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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跳”是纳西族民俗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音乐伴奏下的群集性的身体活动。该活动参加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这种活动在纳西族的历史上较为严格地分为两类：一类是纳西族行使巫师职能的“东巴”进行的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组成内容，特称“东巴跳”；另一类是民间比较随意的祭仪性和自娱性运动，统称“打跳”。
据记载纳西族民间的“打跳”原有七十多种，至今仍保留了二十多种；打跳动作有三打脚、合脚跳、甩手跳、三步三摇晃等；纳西族的“打跳”始于宋元明初，流传至今，新春佳节，三月、七月骡马交流会，民族节日，男婚女嫁，是最为火热的“打跳”时节。近年来在纳西族的农村和城市的“打跳”变成纳西族日常主要的健身活动项目。在农家院坝、公园里或文化活动场所进行。在丽江的各种旅游景点“打跳”也成为一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项目提供给游客参观和参与体验。纳西族的这种古老民俗活动从最初的纳西族的宗教仪式和民俗文化表征仪式嬗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体育，使古老的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这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嬗变和传承过程为我们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鲜活的轨迹。沿着这条轨迹我们可以探索纳西族传统体育起源、传承、嬗变的特点；分析认识从仪式到少数民族体育嬗变的条件和动因；研究嬗变和传承过程规律。
从仪式到少数民族体育嬗变是指纳西族历史上传统的宗教、民俗的仪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中，发生了质的变化。宗教娱神和民俗象征性的、表演性的、规定性的安排的程序，变成了纳西族人民娱己、健身锻炼的民族体育活动和娱人、休闲、体验的体育旅游商品。在嬗变过程中纳西族的民族文化和一些要素和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被延续和传承。
纳西族的“打跳”之所以被我们选为从宗教、民俗仪式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嬗变和传承的典型研究案例，一方面是因为纳西族“打跳”这种风俗，在纳西族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并有较多的历史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丽江近年来受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旅游区和传统农牧业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和冲击程度不同，宗教、民俗仪式活动向少数民族体育嬗变的进程中，不同空间上的嬗变景象出现时间差，为我们研究嬗变轨迹提供了生动的空间和时间现实场景。
对纳西族“打跳”的文献研究和记载最早在元代，李京在其《云南志略》中就对“打跳”活动有所记载：“末些蛮，在大理北，与吐蕃接界，临金沙江……不事神佛，唯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因旋歌舞以为乐”。在明代木公的诗中，也曾提及打跳，如诗所说“官家春会与民同，土酿鹅竿节节通。一匝芦笙吹未断，踏歌起舞明月中。”
杜长亮等认为“东巴跳”主要来源于早期的战争、人民的生产劳动、外民族宗教的影响等等，它是在这些不同因素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的产物。
和丽东等认为“打跳”在新时期得到进一步拓展成为具有健身、娱乐、社交等功能的体育活动。
桑国强认为“东巴跳”的主体、对象、形式、内容都产生了变化。不过，东巴跳正处于转变过程之中，还没有分化出来成为一项独立的体育项目。
“打跳”作为纳西族最直接，最基本的艺术活动，不仅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精神话动，还将其原始巫教（东巴教）、绘画，医学，甚至科学也纳入其范畴，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纯粹跳舞和娱乐的概念。
贾安林将“东巴跳”定义为宗教舞蹈，“打跳”定义为纳西族的民间舞蹈。这些研究有的从宗教的角度研究“打跳”；有的从体育的角度分析“打跳”；有的从艺术的视角来认识“打跳”。反映了纳西族的“打跳”在嬗变进程中属性的复杂变化。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的研究基础。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缺乏对“打跳”这一典型纳西族民族传统活动纵向的历史发展的整体研究。对“仪式”与体育的区别、舞蹈与体育的区别缺乏清晰的划分界线。
我们看到少数民族体育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是，研究方法上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比较多。对个案进行的田野调查较少。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上比较多地采用单一维度，将少数民族体育置于民族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追溯纵向嬗变轨迹，结合横向的社会发展，分析动因，对少数民族体育的产生、发展进行的整合性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见。
本课题研究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结合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对纳西族“打跳”作为宗教和民俗仪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特点、动因进行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同时，运用田野调查法以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七河乡的形茂落村、新民中村和西关村的纳西族“打跳”活动开展状况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现代旅游业在不同的冲击力影响下，村寨的“打跳”活动开展状况；分析现代社会对打跳嬗变过程的影响。综合文献资料研究和田野考察对纳西族“打跳”的嬗变过程进行逻辑归纳与分析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
最早的纳西族“打跳”产生与早期纳西族先民的巫术和宗教仪式。功用性和仪式性是“打跳”的第一属性。在相当长的纳西族历史上，“打跳”承担着社会性仪式、宗教性仪式、生产性仪式、人生成长性仪式重要的仪式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纳西族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逐渐变迁，需求层次变化，“打跳”的仪式性特征渐渐淡化和内隐，逐渐嬗变成为具有明显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育旅游产品属性和特征的纳西族文化活动。
我们对“打跳”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对现存不同嬗变阶段的“打跳”活动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证分析。透过散乱繁杂的具体变化形态，将“打跳”的嬗变过程中的变化从形式到本质特征和功能进行抽象概括（表1）。
表1 纳西族“打挑”嬗变的过程与特点
纳西族的“打跳”最初是宗教和民俗仪式中的一种身体活动。民间称为“跳神”。“仪式，通常是指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特征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度（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不论是纳西族历史上“东巴跳”还是民间“打跳”的产生和存在，都具备着仪式的典型特征。
“东巴跳”是纳西族人民信奉的东巴教的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巴祭祀仪式是远古的纳西族先民对人自身和人以外的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对神秘的异己力量的感受和体验，相信人与自然存在着的某些神秘联系。幻想人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影响自然和他人，并使其固定化。东巴祭祀仪式有数十种，规模较大的仪式有祭天、祭祖、求寿、祭风、祭龙王、祭山神、开丧超度亡灵等。
东巴祭祀仪式称为道场，活动形式是以诵念经文和跳神为主。跳神也就是“东巴跳”，贯穿于这些仪式的始终，是其中最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道场仪式的主旨和文化蕴涵。在东巴们看来，“诵经”与跳神在功能上是完全相同并相辅相成的，只不过前者是口头发音组成的咒语，而后者是身体动作组成的咒语, 实际上东巴跳神舞就是“ 动作经”。
在纳西族的东巴经中用象形文字记录的东巴跳神经典，纳西语称“磋姆”，意为“跳神的规范或教程”。“东巴跳”在“磋姆”具有严格的程式化特点：打跳的方式、场合、时间、舞步都有严格的规定，任何一个东巴在进行打跳时都按这一程式舞动而不加即兴创造。
“东巴跳”产生的内驱力是纳西族先民们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人生病或死亡时，生产生活中遇到失败和挫折时，所产生的情绪和情感。“东巴跳”中有控制万物生成、医治疾病、战胜敌人、丰衣足食、甚至洞察过去和预知未来的表现内容。“东巴跳”担当着娱神、诉神和沟通人神联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重要功能。通过“东巴跳”娱神，向神抵祈福，希望获得生命和生活的安全, 获得幸福的保障。借助东巴跳象征性的行为把天意、神意传达给世间，由它来强化人们对秩序的认同，也由它来表达超出自身能力的愿望。
“东巴跳”包括表现神的精力与威容法力；表现正义与邪恶；表现各种法事过程；表现镇海逐晦的战争；借鉴于喇嘛跳神的面具舞类等种类。具有典型的象征性、虚拟性，是各种法事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东巴跳”强烈的渲染力、说服力，在于透过这些象征性、虚拟性的演出，成为纳西族先民共同的沟通语言，群体共识，提供个人的情感与心灵归属。
“东巴跳”以主祭东巴为核心，由数十名巫师集体表演的形式，出现在祭风、消灾、除秽、开丧、求寿等重要祭坛上。东巴祭司不仅具有万能的本领，还能担负人与鬼神之间的中介人的角色。他们利用“东巴跳”这种表现形式，将人与鬼神的世界相联系。通过“东巴跳”这种高级的、抽象的形体与精神需求去颂扬宗教教义，凝聚民族信念，为纳西族先民现实生存服务，是纳西族先民们祭告神灵、传达神意以及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具有极强的仪式性特点。
民俗仪式行为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和意义，仪式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纳西族的民俗仪式多伴有民间“打跳”活动。特别在宗教祭祀仪式、岁时节日仪式、人生仪礼仪式等仪式活动中，往往是借助“打跳”来表现仪式行为的目的和意图，来表现仪式所意味着的一切。相对“东巴跳”而言，民俗宗教仪式中的“打跳”程序化的要求降低了，功能性增强。在“打跳”中，族人的情感得到抒发、渲泄和寄托。纳西族民俗仪式中的“打跳”将正常的生活秩序截断，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将族人成员带进一个虚拟空间，使族人融合成象征性的亲属大家庭。使社会空间个人化了，而个人空间被社会化了。不仅强化了血亲家族群体的血缘纽带关系，甚至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整个民族集团的关系，也得到强化，起到教化族人、传递民族文化、规范行为等个体社会化功能。
纳西族仪式化的“打跳”在一些较为封闭的纳西族村寨还保留。我们对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七河乡形茂落村进行了田野调查。
形茂落地处山区，人少地多，交通不便，依然保持着将种出来的马铃薯用人背马驮到15公里远的山脚下坝子里的村庄兑换大米和面粉等日常需求品的生活方式。他们按照他们从祖上传习下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丽江的山边继续着他们悠然自得的农耕加游牧，保持着较为古老的纳西族生活状态。丽江旅游开发对该村的影响非常小。因此该村的“打跳”活动还是保持着传统的习俗。“打跳”活动主要是在村里有喜丧事的时候进行，每当喜丧事的时候一般在自家院子里，跳“谷气”、“哦热热”、“啊丽丽”。“哦热热”意为跳飞魔，又称为“护尸调”或“护尸歌”。是在开吊送葬出殡前一天晚上唱的。据东巴经记载，“热”是一种长翅膀的精灵，亦是主宰生育之神。它会夜间飞出来吸食人即将死亡时流出的眼泪及灵魂。为避免“热鬼”作祟伤尸，人们便通宵达旦地在死者家中唱跳“哦热热”，以示祈求和驱赶它。歌词多为见景生情的即兴编唱。“啊丽丽”则在喜事中才跳，表达对喜人喜事的祝福和愉悦。“谷气”可以在喜丧事中都可以进行，只是因喜丧事之别需换以不同的内容、曲调和表情。
该村还保留有纳西族古老的出葬方式——火葬，在丧事中的“打跳”方式是固定的，在该村的习俗中跳“哦热热”一般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在出葬前的晚上在死者家里围着篝火通宵达旦地跳，在葬礼的打跳中，“哦热热”好手除了说唱一些劝说死者家人及孝男孝女的言语，还会对死者生前的良好的人品和所做的善事进行回顾，好手说开头，众人附和之。第二次是在第二天死者送灵出葬前跳，主要表达的是对死者灵魂的送行和对家人的安慰。此阶段前后会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结束后就开始发灵，且在送灵出葬的路上有主持出葬者不停地发出雄壮的吼声，众人附和之，特别是到了“纸埠僻咕”众抬棺木的人要加快脚步，众人发出吼声以示驱赶“热鬼”，让死者的灵魂顺利通过“纸埠僻咕”，顺利到达自己家族的火葬场。
形茂落村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原因，相对封闭、受外来文化冲击较小。不管是在喜事还是在丧事中，“打跳”活动，村落还遗留着一些民俗仪式“打跳”的原生形态，但也不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原初样式，而是古今交错、混杂的产物，是民俗舞蹈仪式文化的历史积淀，保留了纳西族古老的一些仪式特征，对我们研究“打跳”的嬗变轨迹提供了良好的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丽江以其神奇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环境和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成为最具魅力的旅游观光地。旅游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丽江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改变了纳西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加速了纳西族民族文化的变迁，特别是在丽江地区一些风景秀丽、交通便利的旅游热线，纳西族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改善，他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打跳”的仪式形态和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仪式文化的表层结构分析，“打跳”仪式原生形态的仪式环境、仪式程序、仪式主体等被纳西族人民现代健身的需求和行为方式所取代。原生形态的各种仪式符号的指称和象征意义基本不复存。“打跳”的变异形态强化突出了“打跳”的健身性、娱乐性、表演性、展示性，适应了当地纳西族民众的健身娱乐需求和现代旅游业观光、体验的需求。从仪式文化的深层结构看，“打跳”仪式的参与群体纳西族民众的信仰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神灵观念和祖先观念更为隐蔽含蓄，希望健康、和睦、兴旺的心理更趋实际。
“打跳”仪式活动也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实现了从宗教和民俗仪式到体育的嬗变。
在丽江地区“打跳”嬗变为两种不同形式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一种是当地城乡居民自我健身娱乐的“打跳”活动；另一种是在各个旅游景点成为提供给游客欣赏、体验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
“打跳”仪式的变异过程是缓慢而又不易察觉的；但是，“打跳”从宗教民俗仪式到民族体育的转变的分水岭是十分清晰的。作为宗教和民俗意识的“打跳”与作为少数民族体育的打跳在身体动作的结构和方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打跳”的目的和功能发生和本质的变化。对于丰衣足食的纳西族村民，不再需要借助“东巴跳”乞求神的保佑，而是更多地借助“打跳”作为强身健体，自我发展的手段。“打跳”从主体到客体都是普通纳西族民众。当成为纳西族人民自由选择的健身方式和手段时，“打跳”从原始的宗教民俗议事中分化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体育。
“打跳”的这种质变在丽江纳西族居住的城乡是十分广泛的。在对地处七河坝西南边山脚下新民中村的田野调查中，可以看到“打跳”已经完全从宗教民俗仪式蜕变成为村民们强身健体，娱乐身心的体育项目。新民村水利条件较好，土地肥沃，主产水稻、小麦、蚕豆等作物。由于人均土地占有量较少，有较多的剩余劳动力；又处于原丽江至鹤庆的主干道上，历史上就有在农闲时节做生意和从事副业的习惯。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兴起，有众多的剩余劳动力就参与到了丽江旅游服务行业当中。据调查发现，该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丽江旅游业的人口有64人。包括出租车司机18人，旅行社从事旅游运输5人，做私人旅游客运服务11人，酒店从事旅游服务行业23人，丽江古城自行营业旅游产品销售7人。因此，该村从事旅游服务的人口占到该村人口比例的16.2%。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村民家庭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了改善，生活逐渐富裕。该村的多数老年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和参与自己喜欢的活动。村里的老年人也奔着“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念头，悄然在自家的院子里组织起了“打跳”活动。
和xx，女，83岁。她说：“记得在我小时候，我们村里在过年、过节、办喜事和丧事等时候都会进行各种活动。如，‘打跳’、‘阿丽丽’、‘姿蹉噜’等，其中‘打跳’是纳西族几乎人人都会的活动。到1957、58年的时候每个人都忙着解决吃饭问题，就没有人参与这些活动了。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又跳了一久。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牛鬼神蛇’指着老东巴们批斗的时候就没有人再敢继续跳了。到了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文化局的人经常到乡下宣传民族文化的时候，才有人重新跳了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村里的中老年人也碌碌续续开始重新参与到‘打跳’当中了，这样一跳就跳到了今天，而且跳的形式由原来的逢年过节到现在农闲、空余时节的‘打跳’。如今我已经有83岁了，因儿女都在外面，平时一个人在家里，经常和村里年纪稍小些的老年人一起‘打跳’，跳习惯了不跳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这么多年了身体没有大的病痛，身体一直很好，身体好了心情也好，正是赶上好日子呀！平时在一起‘打跳’，可以和老年人们一起说说话谈谈心，感觉生活很快乐!”
随着旅游产业时代的到来，凭借独特的、难以比拟的自然资源和纳西族深邃、古朴、奇特的传统文化资源，丽江成了我国最具魅力的旅游观光地。纳西族人民实现了从传统的、边缘的被动状态到现代的、中心的主动状态的转变。
旅游产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赖以发展的基础。近十年来旅游业成功发展的经验使得丽江纳西族人认识到除了自然资源以外，丽江旅游的最大吸引力就在纳西族独特的文化，失去了文化载体，旅游将成为无根之木。为了发展旅游业，纳西族都在他们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中挖掘、寻找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因素，努力把他们恢复、链接起来，将一些文化因素特化、强化或者重新解释。在此基础上，建构与创造出一些原先没有的文化因素或特色来，以便招揽国内外游客。“打跳”包含着纳西族古老宗教和民俗文化，具备现代健身休闲功能，成为极佳的旅游文化资源。纳西族人对“打跳”进行传统文化特化、强化，按照旅客的需求进行包装使之成为了集观赏、体验、健身、休闲为一体的体育旅游产品。在丽江的很多旅游景点和景区都开展了“打跳”的表演和体验活动。
我们对位于观音峡景区的七峡村旅游景点的“打跳”的进行了调查访谈。过去几年，该村逢年过节，乔迁喜事都进行纳西族传统的“打跳”活动。闲暇时间也有女性老年人进行“打跳”活动。自从2005年丽江市古城区漾弓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该村的观音峡景区进行旅游开发以后，该公司上层管理人员邀请老年协会的“打跳”队每天来景区进行“打跳”活动，给予一定的报酬，经双方同意，签订了相关的协议和合同。现在景区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纳西族服装的老奶奶们围着广场中央象征篝火的木柴堆进行着打跳活动。游客们开始是观看、拍照，然后就加入到队伍中，随着音乐和纳西老人的步伐跳了起来，一会儿功夫整个队伍就变长了。在这样的神秘、新奇的氛围中，游客体验了纳西族古老文化也锻炼了身体。
我们通过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对纳西族“打跳”的产生与嬗变过程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梳理。由仪式到少数民族体育的嬗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复杂的过程，无论从嬗变的阶段还是四种表现形式相互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东巴跳“的主角——东巴，特殊的社会身份也能说明“东巴跳”与民间“打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纳西族的东巴们平日各居其所，各耕其稼，有道场或者村民有事相请，才司神职主持宗教仪式。平时，他们也以常人的身份参加民间礼俗，耳濡目染各种民间打跳。旅游景点“打跳”表演者大多也是来自旅游景点附近的村民，表演的“打跳”也和他们日常健身的活动没有差别，只是功能不同。宗教和民俗仪式中的“打跳”其主观动机是娱神、祈福和教化。但客观上也具备了健身、娱己的功能。作为民族体育的“打跳”也继承了很多仪式的形式和内容。比如：今天无论是村落的健身“打跳”还是旅游景点的“打跳”，均是群体手手相连，保持着纳西族人的紧密的群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在新民中村的老年人“打跳”活动中各个家庭轮流做东，每个家庭的子女向同村的老人发出邀请来家里进行“打跳”活动。这种形式是纳西族“化”和纳西族尊老爱幼的“和合”传统价值观念的仪式化。
4.1 “打跳”这类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是从宗教民俗仪式活动中嬗变而来。
4.2 少数民族体育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本身的生活环境，个体和群体的需求不断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4.3 少数民族体育在从宗教民俗仪式中萌芽、发生、发展与原始舞蹈分化，嬗变成为独立形态真正意义上少数民族体育的过程中，继承了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要素，以新的形式内隐在动作结构、组织形式中。使少数民族文化具备了新的生命力。
● 杜长亮等《东巴跳源考与属性辨析》体育文化导刊 2008.5
● 和丽东 纳西族“打跳”功能新探
● 桑国强 纳西族传统体育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2009.4
● 和云锋 云南纳西族的“哦热热”的图腾痕迹 1989.3
● 贾安林东巴舞文化研究《舞蹈文化与交流研究》
● 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 吕宛青 基于旅游产业视角的文化变迁主源构成及其解读 思想战线 2008.6
作者简介：
杨雪芹 1965年7月 女 傈僳族 云南武定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民族体育
地 址：云南昆明翠湖北路2号 电话：15808829482
王 帆 1976年2月 男 汉族 安徽临泉 讲师
研究方向：民族体育
地 址：云南昆明翠湖北路2号 电话：13987153592
和丽东 1983年8月 男 纳西族 云南丽江 硕士
研究方向：民族体育
云南大理学院 体育系 电话：1398728627
第一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