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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人类学的体育人类学

仇 军

摘 要: 运用归纳、演绎法,以及文献资料等方法,在思考体育人类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从体育人类学学科建立的视角,讨论了体育人类学的价值取向、学科分野侧重以及研究方法运用等方面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人类学;体育人类学;价值取向;学科构建;研究方法

体育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然而,无论它发展历史的长短,它的发生发展和母学科——人类学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论它怎样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都改变不了在研究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学科内在分野上人类学对它打上的烙印和产生的影响。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要经历学科批判、内省和反思,这是作为一门学科从自在到自为、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的发展过程。体育人类学也不例外,也需要在这样的过程中追问自我,在追问自我的过程中寻求人类学的知识关怀和理论支持;也需要在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思考研究的价值取向,学科分野上的定位以及研究方法,以便真正建立起体育人类学的知识体系。

1 向着人类学的体育人类学:价值取向上的启迪

人类学的产生和西方殖民思潮紧密相关。近代西方的探险者包括学者怀着对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美好想象,在殖民思潮和世界性扩张的入侵中,这些走向世界的探险者和殖民者可谓是第一批业余人类学家,他们从欧洲出来,看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种和不同文化,以及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其中有的种族能说话、有语言,但没有文字;有社会生活,但处于“野蛮状态”,难以与文明风范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西方发达国家近代文明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近代文化的繁荣,西方发达国家近代文化的经验,催生了当时人类学者对于人类差异的研究,并在人类差异的研究中,从注重种族差异、人种的差异转变为对人的重视。人类学研究的是人,越来越强调从人出发去观察一切,最后回到对人的关怀上来。人类学对人的关怀还体现在对他者的关怀上,在包括田野工作的整个研究中始终恪守尊重他者、善待他者,设身处地为他者着想的原则。在深入到田野面对完全的异文化,以平和的态度、平常的眼光对待所面临的世界,相信那个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意义,相信他们信仰的真诚,尊重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研究中时时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关怀,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作为对人类学的追随,体育人类学在自己的研究中应当从人类不同种族的体育活动的角度去认识其作为一种意义的产生过程,并在认识过程中不做“原始”与“文明”、“落后”与“先进”的分类判断,而采取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所谓价值中立的立场就是对不同种族的体育活动的描述,对不同种族体育活动所折射出的文化意义的解读和理解,要“从本地人的观点出发”,避免用产生于本民族社会的标准来看待和评论;要象人类学那样以一种主位视角而不是客位视角对不同种族体育活动,体育活动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做出研究,研究的自始至终都应体现出一种尊重异文化,以异文化为中心的思想。

2 向着人类学的体育人类学:学科分野上的侧重

人类学是一门西学,人类学这个名称也是来自希腊文的人(anthropos)和学科(logia)。“建立在近代科学观念基础上的人类学期待从人类的自然特性和人类的文化创造两个方面客观地认识人” [1] 。于是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大板块,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广义的人类学 [2] 。体质人类学一度又被称之为“人种学”、“人体测量学”、“种族学”,研究人的身体演变及其人种之间的差异是体质人类学关心的核心问题。体质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奉行和采用的是自然科学中生物学的方法,在研究理念上又“曾是一种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曾影响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它的“物竞天择”之说,曾为种族与种族、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与群体,甚至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竞争提供依据” [3] 。随着人类学者对这一社会思潮的反思,人类学逐渐放弃了这种研究理念。随着社会生物学的产生,体质人类学完成了自身学科研究的转向。语言人类学研究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要件——语言的沟通、语言的历史形成、语言的地理分布、语言的社会意义、语言在社会认同中的作用、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考古人类学通过对器物的研究考察人类在历史上的生存、生活方式的状况和风貌。可以看出,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以自己独有的研究范畴和研究领域而完成了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确立。“广义的人类学在欧洲曾盛极一时,当今在欧洲的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已从人类学中分化出去” [4] ,已在学科的殿堂中获得了一席之地。除个别的例外,所指的人类学就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美国,人类学的研究“也分化的很严重,但人类学的研究长期运用广义的定义,包含了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 [5]

人类学的分化分野,人类学者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体育人类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思考和决择,面临着如何适应人类学发展出现的分化分野的问题。换句话说,体育人类学的学科范畴和学科领域是应该涵盖广义人类学所包含的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相关内容,还是应该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如果是涵盖广义人类学所包含的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相关内容,那么,它的道理又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体育人类学的学科领域中能否厘清?能否把这些相关内容统一在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里?如果体育人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考虑到人类学发展的学科分化趋势,又应如何在构建自身知识体系时做出选择和取舍,这种选择和取舍,亦或侧重,其道理又何在?

在人类学中,社会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行为、思维、组织制度及其产品” [6] 。是“用一种对不同文化富有意味的描述来表达人的面貌” [7] 的学问。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含义和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含义不尽相同。中国历史上文化的意思是“化人文以成天下”,就是教化的意思;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基本不带有教化的含义,指的是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所有的物化以及物化的成果。这种文化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也与这种文化密不可分。体育也是人类在自己文明进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它通过体育活动这种特有的形式反映特有的文化意味,反映人(包括过去的人和现代的人)所具有的特定的文化特征。体育人类学从体育活动的视角去认识人类文化的“真相”,去再现人类文化的“真相”,进而认识人类的“真相”,认识体育活动背后所反映和折射的人文世界、人文精神和物化意义。因此,人类学中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应当是体育人类学在学科构建中需要更加关注的分野。

“人类学把人看成自然界的一个独特物种” [8] ,人的含义包括生物和文化两个方面。因此,人类学在研究人类的“真相”的过程中关注人类的体质特征,人类进化和变异过程与机制问题,由此形成了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是人类学分野中的重要内容,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人类学的关注,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体育人类学研究人类的体育活动,研究人种差异和体育活动的发展,人类的体质状况、人类体质状况的进化和演化与人类体育活动的发展自始至终密切相关,体质人类学与体育人类学与就有了天然的与生俱有的关联,因此,人类学中的体质人类学也应当是体育人类学在学科构建和具体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分野。

3 向着人类学的体育人类学:方法学上的追随

一门科学,无论它使用什么样的理论,进行什么样的研究,都是追求和追问事物的真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求真”。人类学研究人类及其造物,对于人类的“真相”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义不容辞地要加以关注。人类学研究人类及其造物,那么,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对人类的“真相”及其造物的“真相”下定论?人类学的先行者在漫长的跨文化旅行中总结出了“田野的方法” 或者说“田野工作”,并在研究方法学上形成了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和文化理论建构等具有鲜明学科特征的一系列研究方法。以此去触摸人类的存在与真实,以此去接近人类的存在与真实。

体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是运用人类的理论与方法,对体育活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9] 。并探索体育活动的起源,挖掘和整理民间传统体育,研究人种差异与竞技的发展,探索人类体质状态及其进化和演化。那么,体育人类学就是具体研究人类活动中的体育造物,既然是揭示体育造物,揭示体育造物的“真相”,那就免不了“求真”,那就不能不用人类学研究中所使用的“田野的方法”、“民族志撰写”、“文化理论建构”,甚至还要运用“考据的方法”、“测量的方法”。学习人类学的这些研究方法,或许可以解决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方法匮乏的燃眉之急。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方法学上无可厚非。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体育人类学的具体研究中,无论是田野的方法、考据的方法亦或是测量的方法,都有一个消化再设计的问题,消化再设计可不是人类学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的,它需要我们创造设计。如何创造?如何设计?这是体育人类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不仅如此,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运用田野的方法、考据的方法、民族志撰写、文化理论建构、测量的方法还必然会碰到和人类学研究中受到人们质疑的相同问题,这就是所进行的具体研究是否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是否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是否留下了当时启示的客观的纪实的文本;是否具有典型性和样本性 [10] 。因此,体育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田野的方法,民族志撰写、文化理论建构、考据的方法、测量的方法必须时刻把一手资料的真实性放在首位,避免研究中尤其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的主观意向。因此,当下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在学科发展的策略上可能是以留下和记录下反映真实的文本,抢救和记录下人类活动中的体育遗存是最为要紧的工作。同时,还需要注意文本的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形式,图片、声音、影像等都可以成为体育人类学研究资料所需要的文本。在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做的可能是尽快抢救并记录下体育人类学赖以存在的、散布在“田野”中的人类体育活动遗存。至于文化理论建构,那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考量和理论架构,并不是每一个体育人类学具体研究都需要去做的;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当体育人类学对散布在“田野”中的体育活动遗存搜集得足够多的时候,我们也就有了理论考量和理论架构的基料。

参考文献

[1]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2]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

[3]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4]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5]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6] 郭志超.20世纪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两大流向[J].厦门大学学报,2000(2):5-12

[7] 郭志超.20世纪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两大流向[J].厦门大学学报,2000(2):5-12

[8] 戴成萍,张海洋.体质人类学的文化视野[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3):56-60

[9] 胡小明.国外体育人类学述评.武汉体育学院学报[J].2006(4):1-8

[10] 黄剑波: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J].广西民族研究 2007(3):66-71

作者简介:仇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体育部 cuLuIRGumSFKhPFmU7sgD3eQJ5NKBxfcR7AqcnJG3njDWRaEJPHbYtwYmFXuhN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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