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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变迁，传统竞技体育培养人才的诸多弊端日益呈现，其中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便成为培养过程中极受关注的议题。自体育从教育中脱离出来，近些年来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研究日趋积极活跃。本研究以“运动员文化教育、体教结合”作为关键词，统计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期刊网上发表的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学术论文300余篇。（图1－1）
图1－1 改革开放以来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学术论文统计
结果表明，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2004年以后，随着我国运动员群体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历史性的突破以及2008北京奥运会的期待，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关注更是呈加速上升趋势。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研究热度，由此可见一斑。
有关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既有对个别省市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区域性研究，如北京（李鸿江等）、江苏（唐正萍等）、福建（蔡青青）、上海（郭蓓等）、浙江（厉丽玉）、辽宁（张薇）、广东（刘学谦等）、湖北（孙亚平）等，又有对我国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整体性的研究，如《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模式的研究》（王鲁宁等），《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现实问题与改革的建议》（李凯杰）等；既有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现状的研究，如《湖北省优秀运动员文化学习的现状及对策》（孙亚平），又有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未来走向的研究，如《新时期我国现／退役运动员文化教育发展方向的研究》（周洁等）；既有对存在问题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如《市场经济下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因素研究》（许政红），也有对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的未来勾勒，如《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构想》（王晓红等）；既有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模式的研究（王鲁宁等），又有对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的思考（高雪峰）。目前有关对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现状、文化教育体系、文化教育模式、存在问题、对策与建议、体系构建与改革等方面。
唐正萍等（2005）对江苏优秀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就读情况、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郭蓓等（2005）对上海优秀运动员群体从入学方式、管理方式、学制等方面对运动员就读普通高校的情况进行了探讨
；厉丽玉（2002）对浙江优秀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从课程设置、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张薇（2003）对辽宁省专业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从数量、年龄、学历、文化需求、认知程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刘学谦等（2006）对广东省优秀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程度、就读形式、学习态度进行了研究；虞重干等（2008）则从规章制度建设、文化教育机构、师资队伍建设、文化学习情况、认识和措施等方面对全国优秀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进行了研究
。上述研究，全方位地呈现出了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状况，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
刘学谦等（2006）在《关于构建广东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的研究》中提出了构建广东优秀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体系的四点建议：坚持“体教结合”方针，实现广东“竞技体育院校化”；积极探索并构建多元化的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健全规章制度，规范教育管理；加强对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督导
。王晓红等（2006）在研究广州市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基础上，以广州市为个案提出的《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构想》指出，首先，从理念上树立少年儿童积极参与锻炼是全社会实现共赢的一个策略；其次，从战略上将“体教结合”作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第三，从制度上改革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方式与途径；最后，从沟通上充分发挥周边高等院校尤其体育院系的作用
。
王小媛（2003）在《上海市竞技运动员文化教育模式探究》一文中指出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模式应从4个方面抓起，即课程设置的原则、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并进一步指出对于课程设置的原则包括整体性与个体性相结合、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课程内容包括文化基础类课程、心理学类课程、职业技能类课程和思想品德教育类课程；教学方法采用计算机网络教育；教学评价采用表现性和多元化评价
。王鲁宁等（2000）在《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模式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模式应涵盖优秀运动员培养的创新体制，涉及所有介入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院校，并将其进行分类。按教育性质分类分为普教模式、成教模式、成教与普教衔接模式，按职能范围分类分为统一管理模式、协作管理模式、分散管理模式
。
郭蓓等（2005）通过对上海市优秀运动员群体就读普通高校的现状进行分析后，指出优秀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主要存在学训矛盾、择校余地小、相应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教学成本高等问题
。孙亚平（2003）认为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竞技体制与教育体制、学习与训练、竞训目标与教学规律、教学时间与教材内容之间的矛盾
。李凯杰（2002）指出，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现实问题主要存在以下7个方面：运动员文化素质不高与社会就业和用人机制的矛盾；“一条龙”体制的中间层次招生困难，体育中专办学萎缩；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需求增加，现有教学体制难以适应；业余训练和优秀运动员普九义务教育工作存在问题；处理好学训矛盾仍将是一个艰巨的焦点问题；运动技术学院和体育运动技术中专的办学方向不明确，教学质量不高；由于竞技体育战略压力，文化教育作为运动训练服务的软任务常常被忽视
。
李凯杰（2002）对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改革提出了6点建议：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法制观念，建立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良性运行机制；积极面向社会，建立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多元体系；明确运动员文化教育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大力推进优秀运动员的体育院校化；加大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资金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探索合理解决学、训矛盾的有效途径，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郭蓓等（2005）建议上海市优秀运动员群体就读普通高校的情况实行统一性与操作性相统一的操作平台、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教学管理体系、整体性与互补性相融合的保障体系。孙亚平（2003）认为，对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200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以前仍然保持现有教育模式，但中专以下文化教育由体育系统负责，大专以上文化教育则依托当地的大专院校解决；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运动员增加教学时数，并建议高中以下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由体育系统内部实行自编教材、自建评估体系。2008年以后要逐步与国际接轨，改革“四级网”训练体系，各级体校并归相应的中小学，体育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合并，比赛与训练由相应的俱乐部运动员和在校学生承担
。
“体教结合”是当前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目前解决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问题的主流模式，也是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一个主流方向。国家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和支持通过“体教结合”模式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统计，截止2009年底，以“体教结合”作为篇名研究的学术论文就有200余篇。就研究内容来看，既有理论研究，如《体教结合的内涵解析》，也有实证性研究，如《广东省优秀运动队“体教结合”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吴家琳（2003）等认为，影响优秀运动队“体教结合”的因素有教育氛围、教学设施、教学管理、教学保障、领导观念和竞赛安排6个方面
。郑婕等（2006）认为，“体教结合”的内涵包涵两层含义，一是构建结构合理、职责分工明确、管理成本低廉、办事效率高、处事环境和谐的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管理联盟；二是通过体教联盟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转，达到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管理的科学化、人性化
。冯建中（2005）则直言，体教结合是体育界和教育部门必须重视和大力推进的带有方向性的一项事业
。
另外，也有其他方面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研究。教学方法的研究，如《专业运动员文化教育分层策略研究》（毕弘），各级各类文化教育的研究，如《竞技体校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态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张红玉）、《现阶段中国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发展对策研究》（黄金），中小学阶段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制订优秀运动队普九义务教育标准的必要性研究》（张薇等）。还有对运动员群体享受文化教育权利的探讨。张厚福（1999）在《对我国运动员几个主要权利的保护》提到：“要保障（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权。”
同时，韩新君（2005）在《运动员权利及其保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又再次提及：“运动员的教育权包括平等接受教育权、接受教育过程的完整权、学习成果得到平等评价权、接受全面教育权和继续教育权等。”
不可否认，受教育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就有明确规定。尤其是2008年以后，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实现每个人的受教育权利更得以强化，对运动员群体亦不例外。但在如何保证运动员群体受教育权利的实现问题上，讨论中并没有提到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
国外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主要依托于系统的教育体系完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运动员培养体系，尤其是竞技体育强国如美国、德国等国家。美国运动员群体运动训练的实施由学校各级协会联盟和体育联合会分别实施，中学是竞技体育的输送主体，大学则是竞技体育的主体。欧洲运动员群体的运动训练则依托社会的体育俱乐部进行培养，如德国，遍布全德的有12，000余家体育俱乐部
。由于运动员群体融入了正常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在学业成绩与专业选择中并没有出现特别突出的学训矛盾。他们将运动员群体与普通学生在学业上同等对待，即使有时耽误了功课，也能及时补齐，这种培养体制下运动员群体的学业成绩并不会受到太多影响，甚至有正向效果。Shephard（1997）指出，参加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的学生在学习上一直保持优秀，运动训练能够提高学习成绩
。Kerr（1996）也指出，学生运动员群体与非学生运动员群体相比，其学习成绩相当或更优秀
。Simons与Herbert D.（1999）的观点则更为积极，他们指出：“虽然学生运动员群体的学业成绩经常因训练耽误功课，使其不能取得有效进步，但当面对同龄非学生运动员群体的优异学业成绩时，会促进他们更有效地学习，从而相比其他非学生运动员更有成就感。”
这些观点对本研究将有很大启发。
我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专业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体育和教育两大部门，而且影响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个层面，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纵观上述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1）通过上述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研究还集中在对优秀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研究，而对非优秀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研究甚少。众所周知，优秀运动员是一个人从事体育运动的高级阶段，那么在他刚融入这种职业时，就意味着文化教育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初级阶段基础教育的薄弱，无法保证其顺利完成高级阶段的文化学习。如果运动员群体在初级训练阶段不能很好地享受到教育，则很难推进其高级训练阶段的继续教育，无法保证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完整性、连贯性和持续性，从而最终导致运动员群体先天性的文化素质薄弱，成为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障碍。由此提出研究假设一：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应该利用教育系统的优质资源，从基础教育抓起。
（2）对种种研究深入分析可以看出，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艺”和“技术”的器物层面上。面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偏低的难题，多数研究属于难于操作的、简化教学内容的研究，反而更降低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在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研究中，不能只喊口号，更应该看到数字背后隐藏的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真实状态和他们渴望教育体制变革的无力挣扎。本研究将从社会分层视角分析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地位，并探讨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教育因素。由此提出研究假设二：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地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文化教育缺失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制约着竞技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应该将文化教育作为运动员群体的战略选择。
（3）面对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困境，也有人提出必须回归教育部门，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纳入普通教育序列，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但在如何纳入普通教育序列时，没有提出相应的措施，使得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成为无解难题。面对普通教育紧张的学习压力，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但从社会发展来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以人为本”“创新教育”为内涵的素质教育得到了众多关注和期待。因此，克服传统的应试教育必须渗透竞技体育的内容，尤其必须要肯定竞技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如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由此提出研究假设三：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必须回归教育部门，同时教育体系素质教育的尴尬也迫切需要竞技体育的介入，从而实现竞技体育与教育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