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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又叫行押书，系介于真、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行书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宋曹在《书法约言》中说：“所谓行者，即真书之少纵略。后简易相间而行，如云行水流，穠纤间出，非真非草，离方遁圆，乃楷隶之捷也”。由此可看出行书是由楷书快写演变出来的。其特点是部分地节省了楷书的笔画，且笔画之间又出现了许多连笔牵丝，书写起来既方便又快捷，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和接受，具有实用意义，故很快得以广泛流行，是人们日常书写中最常用的书体。行书笔画、结构有一定的伸缩性，形态又多变化，运笔流畅，章法灵活，可塑性大，利于发挥艺术效果，其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均超过其他书体。因而行书能经久不衰，盛行于世，并不断发展提高，日臻完美，使行书作品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东汉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实用范围不断扩大，一种简约的楷书快写体式即已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这种书体用于行文起稿，简便迅速。当时通行的章草虽较隶书简便，但仍保留隶书的波势，今草又有识别上的困难，因此笔画更为简约、书写更为便捷的行书逐渐流行起来。据传行书为东汉人刘德升所创。实际上，任何一种书体的出现，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个长期孕育、发展的过程。行书先在民间流行，渐渐约定俗成，为人们所承认和接受，后经刘德升整理、提高，才形成正式的行书体。从安徽亳州曹操墓砖上的“当奈何”三字以及熹平元年瓮上的一篇行书看，汉代就已经出现了非常婉丽而娴熟的行书字体。
王羲之《兰亭序》
颜真卿《祭侄文稿》
晋代是行书的繁盛时期。王羲之父子集古之大成，精研行书，不仅使行书发展到成熟完美的高度，而且“遂大行于世”，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王羲之、钟繇、王献之、张芝等行书巨匠。尤以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开行书先河，被评为“超钟迈张”，其得意之作《兰亭序》更是尽善尽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至今仍为书界所推崇，作为书法艺术殿堂的精品，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
西晋以后，历代都有杰出的行书大家出现。唐代虽然是楷书的鼎盛时期，行书也承晋风而得到发展，亦出现了众多大家，欧阳询、颜真卿、褚遂良、柳公权等不仅精于楷书，而且行书也造诣颇深，为后世所推崇。颜真卿的行书是我国书法史上继二王之后行书发展的又一高峰，其《祭侄文稿》，虽在激愤之情驱使下，突破常例，草草挥就，看似无法，而一切又在法度之中，线条遒劲舒和，恰如“乾裂和风，润含春雨”，随笔势起伏，融情于笔端，造成了静与动的强烈对比，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其它如李邕的《云麾碑》、欧阳询的《千字文》等，都堪称行书的上乘之作。
宋代的苏、黄、米、蔡四大家，都是行书大家。
苏轼书法学二王及颜柳，他博学多才，书以《寒食诗帖》为代表作，他的行书跌宕潇洒自然，有书卷气。古人说：可在《兰亭序》、《祭侄文稿》之后，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他的行楷书《赤壁赋》等书作对世人影响很大。
苏轼《寒食诗帖》
黄庭坚书法学二王、颜柳、张旭、怀素诸家。他的行草书以自然险俊为势，变化多端，出神入圣。清·康有为说：“宋人以山谷为最，深得《兰亭》之三味，神韵绝俗”。他的行书《松风阁帖》、《跋黄州寒食诗帖》等为后人临习范本。
米芾的行草书取前人诸家之长，自成一家，他师古出新，潇洒自然。苏轼称赞米芾书作有超神之妙，可与钟、王并行。书法代表作品有《苕溪帖》、《蜀素帖》、《多景楼帖》等。
黄庭坚《跋黄州寒食诗帖》
元代书法崇尚晋唐，赵孟頫是学王羲之最有成就的书家之一，他各体皆精，擅画及小楷和行书，传世书迹有《赤壁赋》、《临兰亭序》、《胆巴碑》、《洛神赋》等代表作。
明、清时代的行书大家亦为数不少，如明代祝允明的《前赤壁赋》，文征明的《滕王阁序》，董其昌的《琵琶行》及明未清初王铎的《拟山圆帖》等，都堪称传世佳作。但是由于“馆阁体”盛极一时，行书的面貌显得千篇一律，有创造精神的当推“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
至于近、现代更是名家辈出，如于右任、郭沫若、沈尹默、林散之、沙孟海等，都在书坛上享有盛名，其行书也各具特色，为世人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