开始前用绳子拦住参赛者作为起跑线，起跑时去掉。比赛前三名获得银锭和绸缎，参赛者也获得鼓励奖。由体育展示的重要部分——颁奖也证明古代体育也遵循“重在参与”的宗旨。（夏书宇，巫兰英，刘薇，2007） 152 在我国，很多的民俗佳节有丰富多彩的体育竞赛相伴，如正月十五元霄节舞龙舞狮、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竞渡、九月初九重阳节攀爬登高，在这些竞赛活动中，体育展示元素与节庆仪式找到了最佳的文化契合点。
根据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记载，以竞技形式表示对神灵和英雄人物崇拜的宗教习惯在荷马时代就已经存在，祭祀竞技的项目涉及战车赛、拳击、角力、赛跑、掷铁饼、投标枪、格斗、射箭、翻筋斗、球戏、游泳、跳水等，形成了奥林匹亚、皮西安、伊斯玛斯和尼米亚四大祭神赛会。在西方古代社会最盛极一时的体育竞赛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776年，伊利斯国王伊菲图斯创办奥运会显然是自觉的行动，他改进了祭祀仪式，增加了体育竞技内容，从而使奥林匹亚宗教祭祀与竞技活动相结合，书写了古奥林匹克史的崭新一页。从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代奥运会至公元393年，其间共举行了293届古代奥运会，在这1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古奥运会前夕，交战双方要履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的承诺，具体做法是：挑选3 名纯希腊血统的运动员在宙斯神殿前举行祭祀仪式后，跑遍希腊全境各个城邦并传谕告示，迎接古奥运会开幕。（崔乐泉，2008）这成为现代奥运火炬传递原始冲动的源头，展示了体育对于和平的憧憬。裁判在古奥运会是近乎神圣的符号，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后，获准着一身紫色长袍，执法比赛、监督道德，充分展示了体育的正义和公平。无论是抽签仪式上装抽签号码的祭神银壶还是花冠颁奖的橄榄枝，无不散发出古奥运的仪式感。野橄榄枝环（Kotinos）象征着人类攻击性本能（Kotos）通过比赛和公平竞技转化为高尚精神价值的质变过程。（古里奥尼斯，2008）可见，体育展示成为一条若隐若现的文化线索串联起古奥运会向往和平公正的理想和担负身心教育的使命。
从传播的视角来看，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封闭空间的体育展示，其传播模式中涉及的组织者、竞赛、观众分别对应威权、仪式、娱乐等古代体育竞赛展示特点的关键词，如图2.1。
图2.1 传统的体育展示传播模式
其一，古代体育竞赛展示为赛会组织者刻下了威权传播的烙印。他们举办体育比赛往往出于维护政权、巩固统治的需要，体育展示的符号侧重于与政治传播功能对位，例如我国古代的角抵运动是在秦始皇加强政治统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如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处处以宙斯的名义开展各种祭祀仪式，视宗教的绝对权威为体育展示传播强有力的法器。
其二，古代运动赛会体育展示和竞赛相互依存度高、主从关系定位模糊，具有较强的仪式性。据民族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人类竞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民族在早期都会举行一种以竞赛为主要手段的教育组织活动形式——成年礼，也称为受封仪式。成年礼是一种庄严的庆典仪式，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让所有参加成年礼的青年共同进行“组织化的游戏”，以检验体能与技能，这便形成了早期的赛会，它为早期人类社会提供了“模式化的游戏活动”和“组织化的竞技活动”。（王蒲，2008） 42 －44 从古奥运的竞赛日程也可以看出，持续5 天的赛会中，3/5的时间均安排了各种仪式，包括运动员、教练、裁判员在宙斯像前宣誓、文学盛典、圣歌合唱、冠军庆功宴、宙斯神坛官方游行、牲礼肉公共宴会、花冠颁奖等。古奥运会的第一个竞赛项目为赛跑，这是源于运动会开始的时候首先要点燃宙斯之妻——赫拉神坛的“圣火”，有人提议以短跑竞赛的形式选出最先到达神坛的优胜者，并由他执行该项奥林匹亚祭祀盛典上最壮观的仪式。（崔乐泉，2008） 120 由此可见，在古代赛会上体育竞赛和体育展示是骨肉相连的，体育竞赛的过程本身就是体育展示的过程。
其三，体育竞赛观众以自娱自乐的方式提高了体育展示的参与度。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观众除了参加与奥运会相关的祭典活动和观看竞技比赛之外，有条件与相应技能者通过比赛竞争通报者（传令者）和号角手（笛手），还可以获得宣布获胜者的殊荣。现场观众在自我娱乐满足的同时，也参与执行体育展示的任务。从传播效果来看，古代的体育竞赛展示效力相对低下，因为体育展示毕竟只在现场产生回应，由于科技水平的不发达，只能通过静态的视觉符号使体育精神得以传承，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著名雕塑“掷铁饼者”留给后世对于当时体育竞赛的无限遐想。相较而言，现代体育竞赛中由于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的变迁改善将应运而生新型的体育展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