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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用
，西方社会学家借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变。西方社会学家大卫·哈利生最早在《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
一书中，运用“社会转型”来论述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台湾社会学家蔡明哲在《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中首次把“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并提出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
。
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型式向另一种型式转换的运动过程，是一切社会形态的质变、飞跃，社会革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改革和变迁等都可视为社会转型的形式。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的论述中，主要有 3方面的理解：第一，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第二，指社会结构变动，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三，指社会形态变迁，即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有以下 4种主要趋势：第一，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正在继续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政策走向、社会规范与制度都以市场化为轴心转变。市场社会的特征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社会竞争机制逐步替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审批型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第二，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也就是从农民社会转向市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市民，人口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潮流；第三，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第四，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而这一特征使得这个“过渡阶段”被指称为社会转型期。然而，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以实现的，所以在社会转型期中，必然发生一种“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的状态，这就是学界称谓的二元社会结构。一般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转型期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易发期，因为社会的动荡和危机往往产生于向新的社会结构的过渡阶段。所以，社会安全已经成为一国转型期中现实政权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社会转型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通过确定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
所谓社会综合候症，即社会发展中的非常态社会现象。在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更替，都经历过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社会一般都存在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和社会内容的创新性。
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Social Construction）的组成实际上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加以定量描述，包括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的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以及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的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这两类参数之间既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而社会分化（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就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The Professionalization）的过程。与社会结构的构成相适应，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第一，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第二，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而社会整合是针对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性超越原有的规范而提出来的，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社会结构愈复杂，社会异质性程度愈高，社会分化与整合就愈频繁。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以进步和发展的。所不同的是，在加速转型期，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以致社会整合常常难以适应它的变化而使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而这正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的根本性原因。所以，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是转型期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根本动力。
所谓社会价值观，就是指在社会实践和文化传承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价值关系的取向性、评价性的观念形式，集中体现了社会行为的态度、准则。社会转型在价值观上的反映，就是旧的社会价值体系消解、失效，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生成、发展的过程。就本质上讲，社会转型是同人的终极关怀、人的完整性、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紧密联系的，客观上需要以人的价值实现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为最大担负。但是，社会转型造成了主体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格局，不同利益主体形成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在这些特殊利益主体之间必然形成不同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人生价值并由此发生冲突和对立，致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被更现实的生存斗争、生命发展观念所淡化，个体主体本位意识凸显，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滋生蔓延。经济主体的角色，使功利性与实用性成为衡量价值的重要尺度，经济的增长、适应环境能力的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等成为许多经济主体行动的基本价值取向，只讲局部和个人利益，不讲全局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他人利益；只顾个人满足，不顾他人需要；只求当前自身利益的实现，不记长远后代的发展。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对立、个人主体本位与社会主体本位的价值观冲突、道德取向和利益取向的价值冲突，成为转型期社会价值体系建构与解构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主要表现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要素之一。西方理论界对转型期社会的经济研究主要借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产权理论，共同的结论是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私有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马其顿经济学家K·博戈耶夫在《经济转型》中提出，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进行的转型的最终目标是从中央计划管理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转变或变成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捷克的克劳斯认为：捷克已进入后转型时期，即“自由进入政坛、建立私人所有制基础和政治权限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从地区经济向独立的国家经济、从以加工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向以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的转变进程。克罗地亚经济学家D·沃伊尼奇在其论文集《转型的经济与政治》中提出，“转型”是与“改革”有着本质差别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主要是期望通过加强某些市场因素来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而转型的结果则是建立市民社会、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1996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把转型的长期目标说成是“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并指出这是“深入到规范行为和指导管理的体制转型，既是社会转型，也是经济转型”，认为只有当“转型中的问题逐步退化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正常问题”时，转型进程才算完成。实际上，转型期社会就是旧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被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代替的过程，是社会从较低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向较高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从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制度安排向充分竞争的经济制度安排的转变过程，主要体现在经济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资源取向的根本性变化，市场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经济形态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跟进式调整。所以，转型期社会既表现为体制转型（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又表现为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前者主要指社会主义国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者泛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体制转型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制度创新，而结构转型则是在漫长的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
社会转型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变迁，或者说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在时间节点、内容、特征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一，转型的时间起点上，有的认为总体上中国社会转型从 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其中 1840－1949年为第 1阶段，1949－1978年为第 2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 3阶段。有的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开始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五四”运动。有的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是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化，只有新中国的成立才具备了这种力量，所以中国社会转型应开始于新中国的成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因为从这一时期起，中国才真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
第二，转型的内容包涵上，有的从社会的角度把社会转型的内容具体概括为 4个层次：（1）在社会的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在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形态、经济体制层次上，集中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3）在上层建筑层次上，集中表现为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4）在思想文化的层次上，集中表现为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有的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把社会转型的过程理解为人的现代化过程，或者说由传统半传统的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过程，包括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全面变化，也就是人的素质的重塑
。
第三，转型的特点概括上，有的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高度的复杂艰巨性和长期性、自觉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配套性、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跳跃性的特点
。有的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二元结构转换（即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转换）和新旧体制转轨（即从传统的产品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并存。有的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显著特点是复合性、非规范性、不确定性和弱防护性，因为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秩序重构的关键时期，原有的生活结构体系被打破，新的生活结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原有的生活机制难以继续存在，新的运行秩序的产生又需要一个过程
。有的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 3大矛盾：（1）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之间的矛盾；（2）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3）调控主体之间的矛盾。矛盾解决了，就说明社会转型成功了
。
实际上，中国社会转型具有“多重转型”的特征，现代意义上中国社会转型虽然起始于鸦片战争，但最显著的社会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 184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社会转型的漫长历程。到 20世纪上半叶，社会转型的进程明显加快。但是，这种社会转型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之下进行的：第一，现代经济的增长缓慢而畸型化；第二，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畸形化；第三，开放的进行但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色彩；第四，社会分化呈现出一种十分不规则的状态。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典型的“低度发展”的状态。在建国后的 30年，中国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大众化教育，为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但长时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不规则、停滞甚至落后的局面，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缓慢，开放低限度进行，阶层分化停滞甚至倒退，社会转型几乎都表现出一种缓慢、停滞或是走样的情形。
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看，我们可以把从 1840年开始至今的转型过程划分为 3个阶段：1840－1949年为第 1阶段，是慢速发展阶段；1949－1978年为第 2阶段，是中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 3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第 1阶段的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第2阶段的目标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但受苏联模式影响，在路径选择上出现了偏差。进入第 3阶段，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所以，中国社会转型，包括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变等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同步进行、相互交织，涉及社会所有构成要素系统的相应变化与调整，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全面性的社会变革。
中国改革开放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转型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推进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的过程，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奠定了社会转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中国和西方社会转型显著的不同点是：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兴起，西方完全由民间兴起，具有自发性；中国则是官方性和民间性、分离性与结合性并存
。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政党主导下的强势政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权力经济在相当领域影响着改革的价值取向，加速了社会的阶层分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不但表现为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迁，同时催生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市场开始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利益格局的变化。由于社会各个成员在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社会角色不同、能力不同，利益分化速度加快，形成了新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矛盾，特别是权力和利益集团的结合，使社会财富分配在多个层面失衡，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强势集团越来越强，弱势群体进一步“底层化”。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主导下的社会阶层分化，必然隐埋社会矛盾和冲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意识、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发生的变化，个人利益重新为社会所承认、尊重和保护，每个经济活动主体都从个人经济利益出发，按照市场活动的规则和规律进行商品生产、分配和交换。这样，社会结构中单一利益格局（个体与国家）被利益的多元格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所取代。利益格局多元化要求不同个体在面临选择时承担各自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导致个体之间价值的多元化。这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勤奋与懒惰、积极与消极、拜金与厌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不同的价值取向共存共生，甚至不同的价值取向能在同一个体中存在。这种个体价值多元化的直接影响就是整体社会价值取向没有目标性和方向性，无法呈现出一个条理清晰的树形结构，而是一个交叉复杂的网状结构。在这个价值网里面，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被迅速分散和消耗，无法形成集中的规模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基调的逐渐确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表现，又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相当长时期，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地方为回应这一战略也采取了有重点的发展策略，其基本目标就是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对于随着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的回应，比如环境问题、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公平公正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等，常常被忽视，导致中国在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时仍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的居民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彼此之间的利益界限分明、利益要求明确，使得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的利益矛盾突显出来，影响整个国家的进一步转型，这都是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述，社会转型期不仅我国经济体制要随之转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那些涉及各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部门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体育类民间组织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全面持续发展和调节社会发展的中间力量，在政府和群众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关键性作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人民群众体育需求呈多元化、多层次样态。原先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下群众体育组织体系、组织形式不能适应此方面要求。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对体育类民间组织的管理也必须适应转型的需要，重新理顺发展体育类民间组织的各种关系，以适合我国社会和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趋势的思维方式，针对不同对象，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体育类民间组织，形成全新的系统运作机制。体育类民间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不仅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体育需求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激发社会活力、提供公益性体育服务、缓解社会问题、提高社会整体化程度、合理反映公民利益诉求、建立理性的社会群体利益整合机制、规范公民行为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如何全面加快培育和发展体育类民间组织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