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成立于19世纪末的国际奥委会，其组织最突出的特点是组织独立，精英自治。这一组织模式是顾拜旦根据其以教育为基础的奥林匹克理念，参照英国“亨利赛舟会”的组织架构并结合法国体育的开放精神构建的，其核心是自我遴选的逆向代表制。这一组织模式成功地抵御了外部干预，在动乱不已的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危机中生存并得到发展，创造了一个体育组织的传奇，并促成了相对独立于政治和经济之外的国际体育秩序。奥林匹克组织精英自治的基本依据是体育的业余性。体育一旦突破业余范围，其自治的合法性便受到质疑。二战以后，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其迅速膨胀的规模与紧缺的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国际奥委会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期。为了突破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资源困境，在20 世纪80 年代，国际奥委会启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奥林匹克营销，将奥运会这一全球公共产品推向市场。奥林匹克营销使得国际奥委会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等结成利益共同体，将奥林匹克运动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市场导向的奥运会运作方式，使国际奥委会的活动迅速向经济领域延伸，深刻地改变了这个组织，向公司化的方向发展。国际奥委会依然是非营利的社会公益组织，但它同时又是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的公司。其组织性质既不是以前那样纯公益的，也不是一般的企业那样纯营利的，而是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的“准公共性”和“准商业性”。这一变化暴露出业余运动组织进入社会核心运作机制时其自身固有的先天不足，如，人治色彩浓重，结构不健全，规范不足、法治缺失、监管不力等。国际奥委会的商业运作给其组织自身带来许多新问题，最严重的是腐败问题。国际奥委会对其自身的组织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求适应奥林匹克营销带给其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建立了体育仲裁院（CAS）、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特别是以反腐败为使命的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但是，这些举措仍不足以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出现组织治理的危机。国际奥委会面临的问题，也是国际足联等许多国际体育组织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善治”或“良治”的概念开始流行。所谓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对国际体育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体育组织开始以善治为目标的改革，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国际奥委会于2008 年提出的《奥林匹克和体育运动善治的基本通则》。国际体育组织的治理不同于企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因为它们管理的体育运动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如体育的人文取向、体育的多功能性、体育赛事的特殊性、体育问题的多因性等。正是体育运动的性质使得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具有其自己的特点，如组织目标多维、组织层次丰富、组织形态多样、组织活动的国际性等。国际体育组织具有其他组织难以企及的社会包容度和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因此，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的治理，不能照搬企业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经验。

国际体育组织的治理涉及多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就其组织内部而言，既有纵向的大众体育的底层与精英体育的顶层间的矛盾关系，也有横向的与项目联合会、国家奥委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其外部环境而言，既有与行政、司法等机构的权力矛盾关系，也有与商业组织的利益矛盾关系，涉及大量的利益相关方，形成一个网络状互动、博弈的复杂格局。未来的国际体育秩序不会按照任何一方的设计构建，而只能在大大小小矛盾关系的综合作用中发展。基于这一思路，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善治之路，需要在奥运理念中寻求共识、在多方互动中自我更新、在开放中创新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