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李连江，男，北京市宣武区人，1972年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首都体育学院前身）学习，于1975年毕业。毕业后曾在宣武区141中学任体育老师，1977年调往人大附中继续任体育老师，后专带足球，1992年至今任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高”足球俱乐部秘书长，2004年至今任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秘书长，现任人大附中副校长。
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与李连江老师见面，这位为了中国青少年足球付出了半生心血的园丁。初见面，他一身运动打扮，黝黑的皮肤是他从球场上获得的“礼物”，眼角有几道皱纹，既是岁月的痕迹，也是他性格开朗爱笑的证明。聊天过程中我发觉李老师虽然奋斗到了如今的地位，但初衷始终没有变。从爱踢足球到培养足球人才，这中间有快乐，当然也有痛苦。足球在李老师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李老师在青少年足球的发展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0~1976年，全国各地高校开始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和“大学生”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就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大为推广，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体会就被强行贴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标签。各高校进入了一个由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7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高等学校总算是恢复起来了，中国人才增长的链条总算没有断，它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2年3月，还是青年的李连江在山西插队，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幸运地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了那时还叫北京师范学院的体育系。在报名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候招收工农兵学员首先是要求所在的大队、公社、县三级推荐，只有最优秀的知青才能有机会进入大学里学习。他所在的县当时一共有500多名知青，但名额只有7个。李连江以为自己没上过高中所以不在招生范围之内，便没有去报名。后来，一个和他一起插队的队友想去报考工农兵学员但是又不在本地，只好让李连江替他去报名。他去报名的时候，负责招生的是一个师范学院外语系的老师，是一位华侨，见他替别人报名就好奇的问：“你为什么不报名啊？”李连江便说：“我是67届的，连高中都没上过，上什么大学啊。”老师一听便笑笑说：“我们不管那些，所有知青都在招生范围内。”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便把自己小时候踢球的情况告诉了招生的老师，带着些许的侥幸，最后以一名文艺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招进了北京体育师范学院。
初进学院的他带着青春的朝气和懵懂开始了属于他的大学生活。虽然当初的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只有几座小楼和一个操场，但这并没有磨灭李连江学习的激情。他在多种运动综合的体育系里选择了自己最钟爱、陪伴自己时间最长的足球作为了他的专项，并成为了校足球队的队员。除了足球，跑跳投、篮球、解剖、哲学等辅修科目也在他学习的范畴之内。他清楚地记得，解剖课中用福尔马林泡着的尸体着实让他出了一身冷汗。在学习之余他还在学生会发挥着自己的余热，担任了体育部部长一职。
当我问道为什么会选择足球，有没有在大学里尝试一下别的运动时，李连江老师一脸兴奋地解释道：“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足球可比现在火多了。”他说：“因为那时的娱乐生活非常贫乏，除了电影、样板戏，只有足球能够填补人们的精神世界。那时中国还没有恢复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席位，也不知道世界足球是什么样子，因此，看国内的比赛津津有味。”说到与足球的渊源，“我踢球的时候那可早了，小时候就踢，后来踢进了北京宣武体校，又到了先农坛体校，最后进了北京少年队。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就进北京队了！”说到这里他有些遗憾，但从话语中可以听出，足球已经进入到了他的生命中，并且深深地扎下了根。
1975年，经过3年半（1970~1976年，大学学制通常为2~3年）的大学学习，李连江顺利地从大学毕业了。那时的大学生找工作要比现在容易多了，而且绝大多数的高校都负责毕业分配。就这样，李连江被分配回了他的户口所在地宣武区，在141中学正式开始了体育老师的生涯。两年以后，可以说人生中真正的机会来了，他调往了奋斗至今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人大附中），继续担任体育老师一职。初进人大附中他并不是直接就专攻足球这一项目，而是先教的综合体育课，跑、跳、投、足、篮、排均在他的教学任务之内。到了1980年，他便升到了人大附中体卫处主任的职位，开始主管教学工作。
在人大附中任教的过程中，李连江老师内心一直持有的足球情结愈发浓厚。他喜欢踢足球，而且期盼着能踢到更高水平。但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他的心愿并没有达成，于是产生了把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想法，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的构想就在这时具体化了。
鉴于1985年成立的人大附中校足球队已经处在了全国领先的地位，基础很好，李连江老师就想把人大附中的足球水平再提高一个层次，使之机构化、系统化、综合化、专业化，让学员的学习和专项并驾齐驱。为了完成这一目标，1992年，附属于人大附中的“三高足球俱乐部”成立了。所谓“三高”就是指道德品质高、文化素质高、运动水平高，将三种素质综合起来协调发展的意思。
“之所以提出这三点，首先就是因为目前中国足球的现状不容乐观，比较落后，尤其是从业者文化素质低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第二点，是我们认为竞技体育在学校里面应该要以教育为主，教育里涵盖着体育，体育里面也不能没有教育，所以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只要你的文化课有两门成绩不及格就不能出国去比赛。文化课老师进训练场，教练员进教室，出发点都是为学生，这是体教结合最闪光的地方。我们不能再让竞技体育中‘一将成名万古枯’的悲剧发展下去。我们要让学生在教育中受惠，即人人有所得，满足家长望子成龙的需求。尽管中国足球目前不景气，但是我希望看到‘三高’的成立能在这个混沌的大环境下成为凸显的一朵花孤独地开放着。”李连江老师自豪地说。带着这个理想和目标，他算是真正地迈开了为青少年足球奋斗的步伐。
但是，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俱乐部刚成立的时候并不顺利，遇到了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多重阻力。首先是因为足球训练是在学生们下午放学后在操场进行，初中、高中各两只球队分占球场一角，体育组就把操场门一锁，形成了相对的封闭性。有些学生和家长便向学校反映操场不让其他学生使用、学生每天放学就去踢球影响成绩等问题。一天，刘彭芝校长把李连江叫到办公室，指着桌上的一叠信：“这是家长和学生的投诉信，100多封。”无奈之下，足球队只能离开学校本部，在城郊结合部安了家。“足球队不能剥夺普通学生锻炼的权利”，即使“背井离乡”，李连江也服气。最主要的是，由于校本部的操场活动范围小，球队的训练不能高效地进行，搬家势在必行。
经过一年的地域选拔，选址定在了北清路西河村边上的一片满是坟头的荒地，建训练基地，一切从头开始，困难超乎想象。“校长来这哭过三回，这么多钱从哪儿来啊？”没有经费，只能四处想办法，动用社会力量。李连江便到38军请来了共建单位坦克六师，可以说是他与部队的师长在酒桌上“拼”出了今天的“三高”训练基地。那天喝完酒几个小时后，还晕晕忽忽的李连江老师便收到消息说解放军来人了。随后，一支部队、13个战士、十几架机器，大干了40多天。部队领导说：“连江，你管我们吃饭，管机器吃油，就成，干完活就回来，干不完就让他们接着干。”就这样，平整土地这一项，没花一分钱。至于那片坟地，他们也想出了一个对策，谁家的坟让谁家来人，一个坟给300块钱搬迁费。
那是一个冬天，而且那年的冬天比往常要冷，冻得连机器都要泼热水才能发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李连江和他的团队扎起帐篷，吃住在基地，从食堂到宿舍到教学楼，一砖一瓦地建设。从一片满是坟头的荒地变成如今180亩颇具规模的足球学校，李连江老师兴奋地说：“这就是人大附中的精神，一切为了学生，我们虽然搬出了学校本部，但把这个理念也带出来了。”
“三高俱乐部”成立至今已经在国内外多项青少年足球比赛中拔得头筹，并稳步地继续发展着。除了对学生的培养，他也重视体育教师的培养。2008年3月27日，在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召开了第一次西部足球教师培训筹备会议，会上就西部培训的组织机构、教材编写、中小学足球训练培养体系进行了讨论。要让身处偏远地区的教师们真正感受到此次培训的特殊意义，希望他们回到地方之后能够为校园足球的普及作出贡献。第一期培训时间是2008年5月10日，给了12个中西部省市25个名额，此后陆续有第二至四期，最终完成为西部培训出100名合格的足球教师的目标。
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带着8个部长来到了“三高”训练基地进行调研，对“三高”的模式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也对如此系统化的训练体系感到高兴。相信这也是李连江老师当初创立“三高”训练基地时希望看到的结果。
现如今的中国足球可以说是处在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状态。蔡振华在作报告时说：“中国足球近些年职业联赛的发展出了很多问题，与其他奥运项目相比，反差太大。足球问题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体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说足球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已经是我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足球目前处于一个‘阵痛期’，而中国足球需要进入建设期和发展期。”
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刘鹏也曾表示：“中国足球的现状令全国人民很不满意。青少年足球的基础如此薄弱，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如此匮乏，就是中国足球水平长期低下的重要的基础性原因。集体球类项目，特别是足球项目，需要众多选手共同参与、互相配合，众多球队相互交流、竞争提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多的青少年参与，就不可能孕育、涌现优秀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也就不可能提高整个国家的足球运动水平。”
致力于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中国足球的问题和弊端，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人才这一基本点，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足球理解的深入，为了更好地开展足球这项活动，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于2004年成立了，李连江任秘书长。由于人大附中在青少年足球培养工作上进行得比较好，学校也很出名，所以由教育部推荐，人大附中最终被评选为第一届主席单位，在之后进行中学生足球协会的承接和组织工作。
此后，由李连江老师带领的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以及人大附中共同主办了“北京杯”国际中学生足球赛。作为北京唯一一个国际性的中学生足球赛事，“北京杯”积极探索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方向，吸取国内外青训体系切实可行的方法，力争打造一个国际知名的赛事品牌，为中国足球发现和培养更多有天赋、高素质的青少年球员。2011年7月28日，第二届比赛在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球类馆隆重开幕。教育部、中国足协、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外事办、北京市足协等众多单位的领导出席了开幕式，表达了对中国青少年足球培养的高度重视。开幕式上，来自澳大利亚、韩国、印尼等中外12支高水平代表队伍精彩亮相，他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八一中学和海淀体育场捉对厮杀，一论高下。
李老师虽然体力不如前，上场再去畅快淋漓地踢比赛已经力不从心，但在场下解说也是发挥余热的好方法。鉴于李老师对比赛的背景、球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参与解说工作能让观众更全面地了解这一赛事。在进行赛事组织工作之余，李连江老师被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邀请，与国内知名足球解说员魏翊东一起为中国的希望队与印尼队的比赛进行了解说。
抛开工作和组织比赛，当问到李老师最喜欢的球队时，他的话匣子打开了。“那当然是西班牙了，巴塞罗那球队现在代表着世界新的潮流，西班牙国家队拿下了世界杯的冠军，比赛踢得让人赏心悦目，整个团队在利用足球技术战术和配合上相当了不起。虽然德国战车不可摧，但是西班牙把德国打得支离破碎，它渗透到对手的禁区，防守再严密也禁不住西班牙连续的短传、渗透，被打得千疮百孔也是意料之内的。”李老师越说越激动，“说到咱们中国足球和人家比，差距是越来越大，我们的国家队进不了世界级足球比赛的圈子都成常事儿了，这其中没好好研究世界足球发展，没认真思考中国足球的国情都是产生差距的原因。”
谈到亚洲足球，李连江老师感触颇深：“排除欧洲和南美世界先进球队不说，我们和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差距都是越来越大。近几年日本足球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日本的一套振兴足球的发展计划，其中涵盖的学校足球起了重要的作用。”李连江老师曾受日本中学生足球协会邀请前往日本进行过交流活动。他了解到，日本中学生足球联赛参赛队大约有5000多支，日本职业足球俱乐部青少年联赛参赛队大约有1800多支。“拿这样的数据对比一下中国，我们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而是远远落后啊！”李连江痛心地表示。“就拿北京市中学生足球比赛来说吧，北京市有几百所学校，建有标准田径场的示范性高中近百所，既然有场地条件，就可以开展足球运动吧，结果呢，我们举办的市中学生足球比赛只有7、8支球队报名参赛，如果青少年足球都不行，那么成年队伍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李连江老师总结道：“缺乏振兴发展规划、违背规律急功近利、追求眼前不顾长远是青少年足球甚至中国足球不能发展的阻碍。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的话，可能以后的10年基本上是不可能有所提高了。”
通过与李连江老师交谈，可以感受到他期待我国足球发展的强烈愿望。从小学一直踢足球踢到大学，毕了业又跟足球的教育与组织打交道，李老师真的是为足球而生的。这也体现出了首都体育学院的精神——以挑战者的精神拼搏创新。李老师一直挑战着足球现状，在一片混沌中开创了中国青少年足球的新模式。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李连江老师一定还会为中国青少年足球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祝愿李老师的“三高”训练基地能像巴塞罗那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拉马西亚青训营一样，培育出更多的足球人才，振兴中国足球，振奋国人受伤的心。
【采访者：杜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