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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学校体育是中小学体育教育的再继续，是学校体育教育截止的最后高级阶段。也就是说，一生的学校体育教育结束于大学。而大学生每年一届一届毕业走向社会，并逐渐成为各种职业的主体，他们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参与社会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休闲体育活动的主力军。所以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也是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相联系的重要对接口。我国高等学校体育对于培养终身体育理念、对体育的认识和终身体育的兴趣，以及学习与终身体育相适应的体育运动方法、技能、技巧、组织能力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也是体育运动的萌芽时期。
体育，也称体育运动，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表现了人类对健康、力量、和谐与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得以不断进步和壮大。在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中，体育也经历了一个由萌生到发展到不断完善的过程。
人类的祖先古猿，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原始人类是以采集果实、狩猎、捕鱼等方式来获得各种食物，维持生活。原始人类的思维还很不发达，生产工具只有一些简单的石器，他们主要靠跑步或长途跋涉去追捕野兽、刺杀其他动物，靠攀登和爬越去采集野果，靠游水或掷矛去捕鱼等等。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还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许多生产活动与身体活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原始人类的社会活动，除了生产劳动外，还有其他各种活动。如为了安全自卫和参与部落间的各种冲突，就出现了各种格斗活动；以抒发感情的动作来表示对神灵的崇敬、祭奠所信奉的神灵，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舞蹈活动；在各种祭神的宗教集会上，还往往举行各种竞技比赛，像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在祭宙斯神的集会上所进行的各种竞技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人们在狩猎成功后或在艰苦劳动后的休闲时间，为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愉快心情，也经常进行一些集体的舞蹈和有趣的游戏；为了与疾病作斗争，就要寻求各种防治疾病的办法等。可见，原始人类的身体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与生产直接有关的活动，如捕鱼、狩猎、农耕等；一种是原始武力活动必须的技能，如攻防、格斗等，为此必须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如走、跑、跳、攀登、爬越等；再一种是既不与生产、攻防直接有关，也非生活必需的技能，而仅仅是人们在休息时为了满足娱乐的需要而开展的游戏、竞技、舞蹈等活动。人类社会的这些活动，都是体育产生的源泉。
原始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不断积累，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劳动技能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如是，生产劳动对人提出了较高的社会要求，即每个社会成员必须经过学习、培训才能学会使用和制造较为有效的劳动工具，并提高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劳动产品有了一些剩余，便使设立专人对年轻一代传授劳动技能以及实施身体培训成为可能。年轻一代主要是跟随年长者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接受教育和锻炼，学会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各种最基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技能和本领。因此，很难将原始的教育活动与体育活动截然分开。
体育作为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和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体育是在原始社会的条件下萌芽和产生的，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体育产生的动因，但只讲体育产生于劳动还不全面，它与原始人的其他社会活动，如教育、军事、娱乐、医疗卫生等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现代体育运动正是从这些活动中脱胎出来的。
原始社会的瓦解是随私有制的出现而开始的。奴隶制的产生给社会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出现了学校，这时，体育活动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分离出来，逐步形成专门的体系，并在教育、军事、科学技术、宗教和休闲娱乐等活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自从教育成为独立的体系后，体育始终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之一，但这时的体育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为生存服务的生活技能教育了，而今天我国高等学校体育是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随着教育的发展，对教育中采用体育的内容、组织方法不断提高要求，促进了体育的发展。体育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仅与教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在与军事、医疗卫生、艺术、文化娱乐、宗教等活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体系的独立形态。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的产生与学校教育目标有关。纵观学校教育发展史，虽然经历了体操、兵式体操、体育课等发展过程，其身体活动形式和增强体力的目标始终是体育的基本思想。研究材料表明，大学体育较早在欧洲大学中得到广泛开展，这与欧洲创办大学的教育理念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大学体育起步较晚，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思想与欧洲有很大区别所造成的。如中国比较强调文与武分割教育，科举考试分文科状元和武科状元等。鸦片战争导致欧洲文化的入侵，也影响了中国高等教学的办学思想。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是我国高等教育最早的纲领性文摘，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体操课程。民国初期，高校体育主要仿效日本模式，实行“军国民教育”，把培养“尚武”精神作为大学体育的宗旨，把“兵式体操”作为体育课程的主要内容。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国高校体育内容逐步剔除了兵操，代之以田径、球类、游戏等近代体育项目。
中国在100万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人群。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饱受野兽的侵袭和疾病的折磨。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大约50万年前的40多个北京猿人化石的个体中，有1/3不到14岁就死去了。正是这种恶劣的环境，促使了原始教育的产生，目的是使下一代较中华民族从原始人群打制和使用粗石器开始，便产生了以传授劳动经验和原始礼仪为内容的教育。这种原始的教育，没有专门的组织形式，大都是在劳动和生活的实践过程中进行的。身体强健且技艺高超者，往往是氏族部落的首领和教师，他们把生产和生活经验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给年轻一代。传说中燧人氏教民以渔、伏羲氏教民以猎、神农氏教民农作等，反映了远古先民的教育内容。这种口耳相传、实际模仿的教育方式，具有鲜明的体育教育的特征。
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单是传授劳动的知识和技能，还要进行原始礼仪和道德习俗的教育。所谓原始礼仪，即是“图腾和禁忌”。“图腾”是氏族的徽号和保护神，受到敬仰和膜拜，并由此派生出许多仪式、禁忌、歌舞和神话故事。在某些礼仪活动中，一举一动都有严格的规定，一点也不能做错，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渎神、大不敬，而会给整个氏族部落带来灾难。某些“图腾和禁忌”的教育，是通过儿童的活动性游戏进行的。
民族学的资料显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大兴安岭地区的鄂温克人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对儿童的教育，就包含了与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的各种游戏，如打熊、射箭等。通过游戏，人们既学习了生产生活技能，又受到了道德礼仪的训练，同时也锻炼了身体和心智，这体现出原始社会体育教育的多功能特征。
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古代学校开始萌芽。那时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渐有了劳动产品的剩余，使得少数人可以从事脑力劳动，这就为学校的萌芽准备了条件。古籍记载：“成均，五帝之学。”“成均”可能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期出现的学校。还有记载：“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庠”是舜时的学校名称。“庠”的原意是“养”，即把有道德、有经验、有知识的老人养在那里，专门从事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作。
“成均”和“庠”的出现，为中国古代学校体育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为培养自己的子弟，夏朝建立了学校。据古籍记载，夏朝初具形态的学校有“庠”、“序”、“校”三种，其中“庠”是从禹舜时代继承下来的，“序”、“校”是新增加的。“序”原为练习射箭的场地，只有东西墙，没有房屋，显然是为适应军事训练的需要而产生的。《孟子》说：“序者，射也。”这种解释是符合当时重视军事训练的实际情况的。“校”原为“木栅栏”，是养马的地方，后演变为操演或角力比武的场所。
可见，夏时的“庠”、“序”、“校”主要是进行伦理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场所，其中体育教育的内容居多。
商朝已有学校教育制度。《孟子》说：“殷曰序。”《说文解字》说：“殷曰庠。”《礼己·王制》记载：殷有“右学”和“左学”。《明堂位》又说殷学叫“瞽宗”。这就是说，商代已有了“序”、“庠”、“学”和“瞽宗”四种贵族学校了。“庠”、“序”是从夏代继承发展而来的，都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庠”本是养老的地方，到了商代仍有养老的作用，同时对年轻一代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如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等，但“庠”同时也是习射的地方。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其中一片有在“庠”教练射箭的记载。“序”不仅是学习射箭技术的场地，还是学习“射礼”和持兵器而舞的武舞的场所。商代贵族重武习射，常常举行射礼，并通过“序”教育子弟懂得射箭的礼节，进而明确君臣、上下、长幼的关系。另外，甲骨文字还表明，商代的学校教育也进行读、写、算等一般知识的教学，教师由国家职官担任，初具中国官学的形态。
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官学体系，形成了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据古籍记载，西周官学可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乡学又分为“庠”、“序”、“校”、“塾”等。
西周的小学并不严格限于儿童，入学年龄从8岁到15岁均可，往往是高级贵族子弟入学较早，中低级的贵族子弟入学较迟。据《周礼》记载，西周小学强调的是道德行为准则的培养和社会知识技能的训练，其中含有大量的体育教育手段。僻L记·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学射御。”说明西周小学的教育有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法、计算等，内容比较全面。
西周有“十五岁者学大学”和“十八岁人大学”之说。大学的名称有“东序”、“辟雍”、“泮宫”、“成均”和“太学”等，其中“辟雍”和“泮宫”一般设在郊区，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水池中有游鱼。贵族子弟常在园林水池中射鱼、射鸟，在园林中驱车围攻野兽。这种渔猎活动，其实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种训练。“辟雍”和“泮宫”四周有水池环绕，与外界以水相隔，近于封闭状态，据说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防止“士子”在学习训练过程中与异性接触，从而影响他们成为意志顽强的猎手和战士。但西周的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也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综合性质。大学的教育内容以行礼与射御为主，这与要把贵族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的教育目的是一致的，因为礼乐是当时贵族巩固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射御是贵族成为军事骨干、保卫既得政权需掌握的重要本领。
西周国学的教学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内容。大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小学以书数为重点，而射御则一以贯之。用现代的观点来分析六艺，“礼”是政治伦理课，包括整个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乐”是综合艺术课，包括音乐、诗歌、舞蹈以及雕镂、建筑等造型艺术。“射”和“御”是军事训练课，“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与“数”是基础文化课，“书”是指书写文字，“数”是指计算、算法。其中与体育教育相关的主要是“射”、“御”与“乐”中的舞蹈。
《礼记·射义》中记载：“射者，男子之事。”西周贵族子弟到了人小学的年龄，就要接受正规训练，不能射箭的人，不能称男子之职。因而“射”在国学和乡学都是重要的学科，都有一定的教练场所。“射”的教练有五项，称为“五射”：一曰“白矢”，二日“参连”，三日“剡注”，四日“襄尺”，五曰“井仪”。
射箭不仅能锻炼身心，而且具有德育性质，古籍上说：“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因此，周天子每年大祭之前，都要举行大规模的“射礼”，并借机“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如果参加者“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者多，得与于祭”。否则，不仅不准参加祭祀大典，也很难得到天子的重用。“御”术是重要的军事技能。当时的战车是重兵器，一般来说，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左持弓以射远，右持戈以近战，中间是驾车者，尾随车马步卒七十二人。“御”的教练也有五项，简称为“五御”：一日“鸣和鸾”，二日“逐水曲”，三曰“过君表”，四日“舞交衢”，五曰“逐禽左”。据《礼记·曲礼下》记载，贵族子弟达到一定年龄就要进行驾驭技术的训练，并以能御、不能御来区别长幼。
“乐”中的舞蹈有“小舞”、“大舞”之分。不满二十岁者学小舞，有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等；年满二十者习大舞，有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舞等。教习舞蹈可有多方面的作用，《礼经会元》中说：“教之以舞，所以均调其血气而收束其筋骸，条畅其精神而涵养其心术。是以血气和平，耳目聪明，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西周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国学、乡学和宫廷教育的情况基本相同。国学由国家的礼官大乐正主持，下面还有各司其职的许多官员。据《礼记·文王世子》载，除大乐正外，还有小乐正、大胥、小胥、太傅、少傅、师氏、保氏等，都为国家各种官员。其中的师氏、保氏兼管王室的武备。“师”最初是军官的称号，“师氏”指的是高级军官，除了负责警卫、随从、军旅等大事之外，还兼管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射”、“御”方面的教练。后来“师”就转为教育者的称呼，所以“教师”的名称，实际上起源于军官。
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开始动摇，奴隶主贵族的官学也日趋衰颓。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共主”的地位，贵族中的一部分逐渐向封建地主转化，一些人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术业专攻，“为文者非武”，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士”。士阶层兴起，贵族官学更趋没落，代之而起的是“私学”。各诸侯国的执政者从巩固自己统治权力的需要出发，争先“招贤纳士”，于是兴起了养士、用士的风气。到了春秋末期，公室养士，私门也争相养士，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当时著名的私学是儒、墨两家。儒家私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学生主要由平民组成。孔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从政人才。在教育内容上，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传统，时常向学生传授射箭礼仪和技法。《礼记·射义》记载，“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教练射箭的场面。此外，孔子还经常和学生一起，参加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如登山、钓鱼、射猎、郊游等。
墨家私学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学派是“农与工肆”小生产者的代表，政治上主张“兼爱”、“非攻”，生活上倡导节俭，教学上反对礼乐，重视自然科学。对于体育教育，墨子也很重视。据《墨子·公孟》记载：“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可见，身体强壮、思维敏捷者是墨子喜欢录选的学生。墨子在教学中，很重视“射”的教育。据说，墨家弟子300余人，多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和能赴汤蹈火的武士。
这一时期，由于儒家学说地位的确立，曾被孔子推崇的西周的六艺教育，仍时起时伏地得以延续，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学校体育的基本模式。
秦灭六国以后，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了适应政治需要，秦代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如认为“百家之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颁布“禁私学”令，“焚书坑儒”；普设官学，以法律代替教育，以官吏代替教师，一度影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汉承秦制，“罢黜百家”，但在教育上则“独尊儒术”，采用儒家的教育方式，重新肯定教育在培养人才和教化百姓两方面的作用。汉武帝时，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教育制度已初具规模，逐步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独尊、官学私学并存的教育模式。
据《中论》记载，汉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智、仁、圣、义、中、和“六德”，二是孝、友、睦、娴、伍、恤“六行”，三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大都以《诗》、《书》、《易》、《仆》、《春秋》五经为基本教材，教学内容中军事训练的成分明显减少，形成了“重文轻武”的格局，只是在学仆、礼的时候，还有些体育教育的因素。因为在习练各种礼仪的教育中，“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王守仁《教约》）。
在当时的各级官学教育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礼射”活动，这在《后汉书》的《礼仪志》、《儒林列传》和《秦彭传》等篇目中，都有一定的记载。有些郡国学校还要增加活动内容，“都试讲武，没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汉书·韩延寿传》）。因此，宋代朱熹曾赞叹说：“汉时虽不以射取士，然诸生却自讲射，一年一次，依仪礼上说，会射一番，却尚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由统一转为分裂和战乱的时期。长期的战乱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这个时期学校废置无常，学校教育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但从某些学校的教学活动中，仍可看到礼射的遗迹。前凉重视兴学，曾“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春秋行乡射之礼”（《晋书·张轨传》）。前燕慕容光也曾“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晋书·慕容光》）。后赵的石勒还曾“令前将军李寒领司兵勋，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十六国春秋·石勒》）。
在《颜氏家训》中，也可看到儒生习射的记载，只是那种非习武的射箭无法改变柔弱书生的体质。“江南谓世之长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另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
这种“弱弓长箭”的博射，对身体的锻炼价值不大，以致北周出现这种说法：“自文武之途分，而千万世之儒，皆为妇人。”
但颜氏认为，国家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统治人才，德、艺是其教育的基本内容，而“艺”的教育除了包括经史百家等书本知识之外，还要具有士大夫生活所需要的杂艺，例如书、数、医，画、琴、棋、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的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和娱乐的作用。
唐朝建立后，重视文化教育，同时也重视军事准备。武举是唐代加强军事的制度之一，创始于武则天称帝的时期（702年）。武举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武官。考试的内容除武艺、体力以外，有时还要考经书和兵书。准备考武举的人，从小就要锻炼身体。因此，学习武艺就成了另一种教育形式。唐朝是我国古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朝代，官学有较大的发展，学制也较完备。中央官学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招收各级官员的子弟入学，名额为300～500人。四门学除官员子弟外，也招收少数民家子弟，名额较多，约800人。京都、州、县设有地方官学，但名额很少，只有20～80人。这些学校专门学习儒家的经学。经学之一就是《礼》。《礼》的内容包括士冠礼、士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等，学习过程也要求学生亲自实践，特别是射礼。因此，唐代的学校教育也有一定的体育教育因素。
宋朝开始创立武学，是专门习武的学校。学生的来源是官员的子弟和有官具保的民间子弟。经过考试，弓马武艺合格者才能人学，学制三年。武学学习的内容，理论部分是兵法和历代战争分析，实践部分是武艺和军事指挥。武学生考试优秀的，可直接参加武举殿试，或出任武官。这样使习武成为一种学制，和武举相联系，建立了培养军事人才的新体制，进一步提高了习武的地位，而且对习文的学校也有所影响，有些习文的学生也练习射箭，这对普通学校的体育发展是有利的。
宋朝的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在中央设有国子监和太学。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人国子监，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和平民子弟的优秀者人太学。
此外还有一些专科学校，如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等。除了上述的官学以外，私学很发达。私人办的儿童蒙学，称为蒙馆、家塾、冬学等。从宋代开始，普通学校体育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北宋初期的教育家胡瑗在执掌国子监时，“其教育诸生有法”，他曾教诲学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丁宝书《安定言行录》）。这种“久坐”伤身“当习射、投壶、游息”的教法，与现在学校体育的性质和作用已十分相近了。
南宋教育家朱熹曾主张：“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小学辑说》）基于这种观点，他在出任同安县主簿之初，立即着手整顿县学并与“监盐税曹侯沆共同开辟射圃……属其徒日射其间”（《朱文公文集·射圃记》）。于此前后，南宋的太学也置射圃，开展了射箭活动。“淳熙元年（1174年），诏太学置射圃”（《宋会要辑稿·崇儒》）。置射圃的直接动因是平日“太学诸生遇旬假日过武学习射”，而“武学射圃狭”，太学学生又“多欲早晚习射”，又因“太学生过武学与告假人混杂”不便管理等，始准“太学自置射圃”（〈宋会要辑稿·崇儒》）。后来还于太学“令诸生暇日习射，以斗力为等差，比类公、私试，别理分数”（《宋史·选举志》）。
辽、金、元时期的官学和私学，“较多地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以及淳朴学风，注重骑射武艺的训练”（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
明朝是继汉、唐、宋之后，统治时间较长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教育方面，中央设有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府、州、县也设有学校，并令乡村设立社学，军队的各卫所设立卫学。明太祖仰慕西周时代的六艺教育，即位后，洪武二年（1369年）就命令天下府、州、县皆立学，“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并且“令工部增益学舍，必高明轩广，俾讲习射有所，游息有地”，学校设有“射圃”，以学习射箭。洪武三年（1370年）“诏国子生及郡县学生皆习射”（《续文献通考·学校考》）。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矢”（《续文献通考·学校考》）。当时全国各地的学校大都开辟射圃，习礼射箭。
学校体育还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势。据《陈王连府学射圃记》和《深洲风土记》记载，在洪武年间，两文提到的今在广西与河北的两所学校都是“分科教习，礼律书三事为一科，乐射算三事为一科”。《深洲风土记》还记载了当地州学教学内容和时间的安排，即“侵晨学经史，学律，食后学礼乐书算，晡时学射、试重石械器”。清代俞樾的《茶香室续钞》也记载了“明代皇太子日课”的安排，即“每日早朝退后……先读四书……次读经或读史；每日已时……先讲早所读四书……次讲早所读经史…午膳后，从容游息，或习骑射。”这里以“晡时学射、试重石械器”和“午膳后，从容游息，或习骑射”，不仅性质上更接近现代的学校体育，而且时间上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清朝承袭明代的学校制度，在京师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经过推荐或考试，地主阶级的子弟都可以入学。另外，为清皇族子弟设立了“宗学”、“觉罗学”，为旗民设立了八旗官学，还有算学、天文、医学等专门学校。
清朝统治者为巩固他们的军事统治和施行民族压迫政策，在所设的宗学、觉罗学和八旗官学等满族人的学校中，教育的内容是文武并重，既学文，又学武。“王、公、将军及闲散子弟十八以下，入学分习清、汉书，兼骑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曾强调文武兼习的重要性。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皇帝下旨说：“满洲以骑射为本，学习骑射原不妨碍读书，考试举人进士，亦令骑射，倘不堪中取，监察官及中式人一并以重治罪。”所以，满族人考文举时，“乡、会试马步箭，骑射合格，乃应制举。庶文事不妨武备，遂为家制”。清代许多帝王曾三令五申，要求包括儒生在内的学生“娴习骑射”，如收八旗觉罗氏子弟的觉罗学，“令其读书学射，满汉兼习”。在《逊清皇室轶事》记载的“清皇子日课”中，规定的第一个学习内容是“拉弓两把”。清朝没有专门的武学校，只有附属于儒学的武学生，据《清史稿·选举三》说：“武生附儒学，通称武生。”这种办学方式对儒学的体育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一些汉人的地方学校也有习射等体育内容，如清初教育家颜习斋在执教漳南书院时，重视六艺教育，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斋，“文事斋”教授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教授诸子兵法、陆水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教授十三经、历代史、诰制、奏章、诗文等科，“艺能斋”教授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颜习斋还于院外辟“马步射圃”，常带领学生举石、超距、击拳练力、比赛射箭等。
可见，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中，以礼射为主要形式、以伦理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教育一直沿袭未断。但是在儒家重文德、轻武勇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读书的学生和一般文人缺乏必要的身体锻炼，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这是应予记取的历史教训。
据史料记载，夏代已有称为“校”“序”“庠”等不同名称的学校。商代又出现了“大学”和“庠”两级施教的学校教育。西周时，学校又有发展，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但都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设立，是培养统治者和官吏的学校。当时，文化知识和书籍文献都为官府所垄断，所以说“学在官府”。奴隶主贵族子弟学校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其中，射、御是军事技能的训练，也具，有体育的性质，此外，“乐”中的舞蹈，也含有体育的意义。西周以后，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变，原来的“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兴起私人讲学、办学之风。但是，从西汉到清朝末年，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般学校的教育内容，以儒家的“五经”“四书”为主，偏重德育、智育，教育思想是重文而轻武。唐代实行文举、武举分开的科举制度，宋朝开始兴办武学，文武教育于是截然分途。但这一时期武举制度主要在于选拔和训练军事人才，与学校体育无太大关系。明、清仍用“八股文”的科举取士方法，学校教育更只是埋头读书、背书、写字、做八股文章。直到清朝末年，学习日本和欧美各国，开办近代新式的学校，在这些学校中才开始有了体操（相当于体育）的教育内容，社会上也才开始有了西方式的体育活动。
纵观我国古代学校体育，虽然起步较早，但步履蹒跚。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由于受重文轻武思潮的影响，学校体育始终未能在学校教育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甚至基本被排除于学校教育之外，最终导致学校体育在我国古代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广大中国人民为反对侵略，反对封建统治，不断起义，使清王朝内外交困，面临灭亡。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大官僚、大军阀，为了挽救他们的灭亡，推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兴办西学，开始创办西方式的新式学堂，包括军事学堂。并把西方体育引进到这些学堂中，把体操规定为学堂的学习课程，内容主要是瑞典式、德国式、日本式的普通体操，兵式体操和游戏等。并在学校中开展了以西方近代体育为主的各种课外体育活动，从而使中国近代学校教育首次出现了体育课程和体育活动。虽然，当时洋务派办的西方式学堂极少，但对西方近代体育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失败，继起的是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虽然百日维新运动后来也告失败，但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提倡西学，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教育等知识。认为各级各类学校都应重视儿童少年身体的发育与健康，强调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1903年，没落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在推进“新政”的过程中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中都设立体操科，小学堂每周3学时，中学堂每周2学时，高等学堂每周3学时。这一新学制的执行，使近代学校体育得到普遍实施，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学校教育中基本没有体育的历史。但是，由于新学制基本上仿效和抄袭日本的学制，因而受日本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校体育课的内容基本上是以千篇一律的兵式体操为主，不但呆板、枯燥，也不符合青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加之，当时由于体操教员缺乏，许多学堂都由退役士兵来充当教员，由于这些人普遍缺乏专业知识技能，而且教风很差，所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体育尤其是体育课的实际效果。
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对学校教育也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但体育方面并无根本改变，仍沿袭清末军国民教育以兵操为主的体操课。另一方面由于受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许多学校则在课外开展以球类和田径为主的活动和竞赛，比较注意活泼、愉快、机智的运动。由于课内和课外两种明显不同的体系，形成了学校体育的“双轨现象”，这种现象直至1922年学制改革后才逐渐消除。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学校体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空前活跃。用先进、科学的观点论述体育的思想也陆续出现。其中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论述体育的理论文献，即为毛泽东同志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这篇文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我国体育以及学校体育的现状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评，并对体育的意义、炼的原则等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强调了学校教育必须德、智、体三育并重，这对促进我国学校体育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恽代英的《学校体育之研究》也极具代表性。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标志着军国民主义教育在我国的没落。《壬戌学制》是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参照美国“六三三制”的形式并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制定的，它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教育改革的总成果。
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公布，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课”。废除了原来的兵式体操，改为以球类、田径、游泳、普通体操等近代体育项目为主的教学内容，并纳入了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这是我国学校体育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随着我国学校体育的重大改革，对体育教学规律和方法的探索及研究也受到了体育教师的重视。当时较为流行的且眺“三段教学法”“单元教学法”“分类教学法”等等。这些方法虽然只是部分教师的初步尝试，其中还有不少缺点，但毕竟对学校体育的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个时期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及校内外运动竞赛比过去更加活跃，同时女子体育也有了很大发展，并逐步开始重视对体育师资的培养。当时最为典型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这两所学校在培养体育师资方面比过去有很大改进，从而使我国对体育师资的培养逐步完善和走上正轨。
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先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出现了两种政权、两个区域，学校体育的发展也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发展很不平衡。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一度为加强学校体育的管理，成立了学校体育的领导机构，先后颁布了不少学校体育法令，并在此基础上于1940年3月公布了《各级学校体育实施方案》，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的学校体育实施方案。与此同时，教育部还聘请国内外一部分体育专家，编写了各种体育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培养了大批体育师资，这对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学校体育从传统观念和政策制度上不被重视，所制定的一些体育法令和措施并没有得到贯彻和实施，学校体育经费严重缺乏，运动场地器材设备简陋不堪，体育课被视为可有可无，课上“放羊式”现象普遍存在，课外只注重训练少数选手去夺锦标，从而使学校体育发展缓慢，甚至畸形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十分重视学校体育的开展。在解放区内，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设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并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运动竞赛和运动会。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广大师生想方设法，因陋就简，土法自制，缓解了场地器材的不足，使根据地的体育活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41年创建的延安大学体育系，为解放区培养了一批体育干部和师资，使革命根据地的学校体育有了很大发展，也为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学校体育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体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新中国建立之始，党和政府就非常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十分关心青少年学生的身体健康。早在1950年和1951年，毛泽东曾两次做出“健康第一”的指示。1951年7月，中华全国学生第15届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提出“要积极开展学校中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努力改进全国同学的健康状况，要使每一个同学都具有强劲的体魄，能够胜任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工作。为了适应祖国国防建设的需要，应该注意提倡军事体育活动”。特别是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1953年毛泽东同志又将“身体好”作为三好学生的第一条，更强调了增进学生健康的重要性，对纠正轻视学校体育、忽视学生健康的状况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加强对学校体育的领导，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开始设立体育处，国家体委也设有群众体育司学校体育处。此后各省市、自治区也于1953年相继在教育行政部门设立体育机构，使学校体育的发展有了组织保证。
1952年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联合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其中明确指出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增强体质，并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使他们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从而使我国学校体育的开展有了明确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教育部于1952年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计划》中正式规定，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二年级均开设体育必修课，每周2学时。1953年5月，教育部发出《关于中学体育成绩暂时考查办法的通知》，又指出体育课是中学课程的一科，其成绩与其他各科成绩相同，按一门学科计算。为了提高体育课的教学质量，1953年教育部组织翻译了苏联十一年制体育教学大纲，向全国体育教师进行介绍。
1956年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并于1957年出版了中小学体育教学参考书，从而使体育教学工作有了统一的规范要求。为了推动我国群众体育，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国家体委于1954年在参照苏联模式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亡，制定并公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并要求初中毕业生达到《劳卫制》少年级标准，高中毕业生达到《劳卫制》一级标准。这一制度实施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于1952年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体育学院——华东体育学院（1956年改为上海体育学院）。
此后，全国先后在北京、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办起了6所体育学院，创办了11所体育学校和中等体育专科学校，并在38所高等师范院校设立了体育系科，同时加强了对在职教师的业余进修，从而缓解了体育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提高了师资的质量。总之，学校体育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教育战线也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也曾出现以劳动代替体育、盲目追求指标、脱离实际等错误做法，违背了学校教育和学校体育的规律。加上自1960年起的三年经济困难，学校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被迫减少或停止，学生体质普遍下降。但在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通过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采取措施，使学校教育和学校体育又重新步人了正轨。学校体育在指导思想、体育课程建设、各项体育工作的措施，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
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人力、物力，及时编辑出版了中小学体育教材。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校体育应从增强学生体质出发的指导思想。根据我国国情把教材分为基本教材和选用教材，以满足各地不同的要求，从而促进了体育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1963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体育干部座谈会。会议讨论了中小学如何搞好体育、卫生工作，重点试用中小学体育教材，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和运动竞赛，以及提高在职教师的业务水平等一系列问题，推动了学校体育工作的重新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我国政府有关部门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学校体育要面向广大学生，首先上好每周两节体育课，同时坚持做好早操和课间操，安排好每周两次课外体育活动，在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基础上，适当组织学生的运动竞赛，并且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始试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从此学校体育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随着体育课质量的提高、课外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运动队训练的恢复以及运动竞赛的正常进行，学生的体质有所增强。
“文化大革命”使学校教育蒙受了巨大损失，学校体育也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成立17年来学校体育所取得的成就被否定，管理失控。体育课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普遍被军训和劳动代替，教学工作全面混乱，教师队伍受到冲击和摧残，场地器材受到严重破坏。直至1971年，学校体育开始出现了转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体育工作的成就，使全国体育教师备受鼓舞。1972年，全国召开了业余体校工作会议，使部分学校开始了业余训练。1973年，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的召开，更对学校体育逐步走上正轨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正当学校体育出现了较好的态势时，1974年的“批林批孔”使刚刚复苏的学校体育再次受到冲击。因此，从总体看，在“十年动乱”期间，我国学校体育基本处于混乱和停滞状态。
1976年10月，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1977年，教育部设立了体卫司，国家体委恢复了学校体育处，各省、市、县、教育厅（局）也相应设立体育卫生处（科），并设有专门研究体育教学的体育教研室。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之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学校体育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学校体育的管理机构逐渐恢复并得到加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内部的管理体系也逐步健全，从而保证学校体育工作开始向着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后，国家首先加强了体育的法规制度建设，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学校体育的法规制度。1979年5月，在扬州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开始进入科学管理阶段。同年10月，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联合下发了《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两个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内容和学校体育工作成绩的评定作了明确的规定；对体育课教学、课外活动、体育场地、器材、体育教师、组织领导、教学与科研等分别作了规定。在经过近10年施行的基础上，1990年3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从而使我国学校体育工作开始真正进入法制化轨道。为了保证《条例》得到更好的实施，国家教委还分别制定了大、中、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自1992年起在全国9省市试行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在试行成功的基础上，1998年在全国试行。2002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颁布《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开始在全国大部分学校实施，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总之，这些法规的颁布和新举措的实行，对推动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学校体育科学研究得到重视，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为了加强学校体育的科学研究，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研究会，以及十几个学校体育科研机构，并创办了《学校体育》和《体育学刊》等杂志，出版了一批专著和教材。1983年，在苏州召开了首届全国学校体育论文报告会，至今全国性的学校体育学术报告会和研究会已召开多次，并广泛开展了学校体育的国际交流，学术气氛十分活跃。
为了研究和掌握我国青少年儿童的体质状况，五部委于1979年对16个省市20多万学生进行大规模体质调查研究，1985年再次对28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万7～22岁学生进行了体质和健康的调查研究。通过两次大规模的调研，初步掌握了我国青少年儿童的体质状况、特点和规律，制定和完善了我国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机能、身体素质的评价标准。这一重大科研成果，为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提供了依据。在此后的1990年、1995年和2000年分别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统一抽样的大规模的体质测试。
随着学校体育改革的深入，体育教学改革方兴未艾。十年动乱以后，为了进一步改革体育教学，1978年国家重新制定并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这套大纲和教材在总结以往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我国体育教学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7年曾进行了修订，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年颁发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1997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试验）也在部分省、市高级中学试行。教育部对全国普通高校也颁发厂体育教学指导纲要，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还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实际编写了体育课本和参考书。学模式已由比较单一展到比较多样化。近几年，还进行了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相结合的改革尝试，使体育课的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学校课外运动训练工作不断发展，课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为了提高我们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为国家培养大批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条龙”的学校课外运动训练体制。目前全国已有两万六千多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并在270多所中学进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在109所高等学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同时在部分高校筹建中国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大大提高了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
在课外体育活动方面，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内容丰富。修改后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更加切合实际，灵活性大，易于推广，因而推动了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目前，学校运动竞赛十分活跃，从全国到省、市以及学校的运动会已基本形成制度。
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发展较快。为了加强对体育师资的培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体育师资严重不足的状况，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在有条件的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建立体育系、科，同时扩大现有体育系、科的招生名额，在中等师范学校增设体育班，并举办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函授班、进修班等，加快对体育师资的培养，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与此同时，我国还培养了一批体育硕士生和博士生充实高校师资队伍，使我国体育师资短缺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师资质量明显提高。
为了进一步调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稳定教师队伍，我国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于1980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评选千名优秀体育教师的活动，1990年又举办了全国农村千名优秀体育教师的评选活动，通过两次评选活动不仅树立了先进典型和学习榜样，而且使全国人民增加了对体育教师这个职业的了解，提高了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
学校体育场馆器材设备建设有所加强。体育场馆器材设备是保证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至今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改善学校体育的物质设备条件，特别在经济发达地区，不少中小学已有了标准的田径场、体育馆、游泳池，并增添了大量体育器材。一些经济比较落后地区也本着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精神，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制简易器材设备，以缓解场地器材不足的矛盾。1990年，国家教委印发了《中小学体育器材设备配备目录》，更促使各地对学校体育器材设备的投资，进行规范化建设。
港澳回归后促进了两个地区的学校体育的发展。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使香港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香港回归祖国之前，实行的是英国的教育制度，学校一直没有规定体育为必修课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学校体育才有了很大变化。香港中文大学率先规定体育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并给学分。其后，浸会学院也把体育列为必修课。香港地区教育署于1985年和1986年先后颁布了《小学体育课程纲要》和《中学体育课程纲要（初稿）》。1991年首次举行中学体育会考，从而大大推动了香港地区学校体育的发展。香港地区学校每日有较短的课外活动时间，周六下午时间较长，但学校运动竞赛比较频繁。澳门地区的体育法令，对学校体育教学没有制定具体的规定，由各校自行安排。体育课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安排，每周两节，教学内容因地制宜。由于受场地器材限制，多数学校不安排早操，但比较重视运动队的训练。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体育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学校体育发展还很不平衡，整体水平还不够高，在学校体育改革的长途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还要深入研究，使学校体育有更大的发展。
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启蒙于清王朝末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当时，由于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国内民不聊生，国外列强欺压，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欲图通过改良的办法，使中国富强自立。他们努力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在教育上主张“废八股、兴西学”，提出对学生要进行“德教、体教、智教”的全面教育观点，认为“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其中，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还根据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提出了各年龄段身体发展的要求。对婴儿，要注意“嬉戏安息如何而合儿神，务令得宜以壮儿体”；对小学生，“专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令功课稍少而游嬉较多，以动荡其血气，发扬其身体”；对中学生，由于“身体尚弱”，故仍需“养体”；对大学生，仍应“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严复在其名著《原强》中指出，一国富强之效，以民之体强为基础，提出练体力是教人的三纲之一。他还根据西方进化论及自然科学观点，主张“培先天，养后天，运动强身”。维新派从德、智、体全面发展上宣传体育，为以后学校体育的实施创造了思想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继改良主义运动以来对我国封建传统思想与文化冲击最大的一次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徐一冰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战士高举反帝反封建以及“民主”“科学”的旗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思想文化。其中毛泽东等人用近代科学的观点研究和提倡体育，特别是对学校体育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对学校体育思想发展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独秀认为中国封建旧教育最大的缺点在于偏重学生脑部的教育，而忽略学生身体的锻炼。他把“健全体魄”作为青年爱国的条件之一，主张“全身的教育”，特别应当注意以“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使学生都能成为“意志顽强、体魄强健”的新青年。毛泽东在其《体育之研究》的著名论文中，深刻阐述了体育的概念、目的、作用以及德、智、体的关系，并对体育锻炼的原则、方法等问题做了较系统的论述，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提出了“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的观点。在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的同年，恽代英也发表了《学校体育之研究》的著名论文。该文以近代科学知识论述学校体育的问题，提出学校体育应是“保学生之健康”的教育，并呼吁改片面的、骤进的、枯燥的体育为系统的、圆满的、渐进的、有趣的体育。
从改良主义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思潮中，对学校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得到加强，为我国近代以来学校体育的发展从思想上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也宣告了几千年来中国思想史中几乎无学校体育思想的历史结束。
军国民学校体育思想脱胎于军国民教育思想。所谓军国民教育，是军国主义思想在教育中的体现，即对学生施行军事训练与教育，灌输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使之充当统治者的侵略工具。军国民教育思想正式提出于1902年，以奋翮生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军国民篇》和蒋百里发表的《军国民之教育》二文为标志。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癸卯学制》，仿照日本建立新教育制度，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体操课，实施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这是军国民体育的实践体现。由于军国民体育反映了统治者的政治目的，也符合资产阶级革命派“尚武图存”的愿望，因此，为当时中国各阶级所普遍接受。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认为它具有增强体质、培养意志和美育的作用，并于1912年将之作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公布，遂风行全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发了社会各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提出要加强军事训练和体育，实行全民皆兵。在这个时期，军国民体育思想达到高潮。
（1） 以强烈的爱国激情为立论基础 。军国民体育的各种论说，以救亡图存、保国强种的强烈忧患意识、振兴国势、挽救民族危难的民族自立作为立论的依据。不仅在其引人的初期是这样，而且就是在民国初年盛兴之时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军国民学校体育思想的产生发展，始终是与救亡图存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2） 依附教育思想而存在 ， 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救亡图存的急迫任务，使得学者们只是仓促地把国外尤其是日本传来的教育、体育学说介绍给国人，没来得及认真理解、消化和吸收，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构筑新理论体系。因此，军国民学校体育思想大都依附在各种育问题的论述中，相对来说比较零散。在关于学校体育功能、地位、目的等的论述中也缺乏理论色彩。
（3） 重视身体训练和培养军人精神 。军国民体育思想具有注意强身健体、尚武和集体纪律教育等积极因素。但其重视的是整齐、严肃的机械式锻炼，并贯穿着专制、盲从的思想，导致体育课机械、生硬和单调。过于偏重兵式体操的做法，也影响和限制了田径、球类等其他体育活动的开展。
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兴起，虽然受到了日本、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影响，但在中国则被赋予了爱国保家、捍卫主权的进步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振奋民族精神、自强于世界之林的强烈愿望。军国民体育思想还带动了当时社会风气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国民重视体育，因此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由于军国民体育思想深深植根于国家民族危难的现实土壤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所以一经提出就被社会包括统治阶级所接受，对学校体育地位的确立，以及学校体育体制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在军国民体育思想下，体操课作为正式科目列入学校教育制度之中，开创了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新阶段。此外，军国民体育思想还推动了体育专门学校的建立。从1906年学部通令全国创办体育学堂，各省设立体操专修科于省城师范学堂，至民国初年（1912年），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体育专门学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军国民体育的机械、呆板及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性质，由此而产生了对它的猛烈抨击。如曾倡导军国民体育的蔡元培先生，后来也认为“军国民教育之不能容于之日”，在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上对军国民体育明确提出了否定意见。与此同时，在“五四”前后由基督教青年会传入的“自然体育思想”，通过留美学者归国以后培养学生和著书立说，得到广泛系统的传播，并逐渐取代军国民学校体育思想，成为之后一段时期学校体育的主导思想。
（1） 强调体育育人的教育目的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认为，所谓体育不应只是“对身体的教育”，因为这样的“体育”是一种片面的身体训练，绝无增进人类幸福与世界文明之功，而应理解为“通过身体活动的教育”，即体育是通过身体的运动来教育人，谋求达到教育的目的。这种教育主要是培养社会行为、道德标准和民主精神，以及基本生活技能和善用余暇与娱乐等。他们还认为体育作为陶冶人格的一种工具，既非科学，又非专业技术，而是文化的一种，它确有陶冶品性之价值。故体育应以传达文化和创造文化为目的，即“教育第一，文化第一”。所以，“体育教师的责任，首先应是培养儿童的品格，其次才是发达儿童的身体”。
（2） 强调体育融于生活 。由于受到当时盛行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自然主义学校体育思想也明确提出“体育必须和生活打成一片，使体育成为生活的实践”，并指出生活等于技能、理想、态度、习惯的总和，因此“生活化体育不仅偏重于技能的训练，尤须注重体育理想、态度和习惯的养成，使学生离开学校，还有爱好体育的习惯、态度和透彻高超的理想”。
（3） 推崇自然活动作为体育的重要手段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将19世纪风行的德国和瑞典体操，看作是违反人性的“非自然的”或“人工的”东西，主张应尽量采用符合儿童本性的游戏、舞蹈、竞技运动和野外活动等。又尤其推崇竞技运动，认为它是体验社会生活的一种良好形式，能使人充分显示才华，表现出人的道德价值与社会价值。
自然主义学校体育思想，是一个有着内在紧密联系的理论体系，较之军国民学校体育思想，不仅有深厚的理论依据，而且体现出了对人性的关怀。由于它的系统引入，使我国当时的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建构初具规模。而其中的许多观点，如强调体育的教育和文化作用，培养儿童的体育理想和终身进行体育活动的习惯，尊重儿童的需要，发展儿童的个性等，不仅在当时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即使在今天，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此外，由于自然主义学校体育思想推崇自然活动，为田径、球类等竞技运动进入学校创造了条件，调动了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促使我国当时以学校为主体的竞技运动走向了初步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陆续建立了运动竞赛制度。在自然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更加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重活跃体育教学的气氛，更加注重对体育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的研究，产生了“设计模仿法”、“分组教学法”等，为我国学校体育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社会政治背景，全面向苏联学习是一种必然趋势。在此情况下，通过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培养研究生以及国内学者对苏联体育论著的翻译介绍，使得苏联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在国内迅速传播开来，并成为我国学校体育的主导思想。
（1） 强调学校体育的 “ 阶级性 ” 和 “ 工具性 ”。这从根本上与“体育至上”、“超阶级”的学校体育观点划清了界限，明确学校体育要服从于社会、阶级的利益，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并以此作为确定学校体育的目的、内容和组织形式等的依据。
（2） 强调学校体育管理制度的统一性 。首先，国家建立相应的管理和领导机构，以保证统一学校体育的工作方针和内容。其次，学校体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强调统一性、衔接性，以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走过统一的体育教育途径。它包括统一的目的任务、教学大纲、劳卫制和运动等级制等。
（3） 强调学校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手段 。要求通过学校体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劳动态度以及自觉的纪律教育，并在学校体育全过程中贯穿政治思想教育。
（4） 重视体育教学过程中运动技能技巧的传授 。在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影响下，苏联社会主义学校体育强调体育教学以传授知识技能、培养道德品质为目的，强调教师、课堂、教材三中心的教学模式，重视教学过程中对体育知识、运动技能的掌握，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各种身体素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0年，我国学校体育几乎是在照搬苏联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也明确了“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手段”的性质，重视学校体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学校体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成为学校体育的响亮口号；建立了新的体育教学法体系；制订了全国统一的体育教学大纲；重视传授知识、技能；强调学校体育工作的计划性、组织性、纪律性；明确提出学校体育面向全体学生，以“劳卫制”为中心改进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主张。尽管在学习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存在着“排斥异己思想，照搬过度，结合实际不够”的弊端，但它在重建我国学校体育体系，为“文革”后我国学校体育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文革”初期，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在移植与借鉴的道路中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其间，也曾提出过自己的思想主张，如在1937年前后提出的“国粹主义学校体育思想”。该思想过于强调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和地位，盲目排斥现代体育项目，因此，从一产生之初便由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受到局限，更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战乱背景，因此尚未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便走向没落。
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1965年期间，我国学校体育界曾结合中国学校体育实际，将“苏联模式”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以期探索出更适合中国特殊环境下的学校体育发展道路。从1961年《文汇报》、《体育报》中开展的关于体育教学目的的讨论，以及在同年出版的《体育理论》讲义、中小学体育教材（含教学大纲）和1963年出版的中专《体育理论》讲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本土化努力的一些成果。如“明确提出学校体育的目的首先是从增强体质出发，并对‘体质’的内涵作了说明；运用矛盾学说来认识身体发展与掌握技能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重估并确立中国传统体育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与价值，把武术列入教材”等。但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下，“左”的思想非常严重，在社会中难以形成宽松的学术环境，再加上对西方学校体育思想的全盘否定，所以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现象。又由于受到随后发生的“文革”运动的严重破坏，因此，对“苏联模式”本土化的努力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和成果，在学校体育思想建设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面对当时我国青少年体质普遍下降的现实，以及自“文革”末期形成的我国学校体育偏重于竞技体育，把少数运动员的比赛成绩视为学校体育的主要成绩，而忽视大多数学生体质的不良状况，我国教育界、体育界有识之士从提高民族体质的角度，大声疾呼关心学生的体质。一些学者本着增强体质的立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体质教育”的学校体育思想。该思想强调学校体育“应以发展学生身体、增强学生体质为主导”。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思想“基本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并主导着当时学校体育的发展。
“体质教育”思想以“体育的真义在于增强人的体质，完善人的身体”为前提，在批判“我国学校体育长期以来以增强体质之名去搞运动铸型教育之实用竞技体育代替体育，把身体发展当作副产品”的基础上，提出了“体育的科学化必须从以运动技术教学为中心转移到增强体质为中心上来”。进而对学校体育的地位、属性、功能、目标、内容方法等诸多问题进行演绎判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中国学校体育思想自“军国民”思想引进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坎坷沉浮中，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体质教育”思想的建立为标志，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尽管该思想在随后就受到“三维体育观”的猛烈批判，并被打上“生物体育观”的烙印，但它在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与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在“三维体育观”提出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学校体育的实践体系，仍然是在“体质教育”的思想框架内发展。自“体质教育”思想之后，在“三维体育观”及“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潮等的影响下，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多种思想相生共存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形成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就有“技术教育”（“三基”教育）思想、“快乐体育”思想、“全面教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