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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内涵，为现代竞技战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运动竞赛有极多的相似之处的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和计谋，对丰富现代竞技战术的理论研究将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体育与军事，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互相影响和促进，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保持着特殊的亲缘关系。
按照一些体育史学家（如德国的费特）的观点，体育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原始公社时期部落间的战斗。历史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5 万年左右），原始人类就已经有了以分胜负为特点的体能和技能的对抗活动，这就是人类运动竞赛的萌芽。 [19]
人类的竞争意识和对抗行为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远的时代，因为二者与人类的劳动和生活紧密相关。早期原始人类在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中，从事以狩猎为主的劳动本身就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对抗。在原始部落的社会关系中，由于生产力和思维水平的低下，对抗是谋取地位或生活利益的主要方式。原始部落中的“长老”，就是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产生的。在生活的许多环节，如对配偶、居住区、食物等利益的争夺中也常导致激烈的对抗，这都说明了竞争意识和对抗行为首先来源于人类的劳动和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思维水平的提高以及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原始人类对抗行为的方式也逐渐丰富起来，尤其是“萌芽状态”体育（原始的劳动教育、舞蹈、游戏中的“身体练习”）的发展，为形式化、抽象化、技能化的对抗行为提供了保证，从而产生了以分胜负为特点的原始的运动竞赛。这种运动竞赛成了当时培养劳动技能的重要方式，也是原始人自发性娱乐活动的方式。运动竞赛的产生不仅标志着“萌芽状态”体育发展过程的一个飞跃，也标志着原始对抗行为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一个飞跃。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许多运动竞赛的形式均源于劳动和战斗技能的学习。 [20] “最古老的竞技练习项目产生于生产劳动和军事动作的最初形式”。 [21]
在中外各国体育发展的道路上，都留下了军事的强大推力所刻下的印记。在古代中国，相当多的竞技性项目属于军事技能，或与军事技能密切相关，战场上需要，这个项目就发展，战场上不需要，这个项目就消失。如，武艺（武术）；射箭；御（驾车）；角力（含手搏、相扑、摔跤等）；奔跑（中国古代叫“走”）；超距（跳跃）；投石；举重；赛马；牵钩（拔河）；游水；蹴鞠（足球）；击鞠（马球）；冰上蹴鞠等。 [22]
被誉为西方体育源头的古代希腊、罗马，就有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赛跑、跳远、掷铁饼、标枪、摔跤、拳击、五项全能等与军事技能有关的多种竞技项目。 [23] 在一千多年的古代奥运会历史上，主要竞技项目大部分项目与军事有关。因此，比赛对抗性强、竞争激烈，有的项目甚至出现伤亡事故。但奥运会以这些竞技体现勇敢、强壮和健美，体现古希腊人的崇高理想和追求，因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体育遗产。
运动竞赛在近百年来则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而逐步发展和完善。从现代运动竞赛的许多项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争遗留下的痕迹，例如标枪投掷，就是从原始的狩猎工具演变成为古罗马战争的武器，继而成了竞技项目；还有击剑、射箭、射击等，这些都反映了运动竞赛与军事实践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
运动竞赛不仅在形式上部分地承袭了军事实践的原型，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部分地沿用了军事学术的观念。从一些基本术语如“进攻”、“防守”、“内线”、“外围”，到一些基本的战术思想如“避实击虚”、“出奇不意”等，无不反映出运动竞赛中军事实践的思维模式。正是因为运动竞赛在许多方面都受到军事实践的影响，因而运动竞赛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出与军事实践相同的特征。
“和平、友谊、进步”是现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它来源于古希腊奥运会的神圣休战。也就是说，在举行奥运会期间，交战的城邦国家必须暂时停战，军队和携带武器的人不准进入祭祀宙斯神的“神域”，从此就形成了体育与和平相联系的传统。运动竞赛是一种和平的竞争，它与人类自相残杀的战争是不相容的，是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较量领域。但只要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仍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
运动竞赛同军事实践一样，都是对抗性的竞争活动，其明显特征表现为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冲突。所谓利益冲突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力争达到同一个目的，而客观上只允许其中一方达到其目的的矛盾状况。战争或战斗的任何一方都是以击败对手，保存自己，获取最大利益为目的。战争（或战斗）的胜负，决定着敌我双方的存亡，你死我活，这是利益冲突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在运动竞赛中，战胜对手、成为第一名、成为“优胜者”，则是每个参赛选手的共同愿望，而实际上冠军只有一个（极个别情况有并列冠军出外），运动竞赛的胜负不仅直接影响运动员所能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利益、运动员个人的尊严和荣誉，常常还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息息相关。因此，运动场上的利益冲突或竞争也表现得异常激烈，有人甚至戏称“运动竞赛是不流血的战争”。
运动竞赛同军事实践一样，活动的主体是人，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虽然军队的战斗力主要由战斗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构成，武器在战斗力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24]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由具体的人来操纵、管理和实施的。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
所谓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的承担者，即积极行动着和认识着的、具有意识和意志的个人或社会集团；客体是主体认识与改造的对象。主体性反映出实践者的能动性与积极性，是社会实践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客观世界被认识被改造；人是主动的，自然界是被动的；人是主体，物质世界是客体。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十分确定。
而在人与人、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交往的社会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表现得较为复杂。在人类的一般社会交往中，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相当明确的，比如：在教育活动中，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在文艺活动中，演员是主体，观众是客体。
但是，在战争和竞赛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对抗（或竞争）着的各方（战争中是双方，竞赛中可能是多方）都将自己作为活动的主体，而把自己之外的各方作为客体，都极力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使自己的意志客观化、对象化。因而，战争和竞赛中对抗的各方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彼此对立的战斗力或竞技能力（精神力量或物质力量）之间的激烈较量。各方都是主体，也都是客体。战争和竞赛中的主客体也是相互依存的、相互转化的，一方以另一方为存在的条件，并且互相创造和制约。
竞争各方的主体性实现与否，取决于活动最后的结局，取胜的一方实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失败的各方则被取胜方对象化而充当了取胜方的客体。这种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是战争与竞赛的第二个共同特征。
运动竞赛同军事实践一样，不仅是实力的较量，而且是智慧的抗衡。在运动竞赛和军事实践中，深刻地体现出教练员、运动员与战斗指挥员、战士对竞赛规律或战斗规律、赛场或战场具体情况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以及行动的自觉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运动竞赛与军事实践都是“斗智”。与此同时，运动竞赛与军事实践也需要运动员和战士们克敌制胜的信心和压倒对手的气概，从这个意义上说，运动竞赛与军事实践也是“斗勇”。
在实力与智慧的较量中，尤其是在实力相当的时候，智慧往往显得更为重要。即俗话所说“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强皆勇智者胜”。军事实践中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事例；运动竞赛中同样也有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典型。
赛场如战场，竞争如战争，那么将军事实践的理论用来指导运动竞赛，似乎就不难被人接受了。因为，运动竞赛和军事实践两者的背后，都是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如何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两者的战略战术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在较高层次上出现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具有共同的指导意义。
国家的形成、军队的兴起，国与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领域的斗争，其性质同人与自然的斗争迥然不同，其复杂程度也远非人与兽斗之可比。古往今来频繁的战争，以生命为代价的流血拼搏，逼着人们以全部精力和智慧去思索、设计，千方百计地寻求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有效策略和方法。人类历史中无数次大小战争，无一不充满着智慧的火花。斗智斗勇，同生共存，相得益彰。战争的实践使人们的认识和经验上升到军事理论的高度，而军事理论的探索又推动着战争实践的发展。
中国是东方兵学的发祥地，重谋略是东方兵学一大特点。中国谋略奇才辈出，谋略性专著卷帙浩繁，谋略理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军事谋略遗产，它不仅是军事科学理论宝库中的瑰宝，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内容。如吕望（姜太公）、孙武、孙膑、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谋略家，闻名遐尔；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法策略，更是流传海内外，并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等各个领域。运动竞赛无疑也是一个重要领域，中国古代兵法思想对运动竞赛肯定会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齐人孙武所著的古代军事理论名著。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乐安人（今山东广饶），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据史学家推算，他生活的年代大约与孔子（公元前 551年~公元前 479 年）同时。 [25]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计有十三篇，6072 字，加上标点符号共 7342 个字符（据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孙子兵法》计算），见表 2。
表2 《孙子兵法》的篇目与主要内容
《孙子兵法》以当时进步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作指导，首集中国古代（春秋时代及春秋时代之前）军事思想之大成，奠定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体系及其基本框架，广泛揭示了一般战争的客观规律，在战争指导、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命题、原理与原则；而且融兵（军事学）、哲（哲学）、文（文学）于一体，在哲学、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就。
《孙子兵法》对后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
孙子之后各个时期的著名兵法，如《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均是师承《孙子兵法》的产物。中国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将领，见之于历史记载的很多，如战国时代的孙膑（是孙武的后人），西汉时代的张良、韩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曹操，唐代的李世民、李靖，宋代的岳飞、李纲，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刘伯温，清代的曾国藩等。 [26]
孙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义》的论著中也说：“孙子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 [27]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也吸收了其他营养，主要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引用了许多古籍，其中占重要位置的是《孙子兵法》。毛泽东多次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观点，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加以运用，使他对战争的指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更加出色。 [28][29][30][31]
被朱德同志誉为“有古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之将才”的我国著名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早年参加护国护法战争时，就曾用功研读《孙子兵法》，以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始终坚持学以致用，并有许多创造和发展，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卓越贡献。陈毅元帅曾用形象的语言评价刘帅：“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群。” [32]
《孙子兵法》在国际上也受到众多外国军事家及军事理论家的广泛重视。《孙子兵法》于公元 8 世纪起流传到国外，最早是日本，后至欧、美。现已有日、法、英、德、俄、意、捷克、越南、朝鲜、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多种外文译本。 [33]
日本人推崇《孙子兵法》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学圣典”和“世界第一兵书”。 [34]
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Basil Henry Liddel Hart,1895 ~ 1970）1963 年在为美国准将格里菲斯（Samuel B．Griffith）的英译本《孙子兵法》写的序言中说：“《孙子兵法》是一部研究战争的最早的军事名著。后来的军事理论无论在内容的丰富程度，还是对问题分析的深度都未能超过它。这本著作堪称兵法之精华。在过去的所有军事思想家中，唯有克劳塞维茨
可以与孙子相提并论。然而克劳塞维茨著书立说的时间虽比孙子晚 2000 年，但他在观点上却比孙子落后，而且有些观点已经过时。相比之下，孙子看问题更加敏锐，更加深刻，他的学说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
[35]
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著名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John M．Collins）《大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 2200 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制约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有着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36]
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劳伦斯中将在 1986 年访问中国国防大学时，在讲演中还说：“《孙子兵法》在美国军校中是作为教科书来学习的。” [37]
印度的军史学家J·N·萨尔卡尔认为，军事科学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如集中兵力攻敌弱点，拿破伦称之为战略、战术中的首要之点，克劳塞维茨将之列为战略的第一条原则，若米尼则强调它是战略战术的主导原则；还有欺骗性、突然性、主动性等原则，最早的提出者都是孙子。而且孙子还是提出心理战的第一人。 [38]
90 年代初发生的以高技术为主要特点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战略指导上采取了“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方针，从而使战争有可能速战速决速胜。关于海湾战争的作战指导，美国国防部在战后所写的报告《海湾战争》一书中毫无隐晦地说：“多国部队联盟成功地实践了孙子所说的‘上兵伐谋爷的战略思想。” [39]
可见，《孙子兵法》以其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对战略战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不仅受到了中国军事家的推崇，也得到了外国军事家们的极高评价。
《孙子兵法》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史的一大贡献，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思想遗产。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也有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领域远不限于战争和军事的有关方面，早已扩展到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管理，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等许多领域，并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可以从历年来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文献的分析中明显看出这一特点。
根据杨少俊等人提供的资料，从春秋算起到清朝末年，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孙子兵法》的论著就有 191 种。 [40]
本研究还通过“《孙子兵法》微机检索专家系统”、北京图书馆“中文类社科图书计算机检索系统”、北京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光盘”和“中文社科期刊篇名数据库光盘”、国家体育总局信息研究所“体育文献数据库”，对近代（1900年以来）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到书籍与专著 358 本，论文 664 篇，包括了国内外绝大多数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文献。对研究文献的分类统计见表 3。
从文献的分类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
1.在所有的研究文献中，理论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大。著作和论文分别占总数的 84.4%与 62.8%。
其中又以原文注释及人物评介的著作数量最多，达 262 本，占总数的 73.1%。这与《孙子兵法》本身的特点有关。由于《孙子兵法》是一部古文军事论著，一般现代人难以读懂，因而就出现了不同形式、不同版本的原文注释与评介。这些版本不仅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其中日文 76 本、朝鲜文 3 本、越南文 1 本、法文 8 本、英文 8 本、德文 1 本、俄文 4 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外及社会各界对《孙子兵法》学习和研究的广泛需求。
除了原文注释之外，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军事学、哲学及文学领域。《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而且融军事、哲学、文学于一体，在哲学、文学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也是人们不仅重视《孙子兵法》的军事学研究，也重视其哲学和文学研究的原因。当然，孙子与《孙子兵法》是两千年前发生的人和事，也就有必要从史学上加以论证。
表3 《孙子兵法》研究文献分类统计表
2.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涉及到诸多领域，特别是应用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广。
在理论研究方面，除了哲学、文学、史学之外，还涉及到心理学、美学、逻辑学、人类学等 10 个领域。在应用研究方面，为统计方便，我们将其概括为 16 个领域，实际上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划分，如《孙子兵法》与股票投资方面的研究就归在财税金融一类；《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不同行业的管理，如图书馆管理、科技成果的管理等。
在应用研究中，企业生产与市场营销占的比重最大。在战国初期，就有人将孙子思想付诸生产经营方面的实践。据《史记·贺殖列传》记载，距孙子仅几十年的白圭曾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这可能是最早运用《孙子兵法》与商战的事例，可惜以后未能广行于世。在现代社会，将《孙子兵法》用于企业生产与管理较早的是日本人。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的经济腾飞，日本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开始重视将《孙子兵法》运用到企业管理与商业竞争中，“兵法经营论”应运而生。《孙子兵法》的许多军事思想对日本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形成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我国对《孙子兵法》与企业生产及市场营销的研究始于 80 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企业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孙子兵法》不仅隐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谋略思想，而且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可以为一切具有竞争性的活动提供借鉴。因此，《孙子兵法》在企业生产与市场经营中的研究和应用也就引起了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应用研究涉及的领域中，有很多并不具有直接竞争性的特点，如人事公关、思想工作、临床医学、人生哲理、媒体宣传等。
正如台湾学者李启明所说：“由于《孙子兵法》以哲学为基础，所以在其十三篇中，若干至理名言，既可用于战争与战略，亦可用于战术与战斗，既能用之于军事，亦能用于经济与政治。甚至为人处世之道，亦无不适用。” [41] 这些都说明《孙子兵法》的普遍适用性以及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此外，《孙子兵法》的研究在时间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在80 年代之前，主要是理论方面的研究，检索的文献中全部应用研究都是在 80 年代以后进行的。也就是说，在 80 年代以后，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既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应用方面的研究，更侧重于应用方面。这也反映了当前《孙子兵法》研究明显的时代特征。
运动竞技，也是人们研究和应用《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领域。静柔、卢峰等人 [42][43][44] 认为《孙子兵法》的许多思想、原则可用于竞技体育的技术训练、战术训练、比赛指导、以及教练员、运动员的管理等各个方面，应加强对《孙子兵法》的理论探讨。徐保轩认为《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对运动训练有积极的作用； [45] 蔡广楣认为孙子的“诡道”在球类竞赛中有重要作用； [46] 万怀玉、佟庆辉等人认为孙子的“主动权”、“攻心夺气”等谋略思想对散手比赛有重要意义，谋略对散手应战的指导意义要高于一般的战术原则； [47][48] 何玺等人还对《孙子兵法》的系统思想与体育管理进行了探讨。 [49]
当然，正如国内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郭化若将军所说：“孙子的军事思想有一个广博精深而比较完整的体系。” [50] 我们对《孙子兵法》的发掘和研究还远未穷尽。今天，当我们即将告别 20 世纪，跨入 21 世纪之际，我们研讨《孙子兵法》，不仅要重视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军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展孙子的思想方法。只要我们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孙子兵法》不仅在前 2500 年有用，在未来的 2500 年中亦将继续充满活力。 [51] 毫无疑问，《孙子兵法》在现代竞技运动领域也将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这是本研究选题的另一个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