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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以打陀螺作为促进友谊、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一般是在民族的一些传统节日，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以打陀螺的方式互相庆贺节日；以村寨为单位进行对抗，胜方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青年男女还借此机会进行感情交流，结识朋友。云南景谷县是有名的陀螺之乡，笔者于2005年12月带领北京队前往参加“云景林纸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陀螺邀请赛，2007年春节前再次来到景谷进行不到二十天的冬季训练。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个仅有29万人口、多民族杂居的小县，会有上百个陀螺场地和上万名整天痴迷于打陀螺的群众。为什么陀螺在当地有如此的生命力，并且成为当地人们健身、交友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促进着当地人的发展。我们以云南景谷县开展陀螺运动的文化基础、组织形式为研究对象，查阅大量有关人类学、体育人类学、民族传统体育的专著、文献，并分别于2005年、2007年两次深入云南景谷县进行共约四周时间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观察，了解了景谷县开展陀螺运动的实际情况。并在县城里对县里领导、商人以及当地群众进行自由访谈和深度访谈，还与云南景谷县副县长、县民族宗教局局长、陀螺协会负责人及参与比赛的9省（自治区）的领导、民族体育专家进行民族体育工作座谈会。景谷陀螺活动经久不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陀螺文化已经形成当地的文化传统模式。
在景谷，除了进行许多现代竞技体育活动外，民族传统体育的热衷是当地的一大风俗，最流行的当属陀螺。据了解，景谷县是陀螺的发源地之一，陀螺运动在景谷有悠久的历史，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传说，赋予了陀螺文化更为神奇的意蕴和民族色彩。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其著作《安达曼岛人》中解释传说所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他认为：“传说的含义，是它们如今在安达曼人的精神生活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有的习俗乍看之下毫无意义、荒唐可笑，结果却证明它们在社会经济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与此类似，我希望证明，有些看似幼稚、幻想般的故事实际上远远不仅是幻想的产物，更是安达曼人对他们的生活、自然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有关的情感进行表达，使之系统化的手段。 ［1］ ”云南景谷也有关于打陀螺的传说，一种也是与诸葛亮有关：传说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南征时，恰逢春节，士兵们非常思念家乡，士气低落。诸葛亮灵机一动，叫士兵们砍来树木，一头锯齐，一头砍尖，又用一根鞭杆配上线绕起来扯着玩，分支家和打家对打。将士们觉得好玩，越玩越起劲，淡化了思乡之情，精神振奋。不久，打陀螺流传到民间，流传到景谷，世代相传，越来越为人们喜爱。第二种与爱情或生殖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有关：传说景谷益智乡塘房村的打陀螺是当地古代部落首领李四秃脚根据自己家丁的爱情过程发展起来的。倮倮王李四秃脚的家丁李陀（有的版本叫李石贵）与同村姑娘杨螺（有的版本叫叶波娜）相爱，在交往过程中无意中碰到姑娘的乳房，由于两人都很穷无法结婚，因思念便用马桑树砍成乳房形状的木头，用绳拴在身上以此表示自己的爱恋之情。倮倮王看到小伙子用粗麻线栓着乳房状的木头，即不方便也不好看，便给了小伙子一根细长的丝线。两人在缠线时意外的发现，不经意抛出的乳房状的木头会在地上旋转。后来倮倮王经过不断的加工，把乳房状的木头做得更加旋转，并把彝族人在生产生活中以投石取乐的方式融于其中，便发明了最早的打陀螺。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两个年轻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把乳房状的木头叫做陀螺，把发明打陀螺的倮倮王叫陀螺王。
根据当地陀螺的起源，我们从当地深入研究陀螺文化、钟情于陀螺的老人得到这样的证实，陀螺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图腾崇拜，陀螺确实与将女性生殖器官当作图腾来崇拜有关。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类驾驶自然能力相当低下，能够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生存下来实属不易，女性养育后代的本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女性在当时的人类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掌握氏族的领导权。故此，原始人把女性的生殖器官特别是作为养育后代的乳房当作一种图腾加以崇拜。根据原始社会自然崇拜是从具象崇拜逐渐发展成为抽象崇拜论述推断，人类仿制了类似乳房的木制品加以崇拜，从而产生了陀螺。加之人类图腾崇拜的形式方法不一样，崇拜形似乳房的陀螺逐渐成为了一种游戏活动。
在中国语言里，文化概念来自《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指人世间人类的创造物——人文，并将它通过“化成”而对“天下”的状态进行改选。一是指对社会的改选和培育；二是指对人本身的教化玉成。其强调只有在文化创造的同时也广泛地接受文化成就的过程中，人才是真正的人，即所谓“艰难困苦，至汝于成”。在这里，人与文化教育的存在首次被结合在一起。在国外，文化（德语kulter，英语culture）从其词源及其语义上看，都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cultura包括土地耕种、神明祭祀、动植物培养以及精神修养等各种含义。显然，这里指人类对文化创造的作用。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可谓层出不穷。但是总的来说，主要还是以早期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定义是影响最广的。作为英国的人类学家文化史和人类学和进化论学派的创始人，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是人为了生存与发展，通过劳动创造的，并通过具体历史的人得以积累、传递、发展、变化。因此，人是文化的主体。而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一生下来都生活在既存的、不容选择的由上一代人强加的文化环境之中，并按其建立起自己的行为规范。
景谷是多民族聚居地，原来居住着傣、彝、拉祜、哈尼、布朗等少数民族人民，在元代以前，都只有名没有姓，元代以后，省外的汉族人民逐渐流入景谷，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接纳，杂居于少数民族之中，和睦相处，相互通婚，才开始有用来表明家庭系统的姓氏。现今生活在景谷的汉族、傣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等，傣族、彝族占全县人口46.3%，达到1万人的还有拉祜族。在这里，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尊重、和睦团结、共同发展生产、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已经形成互相离不开的认同关系。
认同是指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群体 ［2］ 。我们从傣族、彝族、拉祜族的宗教、节日活动可看到这种文化认同的关系。傣族信奉小乘佛教，但它的原始崇拜是祭祀屋神，每个村寨有一个寨神，每年都要定期或不定期的祭祀。傣族最大的祭祀是“祭竜”，每个村寨附近都有一丛古树林，称为“竜林”，并以其中一棵大树为“竜树”，即树神，每年农历二月或五月，各寨按规定时间举行祭祀活动。景谷的彝族、拉祜族、哈尼族也都崇拜自然神灵，其主要活动是“祭竜”，每个少数民族的村寨都有“竜林”，此外，还有“土主”、“山神”等，每逢节日，家家户户都要进行祭祀神灵活动。“祭竜”是当地各族群众最大的祭祀活动。我们再看看节日活动内容。傣族在4月中旬举行堆沙节活动，在活动里就进行打陀螺、堆沙、跳象脚鼓等。傣族多为平头陀螺，一般用长10～14厘米、直径8～15厘米的紫柚木制作，上半部圆柱体为腰，下半部圆锥体为脚。彝族节日为农历二月八日的彝族新年，一般休息三四天，在节日里，人们穿新衣，打陀螺、荡秋千、吹芦笙、弹三弦、对歌、跳笙等。拉祜族在农历二月八过插花节，男女青年上山采花，将花插在鼓房里，各家携带黄色糯米饭和酒菜到鼓房祭祀，并进行打陀螺、跳笙、对歌等活动。从打陀螺的起源，我们也看到了当地民族都有相似的民间传说，从这些相似的宗教信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来看，确有当地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这与人们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共同的生产劳动方式相关。各个民族长期交往生息在这块土地上，自然就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陀螺文化传统模式，也就形成了一个爱好陀螺文化的社会群体。
人的行为特征同样影响文化传统的形成。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认为“文化并不是那种具有生态或社会适应功能的行为模式，而是人们赋予那些包括行为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的意义，人的许多行为和追求并不完全是出于理性上或经济利益上的算计，而是出于对某种人生观、象征意义或难以名状的美感的执著和迷恋。”我们可以从当地人打陀螺的行为特征观察到，打陀者与陀螺、杆、线的交流。打陀者之间进行进攻与防守的技术、战术交流，而陀螺、杆、线制作简单，玩法不受年龄限制，每到农闲时，各村各寨都会杀鸡宰牛相约陀螺场，选出本村的高手一较高低，形成了一种适应生存环境的文化传统模式。
在打陀过程中，无论是攻方还是守方都必须事先缠好陀螺。缠线一般是将陀螺锥身部分置于左手，将鞭顺势缠于陀螺身中部，鞭绳采用自己精心缠绕的棉线，长度不低于2米，最长不限（正规比赛有限制），一般根据陀螺周长及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缠绕陀螺的关键是作用力均匀，鞭子要绕得紧密整齐。
持陀螺是为了更准地控制陀的出手、陀的飞行方向，以及陀的稳定性，目视旋放区陀螺，形成进攻者点、线、面空间结构的准备，表现出别具特色的精神准备状态，即一种带有控制预期效果的姿态。助跑引陀是为了使攻击获得更大的力量，且要符合运动力学原理。同时，持陀手向攻击方向甩出，左手用力抽鞭绳使陀顺时针方向旋转（左右手同时进行，鞭绳由左下方向后抽出），使陀螺获得很强的旋转力。
防守的目的是尽可能使进攻方队员不得分或少得分，因而旋放陀螺的准确性、稳定性及其转动速度快慢构成了防守技术的关键。防守的技术结构包括缠线、准备姿势、抛陀、抽线等。在抛陀螺之前右手持同样缠好线陀的后中部，左手持鞭杆且从右手下方穿过；将陀螺抛出，同时左手向右后方水平方向用力抽回鞭杆，它是控制陀飞行方向落点的关键，保证陀螺在旋放区内稳定旋转。
打陀螺不仅是技术、战术的较量，还是当地人创造适应生存环境的社交文化。思茅景谷地区属于耕地少交通不便的山区，村寨之间相隔较远，人们很少进行村寨间的相互走访，这样就造成了不同村寨间的人与人之间了解不够；即使有些相互之间的婚丧嫁娶的联系，由于交流少，在人际关系及山林土地的归属问题上也产生不少误解。深入调查云南思茅一带“打陀螺”这一传统体育项目发现，景谷人以打陀螺作为促进友谊、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一般都是在民族的一些传统节日，傣家寨子间、农闲时也打比赛。男女老少常常聚集在一起，以打陀螺的方式互相庆贺节日，以村寨为单位进行对抗，胜方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青年男女还借此机会进行感情交流，互挑朋友。比赛方法：两队各出多人固定对手，对手之间记分，真正胜负在最后一人最后一陀上。然而比赛胜者只是一种荣誉，这个荣誉是胜者个人和代表的村寨的，无论是胜是负，除了负方村寨出资为对手庆贺外，对手之间都要互相请对手到家吃饭作客。在这里，陀螺运动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不但能给参与者和观众带来娱乐和健康，同时也是促进当地民族、村寨互相交融的好机会。
陀螺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景谷社会中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范围。景谷县也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在2000年前后由政府出资在村镇中建起了篮球场。然而到了2004年这些篮球场基本上都变成了陀螺场，有些还变成了陀螺专用场地；景谷县体育设施中心区的体育馆周围，也将一些篮球场、排球场改建成陀螺场，改建的费用是企业主动与政府协商：企业出钱，政府出地，投资40余万元建成了灯光陀螺场。每晚10点前场地场爆满有近百人参与打陀螺，场面十分壮观。目前场地格局是5片陀螺场、4片篮球场，由此可以看出打陀螺这一民族传统体育在景谷开展的广泛程度以及受欢迎的程度是相当高的。通过访谈和深入研究发现：打陀螺、象脚鼓舞、白象舞、跳笙、荡秋千、丢包、射弩、高跷、爬杆、顶扁担等民族体育项目与当地慢节奏的社会生活相适应，像篮球这样高度紧张激烈的运动项目只是喜欢欣赏，而相对节奏较慢对抗性较弱的民族体育项目更喜欢参与。相对闭塞的交通造就了人们友善和与世无争的心理性格特点，使剧烈身体接触及紧张刺激性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不易被当地人接受，人们喜爱的是愉悦身心的传统休闲体育活动。在这里，陀螺运动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不但能给参与者和观众带来娱乐和健康，同时也是促进当地民族、村寨互相交流的好机会，可以说，陀螺文化是当地人创造的一种适应生存环境的文化传统模式。
体育人类学家罗伯特R·桑兹在《体验型民族志：和男孩们玩耍》中认为“一个人如何定义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归属？种族和民族这样的传统身份属性是否已经让位于诸如职业、社会组织成员、共同兴趣组织、体育运动等更具有自我意识的身份划分依据？体育以其容纳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丰富而著称……” ［3］ ，笔者认为，具有同一地域背景的、共同体育运动兴趣的成员是划分“我们”一起的身份，无论是哪个民族，他们都相互认同自己是某一个传统体育文化的个体。景谷生活着汉族、傣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等多种民族，是多种文化传统长期共存、生活环境多样的基本县情，孕育了多姿多彩、源远流长的民族体育文化。打陀螺、象脚鼓舞、白象舞、耍龙灯、跳笙、荡秋千、丢包、射弩、摔跤、高跷、爬杆、顶扁担、放风筝等民族体育活动，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例如象脚鼓舞是傣族人民老少皆爱的活动。傣族人民凡逢喜庆日子，就要用象脚鼓舞来表达喜悦之情。跳象脚鼓舞，表演者汗水淋淋、跳后一身轻松；观赏者精神振奋，跃跃欲试。跳笙也是深受景谷各族群众喜爱的活动。在农村，凡逢喜庆的日子人们都要跳笙进行庆贺，夜幕降临，人们便欢聚在一起狂欢，用芦笙、笛子等作乐曲，欢快地唱起歌来跳起舞。青年人利用跳笙对歌传情说爱，中老年人利用跳笙对歌交流思想，少年儿童利用跳笙对歌康心健体，跳笙已成为群众健身的日常项目。在这里民族体育项目比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喜爱，离县城较近的土锅寨还把已建好的篮球场地改建成室内陀螺场，陀螺场耗资2万余元由承包人（陈五）自筹，建成后商业经营，每人每次10元不限时间，2004年至今仍在使用，并准备重新翻盖。政协陀螺场也是一个室内陀螺场，它已经建成了集陀螺、垂钓、餐饮为一体的体育休闲中心。在当地开展的民族体育项目中，尤以陀螺为当地众族群最爱，已经成为当地多民族共同拥有的一种族际共享的民族体育文化。
族际文化共享是指两个或者多数民族共同拥有一种文化现象 ［4］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陀螺、跳笙、打秋千、射弩、遛包、三跺脚和棒棒球是当地人开展较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其中又以陀螺的参与程度最高，这与当地各族群众生存环境的节日活动里都有打陀螺活动有关，共同打陀螺形成了相互的身份认同。在51位受访者中，有46人打陀螺，占到总数的90%以上。在随机访谈的群众中，大部分都打陀螺，我们也了解到他们打陀螺的年限，最长的达到30多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已把打陀螺作为强身健体、劳逸结合的手段，不再仅限于除夕到春节打，一年四季，天天有人打，县城、乡镇、村寨都在打，陀螺爱好者年龄最长者达87岁、最小的不到6岁。有许多陀螺爱好者，只要有空闲，清晨就出现在陀螺场上，晚上甚至深夜还在精神百倍的打，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有时，由于前来打陀螺的人很多，人们便分为几组轮流打，最后一组有时等到夜晚10:00。附近盐矿、煤矿等地的退休老人经常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县城打陀螺。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传统体育文化成为各族群的共同爱好？人类学提出了文化适应，即把文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看作是个人或群体更好地与生成环境达成一致的目的之一 ［5］ ，我们认为陀螺等传统体育文化是各民族个体身份认同的文化，是传统体育文化适应过程，是适应当地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文化形态，是当地多民族共同拥有的族际共享的体育文化现象。个体身份认同是指将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其他精神体系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身份，并内化于自身人格系统当中，获得某种思想和行为上的同构。人的一生是不断地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这些文化的学习贯穿整个人生历程，对社会的存在与进化是十分必要的。
从打陀螺文化调研中，我们也看到了当地民族都有相似的民间传说，人们将这些传说、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赋予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习俗观念，家族延续，由于人们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共同的生产劳动方式，各个民族长期交往生息在这块土地上，自然就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陀螺文化传统模式，也就形成了一个爱好陀螺文化的社会群体，在当地群体的精神生活中赋予了更为神奇的意蕴和民族色彩，使之不断的传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服务于社会，促进人的发展。
[1][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M].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245
[2]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2
[3]当代国外体育人类学——主要学说编译.胡小明等.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155-156
[4]高丙中.中国文化的族际共享〔J〕.民族艺术.1998.4:54-70
[5]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3
作者简介：韦晓康，男，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类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E-mail：qy122@vip.sina.com
课题来源：笔者主持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发挥民族传统体育优势，营造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批准号：1157SS07114。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