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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从传统中走来，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之一，体现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是一个包含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
”是其主体内容。李中华从七方面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总结——“统一性、连续性、非宗教性、泛道德性、内倾性、中庸和平、乡土情谊
”。
气功以和谐为原则，外求“天人合一”，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世界观；内求内倾性的“自足、自洽”，体现内在的泛道德性的和谐中庸的人生观。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从整体自然观出发，把天、地、人看成是“冲气以为和”的整体，然后将“自然之道”、“治国之道”、“治身之道”都归纳于一个共同的自然规律中
。“自然之道”指人与自然界、自然环境的关系；“治国之道”指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治身之道”指人自身内部系统、各器官、各组织之间的关系。老子以“道法自然”的原则统一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体现了“和谐”的健身观。传统养生的“调于四时
”、“顺四时而适寒温
”等说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人在天地之间是自足的，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
”这种内倾性的文化崇尚内在的自足、洽，追求内在的和谐。这是健身气功的理论依据之一，它决定了气功的实践重“体悟”、重“意识的运用”的“内炼性”特征。气功指导理论的“全凭心意练功夫”、“精神内守”、“独立守神，肌肉若一”、“入静”、“致虚极，守静笃”等等，无不体现着这种“内倾性”文化的特征。儒家文化总是教人自己省察，所谓‘求诸己’、‘三省吾身’。孔子把“仁”与“寿”相连系，认为施仁要“由己到人、由内到外”，强调“己”的重要性。孔子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孟子讲求“存心养性以修身”，也是内倾性精神的体现。《孟子·尽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道家文化提倡“游心于形骸之内”、“为腹不为目”、“归根”。道家的“坐忘、心斋、见独、守一”等都是“以心体道，体其同一
”的方法。“中国化的佛教亦有‘明心见性’、‘依自不依他’、‘佛向性中求，莫向身外求’等说教，都是在向内用功。
”
李土生（2002年）在《儒道释论养生》中，从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的生命观与生命哲学角度，分别论述了气功与传统文化的渊源，认为：“道教重视修炼，儒家重视颐养，佛教重视悟性。
”王松龄（1988年）在《中国气功的史·理·法》中，通过对《老子》、《庄子》等道家文化代表书籍以及道教、道家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分析与阐释，介绍了道家文化部分的气功理论；通过讨论佛教小乘派、大乘派的传入、基本理论与禅法，研究了佛家文化的气功理论，认为“坐禅、参禅虽主要在于精神境界的修持，但其修持的结果亦同样可以引起生理变化反应
”。
同时，王松龄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儒家气功”之说颇有微词。他认为：“自明、清以来，特别在晚清以至民国时期，颇有一些人以‘儒家功’相标榜，‘儒家功’甚嚣尘上。实即以儒家之理解释得自佛、道之法，或说是用气功的观点解释儒家言。由于理学统治中国思想界近七百年，其‘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而其理论又半渊源于佛、道，故后之佛、道人物亦颇有引理学之理释气功者，故此亦或为标榜‘儒家功’者提供一些借口。
”
综上所述，气功沐浴着传统文化从远古中走来，它必然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文化学视角对气功进行研究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仅仅是生硬地从古籍中揪几个词汇冠以某某气功功法之名，然后自诩为哪一家文化的功法，是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气功文化学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