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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运会的强劲拉动，高水平竞技运动引领着当代体育大潮，世界体育日益趋向于一体化，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原生态体育，正在失去生存空间，或出现走向现代化的困境 [1] 。在这个大势下，体育人类学（Sport Anthropology）以其“独一无二的跨文化和长期的历史视角” [2] ，更加宏观、综合的研究中国体育文化，为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体育人类学是一门体育科学领域的新兴学科，属于人类学的分支，人类学可划分为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和广义的文化人类学两大部分，体育人类学亦可采用这种划分形式。与体育相关的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体质、体格与运动能力的关系，以体质与健康为主要议题；体育文化人类学是将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各民族各时期的体育环境和体育文化进行描述、比较和分析，围绕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与变迁，文化独特性与多样性进行描述和阐释，探寻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意义，探寻体育文化整体和人类的关系。
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政府曾几次组织学者发掘并记录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研究人员大多接受过系统的民族学培训，加之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素材，丰富了体育人类学的文献资料，体育人类学正是萌芽于当时的民族文化考察中。如《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中均有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记载。1978年学科复建以后，其母学科人类学发展迅速，一些研究“体育人类学”的论文陆续出现，如谭华的《体育与人类学》（1986），柳伯力的《体质人类学与体育科学》（1987）等。出现记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专著，如《中国民族学概论》，《民族体育集锦》（1989）、《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1990）等，研究成果数量增加反映了学界对于体育人类学关注度的提高，也为中国体育人类学正式纳入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视域奠定了基础。
每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在其诞生百年后依旧能够保持其独立性，因为它有着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 [3] 。这些特征对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基础的确立具有导向作用。首先，中国体育人类学确定了主要的研究任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不同时期，一门学科承载的主要研究任务有所不同。全球化“…激发了地方性再生产的热潮。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上，这股热潮较为明显地表现在地方认同，民族认同的勃兴，以及传统文化的复兴。 [4] ”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人民对本民族文化自信心提高，民族体育文化认同感增强，人们越来越清晰认识到融入现代体育元素的富有特色的中国体育文化，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同时，在全球多元体育文化浪潮之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相较于西方现代体育文化，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还处于竞争劣势。正如寒川恒夫提出当前在日本开展的体育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保存传统体育，将传统体育用于促进国际交往，复兴和弘扬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成为了当前体育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其次，学科标志的确立。人类学的学科标志——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在中国已经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应用，积累了丰富经验。许多体育人类学者深入到民族地区，通过田野工作寻求更有实证意义的资料，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有了很大进展。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成为体育人类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也成为体育人类学的学科标志。把握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点，对明确体育人类学学科地位和研究领域，对学科向纵深发展有重要作用。
周大鸣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 [5] 。体育史学家注重研究有文献记录的民族体育文化，考古学家通过对考察“遗迹”可以将体育上溯至无文字的社会，或文字消失的社会。体育人类学研究虽然异于二者，但十分依靠体育史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体育史学和考古学为体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素材，奠定了发展基础。目前，体育史著作已出版多部，如《体育史》编写教材组的《体育史》（1997），谷世权的《中国体育史》（1997），谭华的《体育史》（2005）等，内容涉及中西方的体育发展史。有关少数民族体育发展史的专著作如《西藏体育史》，从藏史文献资料中考察西藏体育的发展情况，是探讨西藏传统体育发展史的拓荒之作；以及即将出版的《蒙古族体育史》一书。另外，有关武术史、龙舟史、养生史等项目发展史的研究不胜枚举，这些成果对体育人类学研究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如胡小明的《从左江岩画看民族体育的起源和传播》结合左江岩画的考古测定，分析古代南方民族体育活动的情况，认为巫术文化对体育的萌芽有重要影响；郭红卫的《Sport考论》一文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按照英语史和英国史的基本脉络，根据英语历史文献，考证和论述sport的词源、本义、词义发展，考察sport词义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什么是sport”提供一种历史解答，并通过分析“sport”一词意义不同时期的流变，描绘了历史上英国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
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为体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境地，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族学发展有了新的开端 [6] 。国家领导人号召全党全国都要注重学习民族学、人类学和民族理论的知识 [7]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休戚与共、相互依存”，“充满亲和力、凝聚力” 的民族关系指导政策，如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等，为民族学人类学再次得到应用和重视提供了条件。国家民委明确提出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并在东北等地区设立了一批新的民族研究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于1982年恢复了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运动会，定期每4年举办一次，这些积极举措使中国体育人类学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体育人类学学科逐步建立，就体育人类学议题，学界较早与日本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翻译了日本的一些研究成果，如日本学者寒川恒夫在中国发表的《体育人类学》（1990）一文。新世纪之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倍受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更加深入，体育人类学的发展速度加快，宏观理论研究、个案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兼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立项情况显示，1993至2004年仅11项体育人类学立项课题，每年1～2项。自2005年增至12项，2006年8项，2007年13项，2008年13项，2009年13项 [8] ，明显有所增长。
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探讨体育人类学的学科性质、指导观念、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概述中国体育人类学学科史以及国内外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进展，基础理论研究关乎学科未来的发展。胡小明于1992年发表《运用体育人类学开展民族体育的研究》一文，提出体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民族体育研究的主要依托学科；于2004年发表《国外体育人类学述评》一文，介绍了国外体育研究中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概况。刘一民于1993年发表的《试论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建立》一文，认为体育人类学是从宏观上研究体育与人类发展关系的一门学问，它从体质和文化的角度，揭示体育对人类进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另外胡小明的《体育人类学概论》（1998）、《体育人类学的兴起》（1999）、《人类学与体育研究》（2000）等论文也对体育人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论述。
1999年，中国出现首部阐述体育人类学基本理论的专著。这既归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又归于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胡小明的《体育人类学》（1999）一书，概述了体育人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认为体育人类学是从体育的角度研究人类全面持续发展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有体育原理、人类与体育的起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竞技体育文化以及体育与人类的发展等。2002年出版，由席焕久主编的《体育人类学》（2002）一书认为，体育人类学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是运用人类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各种体育运动现象的学科，这种看法激发了学者对中国体育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和意义的进一步探讨。绕远，陈斌2005年编著的《体育人类学》一书中认为体育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视角与和方法，从体质和文化诸方面来综合研究人类的体育问题的一门学科。王跃主编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2009）一书，重点介绍了人种志和田野调查等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技巧，是比较系统的介绍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几部基础理论专著总结了学科理论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人类学理论、原理、方法，结合体育的特征对体育人类学进行了阐述。此外，罗廷华的《论民族传统体育》（1990），易建东的《体育文化》（1998），白晋湘的《民族传统体育教程》（2005），倪依克的《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2005）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成果也为完善中国体育人类学基础理论起到推动作用。自1993年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资助了两项课题——《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体系及其创新研究》（2005）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建设研究》（2005），涉及传统体育学科体系建设。但是，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目前中国体育人类学学科基础理论建设仍比较薄弱。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研究对象覆盖范围大，基本涉及中国各个族群。陈华曾将中国的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区分为三个区域：即狩猎（渔猎）——畜牧（游牧）传统文化区，畜牧（游牧）——农业混合型传统文化区和农耕传统文化区，并描绘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圈 [9] 。对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许多学者采取这种分地域研究的方法，对于汉族体育文化多分体育项目进行文化研究。随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环境的改变——既面临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挤压，又面临其他大众娱乐文化的冲击，传统体育文化研究越来越注重结合当前全球化、数字化、现代化形势，期图探索一条适合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道路，使大众更好、更直观的理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如白晋湘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与现代化中的民族传统体育》（2004）一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形式多样，各具特色，《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志》一书收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676个传统体育项目 [10] 。对这些项目文化的描述和研究，能够促进汉族人民和世界对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理解，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等边疆地区，每个民族有自身独特的体育文化。白晋湘的《湘鄂渝黔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民族体育文化研究》（1999）以及相关研究，对湘鄂渝黔边区体育项目，尤其是特色鲜明、健身效果明显、易于普及推广的项目的起源与发展、特点与作用、技战术方法等作了介绍。芦平生对西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11] 、饶远对西南边疆（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12] 、朴刚对东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13] 、丁玲辉对西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14] 进行了人类学视角下的描绘和分析，这些地区内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既各具特色又有共同点，在同一地域中往往进行交流和融合。
对单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如韦晓康的《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2004），姜允哲的《中国朝鲜族体育研究》（2005），朱国权《云南彝族传统体育》等专著，以及顾晓艳对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研究（2005） [15] ，李延超对傣族体育文化的研究 [16] ，白洁对鄂伦春族 [17] 、钟志勇对蒙古族 [18] 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将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节日庆典、风土人情、民俗民风与体育文化综合，发掘出不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色。
汉族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真正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此后国内掀起了汉族文化研究的热潮 [19]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1989）收录的301项汉族传统体育项目研究，目前已经涌现出大量成果，尤其对于古代举行次数多、规模大、记载相对详细的项目，有众多学者进行研究，如武术、蹴鞠、养生等。其中有关武术文化，已出版几百部专著，以“武术”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学术论文达8766篇（1990～2009年），以其为关键词在“Google”搜索，获得14900000条结果（截止2009年11月），从2000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有关“武术”的有10项之多，如《中国武术：应对体育全球化的发展研究》（2006），《中国武术国内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对策研究》（2006），《深层断裂与视域融合：中国传统武术进入现代视域的文化阐释》（2008），《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现代阐释及其发展趋势研究》（2009）等。相较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其他项目文化研究在成果的数量上有一定差距。对中国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着重搜集和考察传统体育风俗文化和历史源流，研究传统体育项目的制度、礼仪和象征性意义，但多为描述性、定性研究。
体育与体质人类学的关系特别密切，体育运动可以改变人的体质，体育选材对人的体质也有特殊的要求 [20] 。体质人类学家发展的测量方法和体型的分类方法可以用至运动员的选材以及研究体育与人类基因传递，生长、发育、进化之间的关系，与生物学、医学等学科有密切联系。目前研究方法已较为规范，是体育人类学学科发展中相对成熟的一个分支领域。有代表性的如武杰2001年开始的对新疆维、哈、蒙、柯、锡、塔、乌、回等多民族体质与健康调研 [21] ，张天成对西部地区环境与少数民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研究 [22] ，屈杰对湘鄂渝黔边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对健康影响的研究 [23] 等。
对“他者文化”的关注是人类学的学科特质，人类学者特别强调，从研究某一人群或某一文明得出的结论，必须与其他人群或闻名的证据加以对照检验 [24] 。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可以考察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样本 [25] ，这主要建立在民族志学家和民族史学家所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的基础上。最近10年，中国体育人类学学者开始进行其他国家和文明的跨文化研究。有学者致力于对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印度的瑜伽等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如周末在其博士论文中梳理了印度瑜伽的传承与教育机制及其现状，并且与太极进行比较，找出瑜伽传承发达的原因，援引印度文化传承之经验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模式与现状，以谋求本国文化的出路。陈华的《传统体育与人类的适应性——因纽特等民族的体育人类学研究》（2006）一书对北极因纽特人的生存环境和传统体育进行了参与观察和研究，认为传统体育提高了因纽特人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并发现人类适应性、体育和社会发展三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有学者将西方现代体育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提供借鉴和参考，如王岗、田文波（2006）的《穿越历史的目光：中西体育文化之辩》。尤其从2005年到2009年的5年间，由于中国处于奥运周期，众多学者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人类学意义进行探讨，如黄莉对北京奥运会的文化自觉的研究 [26] （2007），戴勇对北京奥运会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研究（2008） [27] 等。从总体情况来看，体育人类学视野下的跨文化研究，主要借助翻译资料，在国外进行民族志的田野调查的并不多。
体育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往往是当前的研究前沿。如体育人类学与哲学结合，研究中华体育文化的人文价值观、审美理想、体育精神、思想传承和流变，这类研究有助于充分挖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核，有重要的人文价值；体育与心理人类学的结合，如《对北京奥运会社会期待及社会心理研究》（2005）一文，分析了人们的奥运心理期待情况；体育人类学与身体文化的结合，对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和体育进行研究，如《对体育“暴力”的文化人类学解读》一文，研究了体育暴力与“虐恋”的身体文化，以及它所隐喻的社会结构和象征意义。此外，与传媒学、城市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研究为体育人类学提供了更广阔、更独特的视野。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探寻体育对现代人精神和内心的塑造作用。对人类学视野下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探索，源于多元社会的文化要求。“现代体育的均质化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使其文化价值含量日益减小，已经成为文化的贫矿，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深层次的文化需要，多在满足人们表层的和感官的需求层次上徘徊，而无法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显示出体育价值的浅表化。 [28] ”相反，内涵深厚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可以在身体锻炼之外，为现代人创造一个“精神家园”。杨芳曾撰写《体育教育与人的发展》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体育对人类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详细介绍了体育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作用；耿业进，陈玉在《体育与人全面发展的人类学思考》（2002）一文中，从人类学的视角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涵义，指出在未来社会体育的终极目标与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并从生物和文化方面论述了体育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有关体育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已经有一些著述进行了阐释，但是，学者们就体育人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未达成共识，依然存在着对体育人类学的研究界限、研究范式认识模糊的现象，需要继续展开深入研究。体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用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规范体育人类学研究，是体育人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体育人类学在架构上受国外理论影响较大，因此发展之初，中国体育人类学就面临着理论本土化的问题。比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本身具有独特性，其模式传统的塑造和革新仅仅借鉴西方体育人类学理论远远不够。积极结合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特点，构建创新型基础理论，关乎学科的未来发展。
从体育人类学学校正规教育的情况看，体育人类学被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下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从2001年开始，华南师范大学开始招收体育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是中国体育人类学学科建设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学校教育意味着专业的研究机构，规范的学科培养，学术交流网络，图书资料中心等等，可以对体育人类学者系统、专业的训练，因此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完善大有裨益。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尤其是专题研究，往往需要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调查得来的资料、数据的整理、分析需要大量的人力以及多方面的知识作为支撑，这就需要多学科人才的密切配合，因此，建立体育人类学研究团队至关重要。目前，体育人类学重要的研究中心主要依托于高校，但是，高校间、各研究团队之间、与国外研究团队之间还应加强联系与合作，互通有无，充分发挥各团队的优势，共同解决研究中存在的难点。
认识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促进跨文化研究，都离不开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目前国外的体育人类学、民族学译著并不多，并且翻译较原著一定的时间间隔。中国体育人类学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理论的支持，借鉴与吸收国外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可以使中国体育人类学者少走许多“弯路”。另外，进行学术探讨，加强人员互换互访、相互的人才培养、共建合作平台等，进行实质性、深层次的国际合作研究，有助于中国体育人类学与国际研究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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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仇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体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