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
。这种社会分层反映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在社会上享有的社会声望。这种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建立在下面所列的一个或更多的基础之上：生活方式；一个正式的教育过程（包括了经验方面的理性的训练）和相应生活方式的获得；与生俱来的声望或职业的声望
。通过社会分层，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社会地位。有关社会分层的研究在社会学界已经比较成熟，在此仅简单阐述。
图3－1 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分层结构图
对于社会分层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功能主义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两大学派。
所谓功能是指有机体的系统与有机体的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所构成的统一体，每一部分都为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功能
。如经济系统的功能是将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提供给社会，而教育系统的功能是将知识、技术提供给社会成员。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这些条件。
一般认为，涂尔干是功能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认为社会分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整体发挥作用，它将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成为可能。若没有社会分工的这些功能，社会就如一盘散沙，不可能得以正常运转。所以，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并且是凝聚社会的主要因素（涂尔干，2000）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功能主义理论的大师，对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社会分层是构成一个既定社会体系的人类个体位置差异的排列，是有关人们的社会尊重方面、人与人之间一种相对位置高低的排列（Parsons，1954）。他对于社会分层的特点主要强调主观声望，认为分层首先是一种精神道义上的差异，有了这种道德评价观，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评价就不是个人的评价，而是意味着在一种社会体系中的位置，这样就不是两个人获得了位置，而是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位置
。金利斯·戴维斯（Kingsley Davis）和威尔伯特·莫尔（Wilbert Moore）（1945）的经典分析最为充分地表达了功能论的观点。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分层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事实上对社会的正常运行也是必要的
。同时，他们还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工作比另外一些工作重要。特别是有些职位由最有资格的人承担，对保证该职位的正常运转来说至关重要，如医生、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领导人、工程师以及律师。如果能力不足，其社会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总之，涂尔干强调了社会分工对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性，帕森斯则强调了由共同价值体系所决定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中的不同位置，实践了这种价值观的人会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得到较高报酬。戴维斯和莫尔则比较全面地论证了社会分层对于维系社会运行所发挥的重要功能，认为高地位、高收入、高报酬是对稀缺的高级人才的奖励
。显然，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分层的正功能，认为为了社会正常运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层是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使社会的各项事务形成一个系统工程，从而达到和谐状态。然而，功能主义理论忽视了贫富差距不合理的一面，忽视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在竞争中所面临的障碍，忽视了社会上的阶级现象，并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中各种分工相互依赖、任何一个分工环节均不可缺少的事实
。功能主义理论不太关心对冲突问题的分析，即使有这种关心，也是讨论如何减少冲突，将冲突视为一种社会破坏现象，必须得以遏制和剔除。
社会冲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西方社会学流派，以率先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而著称。它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社会学冲突学派的学者们之间的观点虽然存在极大差异，但他们也具有共同的学术特点，即都用冲突理论来解释现代社会现象，都从冲突的视角来看待现代社会问题。
马克思是社会冲突理论的创始人，大多数当代社会冲突理论都是建立在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之上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无产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他们为了生存向资产阶级出卖劳动力
。对于社会冲突理论来说，社会分层是强大群体对弱小群体剥削的结果，强大群体决定着哪些人将占据哪些职位以及谁将得到什么报酬。
达伦道夫同马克思一样，他也是以冲突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的理论代表。他认为社会冲突是由于权力的分配不公导致的，而不是由马克思所主张的由经济因素引起的。他说：“现代社会的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
因此，在他看来，只要将冲突的原因加以疏导，就可以将冲突限制在维持现有社会政治框架内，从而维护有利于各方的社会秩序，并且将冲突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进而使“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不至于出现。西方社会是冲突充分展开的社会，冲突的展开必须促进社会结构的有机性不断增强，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便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并提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劳动者的解体，会促进新的中间阶层的发展（主要由白领组成），并最终形成社会流动性的增长和实现高度平等，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冲突已经制度化，成为有规则、形式化、可预测的和可控制的
。他将社会冲突维持在一个底线条件，指出就是再免除不了的社会冲突，也不至于陷入冲突双方无法维系的糟糕状态。
冲突决不像以往学者理解的那样只有负作用，它也可以完成积极的功能。冲突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科塞试图将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更强调了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他反对纯粹的功能论观点，认为：“帕森斯的基本倾向使得他把冲突看作是功能失调和破坏性的，而忽视了冲突的积极功能。”
科塞认为，冲突是社会的常态，是社会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没有哪个组织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那样的话就将使组织缺少变化过程和结构性”
。关于社会冲突的功能科塞论述为5个方面：冲突对内群体具有聚合功能；冲突对外群体具有稳定功能；冲突对新群体的形成具有促进功能；冲突对权力的建立具有制衡功能；冲突能够创造联合与联盟
。
社会冲突理论由于正视了西方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困扰人们生活的社会问题，使它达到了与功能主义相抗衡的地位。功能主义理论将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社会中的每个组织都为社会稳定而设立，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变迁以保持社会稳定；社会冲突理论则把社会看成一个矛盾和对抗的系统，用激进的观点从冲突和紧张的角度分析促进社会发展的要素，此时社会往往经历革命性的变迁。由此，使两大阵营成为相互对立的学派。然而，正如科塞所说：“冲突不仅增强了一个现存单元的内聚力，彻底消除了所有可能模糊敌我界限的因素；而且把在其他方面毫无关系的个人或团体集合到了一起
。功能主义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都有它积极的意义，如果能够取其所长，将两者完美融合，相互促进与制衡，社会将充满生机与活力。
社会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总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存在于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中，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位置。社会分层就是将处于相同社会位置上的群体进行打包，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社会位置便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个结点，划分处于相同位置上的各个结点便构成了社会分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不同，在社会地位上便呈现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现象和过程。社会成员通过有关途径（继承、制度分配、社会化、创造性活动等）而获得、占据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一般来说，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由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所决定。先赋地位是指某人所拥有的、并且通常不能被改变的社会地位。自致地位则是指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作为个人努力与否的结果而获得的社会地位
。先赋地位一般以出生为基础，无法改变，包括性别、种族、家庭背景、所有权继承等；自致地位则一般包括知识和技能，原则上可以被改变，如通过个人努力接受教育、训练等。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职业，如科学家、医生、律师、教师、企业经理等，都是由自致地位所决定。
帕森斯的价值观念为社会分层提出了6种导向不同的分层地位要素，分别是家族亲属的成员、个人品质的差异、一个人取得的成绩与成就、所有权与占有、权威和权力
。这一分层标准提供了社会成员社会地位高低的原因，并为这种地位差异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作出辩护。一项有影响的、至今仍然是关于社会分层模式的研究基础中，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模式仍然深远，他将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职业声望）作为社会分层的3个维度
。他认为，经济地位就是如果一群人在商品市场上或劳务市场上拥有相同机会，而此种机会又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物品或收入，就可以说，他们构成了一个阶级
；权力就是某个社会关系的行动者可以不管对方抵制与否，而能够强行实现自己愿望的可能性，不管这一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
。总的来说，社会分层的标准有两类：第一，以外显地位为划分标准。例如，以人们所从事的正式职业为标准；第二，以潜在地位为标准。例如，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技术水平等。前一种划分主要是为了描述人口在社会垂直分层中的分布状况以及人们活动的时空范围；后一种划分则是为了了解人口内在素质的垂直分布状况以及对人们的影响
。
无论是功能主义理论，还是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分层明显包含着将各种资源进行客观或主观的评价，以此判定社会成员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表3－1中列出了过去和现在被社会赋予价值的各种物品和资产。许多社会学家都希望采取一种旨在描述和解释物品多元分配的社会分层标准。但事实上，许多人仍然采用分立的阶级或阶层去描述分层体系，这些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被赋予了相似水平或类型的资产
。
表3－1 为分层体系提供基础的一些资产、资源和有价事物的类型
引自：（美）格伦斯基.社会分层（第二版）［M］．王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
经济条件是社会成员实现社会生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分层首先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财富和收入。财富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收入通常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正常情况下的货币获得量
。收入与人们的消费方式、生活习惯、安全感和积极性有着密切关系，收入差距对社会安定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职业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地位，是个人进行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职业环境、职业声望、职业活动的范围和性质等不仅影响着在职人员的社会表现，同时影响着社会流动的方向。教育程度直接影响着人的能力、知识、技术、趣味、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人格修养等
。教育程度全面地、持续地影响人的一生；同时，对于整体社会的运行来说，教育程度分层结构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在划分层级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权力指个人或者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而不管别人是否愿意合作
。权力不仅是某个群体获得一定的社会财富和资源，同时还体现了某种权威。社会学研究权力不是为了提示谁行使它，而是为了弄清为什么要行使它以及谁从中受益。个人如何获得权力规定的基础与路径，都是由决策制定与实施的。因此，社会学更为关注的是行使某种权力并使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受益的社会决策，以体现社会公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获得权力的方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表3－2）
从以上社会分层的标准来看，划分社会分层便可采用主观法、客观法和声望法3种方法
。主观法，又称自我评分法，是调查人员将整个社会体系分为若干层次，请人们根据某项标准，自己对自己进行归类，指出自己处于哪一层；客观法，是应用可以直接测量的客观指标（如教育程度、收入等），对人们进行层次划分；声望法则要求评判人员对熟悉的对象按照事先规定的高低层对社会成员分层归类。
表3－2 社会分层与权力
引自：（美）格伦斯基.社会分层（第二版）［M］．王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10.
社会分层归根到底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即在一个社会等级体系或分层系统中的等级位置
。纵观相关理论，收入、权力和声望基本上成为社会分层的基本要素，但由于收入与权力的隐蔽性，从而判定社会成员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职业声望来决定。实际上，功能主义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都非常重视职业，它把它看成是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标志
。通常以职业声望来度量社会地位的高低，因为它不仅考虑到了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声望等内容，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职业是一个占据着最重要社会位置的地位体现”（布劳和邓肯，1967）
。
收入、权力与声望都受到了职业的严重影响。对于社会地位的确认，一般是通过测量职业声望进行的。它对个人的阶层定位来说是支有用的指针，因为这比收入和财富来得清楚、明确
。职业声望虽然是主观评价，但人们在做出判断和评价时也综合考虑了职业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因素，所以有关职业地位的各种测量，相关性非常强
。布劳和邓肯也认为，人们应该认同和使用一种能够整体地反映当代个体社会分层状况的标准，这样的标准即为职业。他们说：“职业地位即不等同于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也不等同于社会声望，但是与两者尤其是前者具有紧密的联系：社会分层通过经济资源和利益体现，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职业反映了他们的经济资源和利益。”
戈德索普也认为职业是社会分层的最好指标。他相信他与自己的同事建构的职业得分量表能够根据人们的职业在市场上的情境，将占有相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归为一类，使不同职业类型的人们在社会保障、经济发展机会、权力和生产的控制方面具有可比性
。
声望评价反映了一种职业在社会上受到的尊崇程度。职业分层是评价职业好坏的一项基本指标，影响着人们对于职业的选择与追求。职业声望越高，越容易受人青睐。所以，人们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选择声望更高的职业，从而满足人们向上流动的欲望，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并不承认职业差异，相信不同群体利益一致，只是分工不同。但是，当人们对不同职业做深入分析时，发现了职业导致了社会差别。职业不同，便会面临不同的社会经济差别。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的越来越复杂化，一方面促成了社会分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使许多职业处于多元化的市场地位，从而促使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别加大。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职业在社会分层中的意义更为重要
。在当代我国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人们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
。显然，综合体现这些资源的标准便是职业声望，它能够全面反映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共进行了10次相关的职业声望调查（表3－3）。最早从职业角度对我国社会主义职业分层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林楠和谢文（Lin Nan＆Xie Wen），他们在1982年对上海进行了一项职业结构研究，形成了50种职业声望表
。1990年在北京和广州两地同时进行了80种职业声望调查；1994年蔡禾对广州市102种职业进行了分值调查
；1995年我国国情调查数据组对100种职业进行了调查，绘制了我国职业声望量表
；1997年在北京地区进行了100种职业的声望调查
；1997～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对北京地区专门进行了100种职业的声望调查
；1998年深圳大学社会调查部对深圳组织了一次职业声望调查
；1999年，中国社会发展中长期预测课题组在全国63个城市对69种职业进行了评价，绘制了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声望量表
；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在全国3300个市县级调查获得了职业声望得分量表
，同年又有研究者又对深圳市的81种职业进行了职业声望评价排名
。
表3－3 我国不同时期的职业声望调查统计
每个人生下来便注定了他即将在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或者说他即将处于一定的社会层次之中，这种层次既有先天之赋予（如性别、家庭），又有后天之自获（如知识和技能）。当以先赋因素来确定人的身份地位时，即这种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规的认可，不同群体之间便很难越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自赋因素为主的具有严格社会屏蔽机制的身份和单位分层制度体系，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出身的人要转为工人或干部，就会面临几乎难以逾越的制度性障碍，社会流动不畅。只有极个别人可以通过高考、入伍或进入运动队改变身份，其他绝大部分人纵然有天大的抱负，也无法改变其身份地位。在这种状况下，各自群体内部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大同小异，社会交往也有着严格的社会生活圈，人们生活处于平均水平（基尼系数为0.16
），社会差异不明显。
改革开放后，农民分化、国企改革、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兴起等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群体，如农民工、白领阶层、普通工人阶层、下岗失业职工和企业家阶层等社会群体，逐渐导致传统身份体系的分化与消解。其中，企业家就是新兴社会群体的典型，其所带动的民营产业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时，自获条件成为个体突破社会阶层界线的主要途径，使每个人的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位置。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诱发了亿万群体蕴藏已久的追求富裕生活和自我发展的心灵闸门，社会成员迅速实现着重组和分化。党的十六届六次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构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6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在认同社会状况总体和谐稳定的同时，民众也明显感觉到社会存在的利益冲突，其比例高达67.9％，其中有较大冲突和严重冲突的比例分别为18.2％、4.2％；对于‘利益冲突是否可能激化’的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比例达38.6％。这些结果表明，原本可能是潜在的利益冲突，已经显化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冲突，而且社会利益冲突激化的趋势也相当明显。”
可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也不可避免。只有正视这种矛盾与冲突，采取恰当的措施，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更理想的和谐社会。
进入新世纪以后，“阶层”一词在中央文件中经常使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课题，将我国社会成员由原先的三大阶级分属5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底层）和10大阶层。毫无疑问，随着经济体制的纵深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着巨大变化，正在由底层大、中间小的“金字塔型”结构向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转变，以形成更加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由此，各行业、各领域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异的社会分层序列。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为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
。另一份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
。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中的利益群体与非利益群体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扩大。有数据显示，80％的人说“现在社会贫富差距很大”；50％以上的人判断“未来几年贫富分化还将加剧”；其中，参与调查的国家公务人员中，有80％的人同意这个观点，其他人员中经理为84.6％、私营企业主为71.9％、专业技术人员为80.6％、办事人员为77.3％、个体工商户为80.9％、商业服务人员为78.5％、产业工人为79.9％、农业劳动者为83.6％、失业无业人员为85.7％、学生为75.8％
。可以看出，社会成员在开放式的社会制度下，在经济发展的助推下，正迅速实现着重组与分化，以期获得更高层次的社会归属。
社会成员不仅依据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而且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从而形成了社会的分层结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通过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将解放前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改造为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确立了由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主导的二元城乡社会分层，形成了以自赋因素为主的具有严格社会屏蔽机制的身份分层制度体系。这种社会分层建立在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权利化和身份制特征
。不同身份的人在分配社会资源的生活机会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很难跨越，如家庭出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个人很难通过自身的后天努力而得以改变。
自1978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包括两个重大的社会转变过程，其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其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课题，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根据所占有的组织资源（指国家政治和党组织系统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经济资源（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和文化资源（社会所认可的知识、技术和技能的拥有，以受教育程度这一显性凭证作为评价标准），将整个社会成员分属5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底层）和10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1％）、经理人员阶层（1.5％）、私营企业主阶层（0.6％）、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1％）、办事人员阶层（4.8％）、个体工商户阶层（4.2％）、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12％）、产业工人阶层（22.6％）、农业劳动者阶层（44％）、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1％）
。郑杭生（2004）将我国城市社会各阶层分为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其他阶层
。一个理想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或纺缍型结构。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随着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向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现代化“橄榄型”阶层结构变动
。
教育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一项研究认为，教育在社会流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它对成人社会地位的影响甚至大于家庭背景因素（虽然家庭背景也影响了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也有学者认为：“知识的力量在现代经济中的充分显性化，取代了物质资本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赖以生产与发展的经济形态，还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
正如Deng and Treiman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
教育资本作为一种不可替代性资源，必须由受教育者身体力行，经过长时间积累而达到，无法进行馈赠、买卖和交换而即刻获得。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断言，后工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他认为，在这种社会中，技术是社会分层的基础，教育则是社会分层的途径。他以知识作为社会分层的中轴，把社会成员分为4类，第一类是专业阶级，共包括4个阶层，即科学阶层、技术阶层、行政阶层和文化阶层；第二类是技术人员和半专业人员；第三类由职员和销售人员构成；第四类的基本成员是技术工人和半熟练工人。这些论述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致地位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即教育作为文化资本最重要的来源，能够具备最终为受教育者提供政治、收入、职业、消费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能力。
对我国而言，我们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社会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过渡，学校教育已得到了快速发展。显然，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在由于社会或经济条件所引起的结构性流动中就很可能导致向下流动。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知识技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旦突破了具有户籍、单位身份的枷锁，社会成员便具有了更高的积极性和更强的生命力。这一积极性和生命力就体现在教育的背景方面，接受较好的教育能够促进社会成员更好的社会流动。在改革过程中受益的私营企业群体，他们中大部分都经过后天努力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实际上，教育程度或受教育年限与社会分层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反映在这一社会阶层划分的指标体系中，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干部的身份区分便是是否接受中高等院校的国家正式全日制教育。当前十大社会阶层的分类也显示，文化程度较高的集中在专业技术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其次是私营企业主阶层；较低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最低的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的群体拥有较少的文化资源。显然，是否拥有一定的教育资本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
在我国，目前促进阶层流动最大的动力就是教育。虽然也有其他流动方式，如就业和收入分配等，但这些都必须以教育作为前提。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我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测算，2004年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为12.3％，接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特别是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回报率不断提高
。也正因为如此，教育的社会收益（包括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成为国民受教育需求的杠杆，居民对教育消费的预期节节攀升。“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通过教育改变下一代子女的社会地位成为大多数父母的期望所在。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使得数百万人享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流动机会逐步增多，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直接为以高学历为主要特征中产阶层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
。在各种招聘会上，教育成了很多用人单位的硬性指标。天津一些比较好的高中已经开始招聘博士生，硕士生已不具备绝对的学历优势。其实，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师很多都是硕士
。
对于重视教育的我国传统社会而言，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是每个父母对子女的渴望与企盼，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供养子女读书。人们接受教育首先是一个教育资本获得的过程，它通过日后市场的经济回报获得经济资本，或者通过特定资格的选拔进入管理阶层而获得组织资本，从而在文化、经济和权力三方面强化个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教育从来都是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它的作用往往通过其他方面得到综合的表达，如声望、品质素养、职业获得、影响力、共同体意识、收入等”
。教育作为引领未来的根本要素，很自然地放在了个人及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社会学学者已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获得了有关教育与职业评价的两种回归方程
，以此来考查某一职业的声望评价。
方程（1）是由教育和收入所组成的回归变量。方程（2）则引入了权力变量，根据教育、收入、权力3个预测指标重新构成的职业声望评价。通过这组方程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教育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收入和权力的影响。
知识作为一种稀缺性、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谁接受更多的教育，谁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2008年全国城乡中小学生开始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儿童上学问题初步得到解决；高校录取率为57％，我国高等教育跨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我国教育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由于现代化以科技和效率为导向，在现代化推动下，教育系统成为重要的职业分配机制，整个社会职业出现结构性向上流动趋势
。未来社会主要是一个技术社会，更少看重因继承或财产（虽然这些能带来财富或文化的优势）所造就的地位，而倾向于看重教育和技术
。由此可见，知识的强化必然使得教育越来越成为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动力，也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优先发展的重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