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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比较道教跟其它宗教在对待体育和女性问题上的差异，在大量分析道教女性养生体育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以养生为主的道教体育不存在一般宗教与体育的本质冲突，参与的性别差异也相对较小。受道教“尊阳崇阴”的性别观和“身体是修炼之资”、“我命在我不在天”、“形神共养、性命双修”的身体运动观的影响，道教古代女子体育呈现出了参与人群广、社会影响大和造诣水平高的特点，是宗教体育史上的奇葩。
关键词： 女子体育；道教；宗教；民族传统体育
宗教与体育关系密切，很多古代体育项目直接源起于宗教，与其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宗教对体育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在体育的起源上，不同宗教对“肉体”、“肉身”、“身体”认知的观念差异往往影响其信教群体参与体育的态度，导致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发展迥异。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重要宗教，道教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与基督教对西方体育的影响有所不同，尤为特殊的表现在女性参与体育的差异。历史上，女子参与体育运动总是蹒跚在男权宗教的阴影下，而在道教中，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平等的进行身体修炼。暂不质疑其身体修炼方法的科学性，以“导引术”“女子内丹法”为代表的女子身体修炼还曾一度流行，参与面和影响都十分广泛。从文化比较的意义上来讲，道教古代女子体育的特殊性理应引起是民族传统体育和宗教研究者的重视，并深入探究其文化成因和演变历程。本文就拟从人类社会学的视角，运用文献整理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学理阐释。
作为一种文化，体育和宗教都起源于人类社会的较早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两者曾互渗互融。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一直是亲密无间的状态，而是历经了一个不断冲突和融合的演变过程。譬如：在人的身心统一问题上，宗教教义与体育精神之间就经历了从“对立冲突”到“认同一致”的转变。“体育与宗教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是不相容的。” [1] “体育认为人的身体和心理是统一的，体育活动的过程就是人的身体和精神共同的发展过程。”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却恰恰是以贬低和蔑视甚至摧残人的身体和消灭人的生理欲望来获得所谓‘灵魂的拯救’，虚妄的精神追求。”因此，“宗教的这种否定人的身体和生理正常要求的性质，必然导致宗教和体育的直接对立。” [2] 这里的“身心问题”即宗教研究中“灵和肉的关系问题”。宗教中“灵”和“肉”、“身”与“心”通常是被分离开来的。公元2世纪后的基督教就主张灵肉分离、倡导禁欲主义。中世纪的欧洲在这种基督教文化的笼罩之下，“不仅延续了上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销声匿迹，所有其他的竞技赛会, 即使是普通的体能训练活动, 也都同样遭到了无情的清剿。”这场关于“灵”和“肉”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经过14～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灵”与“肉”统一的关系才重新被确立，影响体育发展的桎梏才被打开。之后，受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体育与宗教又重新得以融构。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者的努力下，中断了15个世纪的奥运会也得以复兴。纵观体育发展史，宗教教义和体育精神之间长期进行着一场思想观念的战争，而“近代体育是人类理性和科学战胜宗教的结果。” [3] 发展到今天，现代宗教活动逐渐更多的转向对人的关怀，与体育运动中人们的感情追求日益趋同。
在丰富多彩的世界宗教体育史中，产生于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体育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方式也是不同的。而道教与体育的关联、道教与体育的相互影响又具有相当典型的东方色彩，堪称宗教体育史上的独特经典。
“一般而言，宗教总是更重来生轻今世，重精神而轻肉体，重神灵而轻人类，因此也与体育的本质相违。” [4] 《体育基本理论教程》的作者对宗教与体育本质关系的归纳十分准确，这也是前面讲到的历史上宗教与体育产生冲突的根源所在。但是也正如作者所讲，这是“一般而言”，不是绝对的。希腊宗教在早期就曾培育出来灵肉并重、身心两全的人生理想。 [5] 随着宗教的发展，大多数世俗化后的宗教也正在逐渐与体育的进行本质上的融通。此外，中国的道教也是一则容易引人注目的例外。道教与体育之间似乎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上述本质上的冲突。首先，道教没有彼岸设计，不存在更重来生轻今世的问题。非但不否定今世，道教还着眼今世，通过今世修炼达到不死，长生不老。道教的这种现实主义思想与体育“强调生命在于运动，肯定人的现实生活”在本质上具备融合的基础。其次，道教认为肉身是修炼的物质基础，在修炼中强调“性命双修”和“形神双修”，注重身体和精神的合二为一。道教中的“灵肉统一观”是一贯的，而传统基督教等则直到14～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观念才得以在宗教界树立起来。再次，在处理神灵和人类的关系上，世界各大宗教一都是“重神灵而轻人类”。而道教没有这种“重神轻人”的神学性质，而是“重人贵生”。如道教中有名的《太平经》就说∶“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妙真经》更是直言“一切万物，人最为贵。”道教是一个重视人类自身、重视人的生命的宗教，而一般宗教的本质却是要“否定人而肯定神”，通过“对人的异化”，通过“否定和毁灭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尊严，来肯定和树立神的地位和尊严”。 [6] “重人贵生”的主张是道教产生以追求“长生不老”“长寿”为目的的养生术的思想基础。
综上，相比其它宗教，道教立足今世、重视自身生命、注重健康养生、追求“长生不老”和“肉身成仙”。正因为具备这样的思想基础，道教与体育的和谐融合相比其它宗教形态更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
不同的性别在任何时代中都不是绝对平等的。不同的宗教却几乎一致的在较长时间都表现出了对女性不同程度的歧视。基督教是西方社会颇有影响的宗教，它的主要经典《圣经》对女性歧视的语言文字就比比皆是。在上帝造人的故事中，《创世纪》说，耶和华首先造了亚当看守伊甸园，又觉得亚当太孤单，于是就趁亚当熟睡之时，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出了夏娃。从此，女性就被作为男人的附庸放在了第二性的位置，她存在的最初理由就是给男人做伴。基督教还认为，亚当在伊甸园的犯罪起因于他的妻子夏娃受魔鬼诱惑而首先采食禁果，然后才使亚当犯罪，所以人类背负原罪的罪魁祸首便是女人。在伊斯兰教，穆斯林女性的从属地位也已经牢牢印刻在穆斯林世界的集体意识之中。“执行伊斯兰行为准则也就意味着妇女从属于一家之长的丈夫。”“女性遵从伊斯兰教教义中关于身体的准则。在公共场合，身体这种性行为的象征必须和头发一起隐藏起来。” [7] 在佛教，虽说其强调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修学佛法也是男女平等的，而且罗汉的果位也是不分男女的，但是女性修行有“八敬法”。依“八敬法”女众不能独立，必须仰靠男众，不能和男众共住，也不能离开男众太远而住；必须要请男众的长老上座，每半个月为女众说法教诫，女众不能直接在尼僧中受戒，必须通过男众的证明；比丘尼虽然受戒一百年，还要礼拜新受比丘戒的男众。因此，到今天为止，女众在佛教之中，始终没有地位，特别在锡兰、缅甸、泰国等上座部的区域，甚至于不许女众成为比丘尼，只能够成为过出家生活而无法受出家戒的清修女。 [8] 此外，像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一些乡土宗教等，更是极端歧视女性。宗教的性别歧视表现在体育上也十分普遍和严苛。例如，在举世闻名的古奥运会上，妇女就不能参加比赛。非但不能参加，连观看奥运会比赛都被严格禁止。古希腊奥运会明文规定，违反这些规定的妇女要被处以极刑。
与一般宗教不同，以老子哲学为思想基础的道教对女性的态度是宽容甚至尊崇的。吕思勉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老子》的性别文化模式。认为《老子》：“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与后世贵男贱女迥别”。之后，学者进一步阐发这一观点，评议老子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崇阴哲学”“大量地吸取中国女性的智慧，对女性的处世经验加以概括，并作为一些基本命题融合进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9]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里的谷是原始深渊，谷神是溪谷之神；玄牝是女性生殖器，溪谷之神是宇宙的玄牝，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本，其生殖力如同人类女性的生殖力一样，是绵绵而无穷尽的。老子用女性生殖器来比喻创生万物的道，既象征着道是充满着生生不息的生育力，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老子思想对传统阴阳观念中的“阴”和“女性”的尊崇。道教体系中有众多女性神仙，不少女性还成为道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也都能体现女性在道教中的独特地位。女性的被尊崇在道教女性参与“养生术”“修炼术”上也得到了反映。道教女子参与“导引”、“内丹”的身体修炼是不受性别歧视的。道教认为仙是人通过修炼而成的，妇女通过修炼可以与男人一样，修成正果、得道成仙。一方面，民间有大量女修道者修炼成仙的故事和传说；另一方面，道经和相关古籍中也有很多女子进行身体修炼的记载。
与众不同的道教产生了迥异于西方的身体运动观。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点。
第一，“身体是修炼之资”的身体运动认知观。以追求“长生不老”和“修炼成仙”为目标的道教在肉身和精神的关系上，肯定了神对形的依赖关系，提出了“形具顺抑生”的命题。“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气索而死，如火烛之惧尽矣。”在汉代，道教以烛火的比喻来说明形神关系。指出，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独存，如同火不能离烛而存在一样。人的形体死亡，精神也就消失了。南北朝时，出于天师道世家的范缜著《神灭论》，提出了形质神用的光辉命题。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也就是说，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作用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形亡神灭。这种分别质用的形神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范缜还用利与刃的比喻生动地表述了形神关系。他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10] 台湾学者唐君毅对此的总结是“中国之神仙思想一特色﹐则为即以此肉身为修炼之资。” [11] 可以说，“身体是修炼之资”是道教对身体运动的认知基础。区别于一般宗教“肉身是灵魂的监狱”的认知，道教“身体是修炼之资”身体运动认知观来源于道教的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念。“性无命不存”，道教养生术的任何修炼皆离不开肉身。这种以肉身为基础的养生术是立足现实和唯物的，因此也往往收到实效。这也是发展到今天，养生术成为道教文化影响中与现实结合最紧密的深层原因。
第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身体运动态度观。道教经典《西升经》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合神赋》曰“养神在心，不死由我”，《太平经》曰“夫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经书的本意是说，一个人的生命长短和能否长寿不是上天和神的赐予，其操控权掌握在自身的手中。如果能够用正确的方法修道养生、安神固形，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战胜死亡，让生命永存。这与一般宗教认为“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的生命长短皆由天决定的宿命论不同，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体现了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对后来道教养生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想的潜台词就是人身体的潜力可以开发和控制，正确的修炼能够将现实的身体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思想赋予了道教养生术一种努力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客观上起到鼓动、鼓励人们去积极进行身体养炼，从而推广和普及道教养生术的作用。“我命在我不在天”反映了道教气功养生学一个鲜明的思想特征：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类的健康长寿，取得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途径。 [12] 如果说“身体是修炼之资”是道教对于人体身体运动的基本认知观，“我命在我不在天”则是道教对于人体身体运动的一种积极的态度观。
第三，“形神共养、性命双修、形神统一观”的身体运动方法观。在道教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念和贵人重生的人生哲学影响下，道教养生术了建筑了“形神共养、性命双修”的身体运动方法观。所谓“形神共养”，即不仅注意形体的养护，而且还要注意精神的调摄，使得形体康健，精神健旺，身体和精神都得到均衡的发展。所谓“性命双修”，性一般指人的心性、神、意识，“命”则指人的生命、形体等，性命双修就是在养生实践中，重视精神与形体的同步炼养和发展，相互促进。 [13] 在道教中，性命和形神是两对可以相 通的概念。性与神是相通的，均指人的心性、精神、意识等，命于形也一致，是指人的生命、形体。由于时代的先后，称谓和内涵也就有了差异。在汉唐时期，养生家多称形神共养，唐以后的内丹家则多称性命双修。从内容上看，汉唐养生家的形神共养理论缺乏完整性，方法上比较零碎单调，而至宋元内丹家时，性命双修的理论非常完整，方法上也相当系统丰富，达到了十分深入精微的程度。“命无性不灵，性无命不立”。道教的身体运动观，不仅强调健康长寿的“命功”，也强调心性修养、道德修养、人格修养的“性功”，成为中国养生术的重要炼养观。这与现代体育中既要讲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健康促进，又要讲体育道德、体育精神相似。
1973年，帛画《西汉导引图》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当中的40余幅画像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人们习练导引术的盛况。图中练习导引者有老有少，其中女性占到一半。由此可见，导引运动在秦汉时已在女性中已广为流行。至唐代，女性求道修炼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道教的女子养生体育发展也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女性慕道、求道、入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为了追求青春貌美和健康长寿，公主妃嫔、闺阁千金、贫女侍儿等不同身分和阶层的女性都入道修炼，与道教养生体育关系密切的“女丹术”因此也得到极大的发展。由于女性热衷入道修炼，纷纷弃家入庵，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南宋时期，著名的宋理学家朱熹在任漳州知府时，还专门发了个《劝女道还俗榜》，榜文中朱熹表达了对妇女纷纷弃家入道、无人生儿育女、社会后继乏人的担心，告示妇女不得私自入庵修道。 [14] 妇女入道修炼的广泛性和对社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从来不只是男人的创造。道家女性不仅进行养生体育的身体实践，还积极探索养生理论的方法，对中国养生术和导引术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涌现出了一些有名的女性养生家。如：唐代女道士胡愔所撰的《黄帝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首次提出了将导引术结合天道节气变化和人体脏腑气运来进行养生的“天人合一”导引理论体系，对导引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唐代养生导引术的最高成就。一些专家认为这本专著的出现，是中国导引养生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导引理论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 [15]
综上所述，受道教性别观和身体运动观的影响，以“导引”和“内丹”为代表的古代道教女子养生体育呈现出了参与人群广、社会影响大和造诣水平高的特点。
作为世界上十分有影响力的大宗教之一，道教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灵肉分离”、“重神轻人”的神学特征和宗教本质，也没有“后世”的彼岸设计，其对于女性的重视也明显的别于其它宗教对女性的歧视。在道教这些独特的思想基础孕育下，以养生为主的道教体育并不存在一般宗教与体育的本质冲突，参与的性别差异也相对较小。受道教“尊阳崇阴”的性别观和“身体是修炼之资”“ 我命在我不在天”“ 形神共养、性命双修”的身体运动观的影响，道教古代女子体育则呈现出了参与人群广、社会影响大和造诣水平高的特点，是宗教体育史上的奇葩。
[1] [3] [郝勤.论历史上体育与宗教的关系[J].体育文化导刊,1988,（4）:12-18.
[2] [6]朱亚林,肖自明,郑光.体育与宗教[J].体育文化导刊,2001,（5）:20.
[4] 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253.
[5]陈炎,赵玉.宗教信仰与奥运兴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132-139.
[7] Gertrud Pfester（珀非斯特）.Physical activities as chances and challenges—Muslim women and sport（体育活动:机遇与挑战并存—穆斯林妇女与体育）[J].体育社科信息,2006,（1）:12-24.
[8] http://hi.baidu.com/redu/blog/item/2377ff1f5d705d65f624e4d5.html
[9] 吴光正.女性与宗教信仰[M].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
[10] 李远国.道教气功养生学[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34.
[11]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354-358.
[12] 杨玉辉.道家养生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13] 张选惠.自我修炼内功养生术[M].北京:西苑出版社,1994:24-25.
[1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女道还俗榜》）[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5]周伟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56-157.
作者简介：文善恬（1976-），男，湖南祁阳人，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Tel：（0572）2321176，E-mail：wst@hutc.zj.cn；wenshantian@sina.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ty020）。
作者单位：1.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2.哈尔滨体育学院 武术系，哈尔滨；3.成都体育学院 武术研究所，四川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