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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影响决定着体育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必将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从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体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竞技体育承担着“为国争光”的任务，实行了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然而，在经历了举国体制的巅峰状态后，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推动下，体育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寻求举国体制与体育社会化相结合的改革之路。随着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由此掀起了新一轮高潮，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体育界重新认识和思考体育体制的深化改革问题。体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决定了机制的改革，必须与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全面地吸收和运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思维方式、原则、方法和手段，发展我国体育事业。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的大背景下，中央领导同志对足球改革的重要指示以坚定不移的明确态度，表达了党中央对20世纪90年代整个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即中国体育一定要转变已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现行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探索和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改革发展道路。1992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著名的“红山口会议”上，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干预下，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的新一轮改革发展战略开始形成。这是足球职业化改革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确定了以足协实体化和组建足球职业俱乐部为中心的足球改革构想，足球正式成为深化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同年，关于足球改革的目标和方针出台，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从此揭开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序幕。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外因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体育竞赛市场、劳务市场、文化市场不断扩大，人们对体育的消费意识及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竞技体育已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为我国推行体育职业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已成为可能。同时，部分企业与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具备了投资体育的意识和能力，为体育职业化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具有较强的欣赏性，普及程度高，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市场前景好，经济和文化价值高，具备了市场开发的经济功能和进入市场的条件。
此外，发达国家的职业体育，如欧洲五大足球职业联赛、美国NBA职业篮球联赛等的成功经验表明，具有群众基础的竞技体育项目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壮大，并可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亚洲的韩国、沙特、伊朗、日本等国也相继进行足球职业化改革，为我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