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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西方社会矛盾与冲突迅速发展，出现了矛盾激化的现象。美国学生运动与黑人运动的结合，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一些社会学家认识到，社会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结构功能学说认为，这些都是负功能，没有什么好作用。这种观点受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反对，他们为了批判结构功能学说，解释社会现象而努力创建新的理论。20世纪 60年代中期，一些持批判态度的社会学家逐步形成了新的冲突学派。
社会冲突是社会的另一幅面孔，冲突与和谐、变化与稳定、强制与和谐是同一社会现实的两幅面孔，社会现象在均衡与失衡、共识与紧张、整合与疏离之间持续波动着、变化着，从而也就构成了社会的内在张力与动力。敌对的利益通常用水火不相容的价值观来证明其正确性。例如，在美国，一个“动物解放先锋”组织的许多成员相信，动物与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包括生命的权利。这个团体抢劫了加里福尼亚的一个火鸡农场，引起了 12 000美元的破坏，放跑了 100只火鸡，让它们回到“安全的家”。接着，这些人开始进入德莱瓦尔的一个家禽农场，拿走了 25只母鸡，并在临走之前留下了“为动物伸张正义”的标语，将工厂式的农场比作致人死命的纳粹集中营。另一方面，家禽养殖者接受了功利主义观点，认为养殖肉食动物可以为社会谋福利。同时，这也使我们想到报上刊载的一幅针对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漫画，上街游行抗议的一群小鸡们举着一些大牌子，上面的标语写着“不要再烘烤我们了，归还我们的动物生存权利”。
在希腊哲学家波力比阿看来，冲突是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事实。社会学家齐美尔把冲突视为一种交往方式，认为冲突本身解决了对立双方的紧张对峙，它旨在和平，这一事实仅仅是冲突本性的一种特别明显的表现。齐美尔反对把冲突视为破坏性的暂时的阶段概念，他认为和平与冲突同为社会事实，没有哪一个是内在的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
结构功能分析是以社会安定、均衡状态为前提的，而冲突理论是以社会冲突为基础的。因此，冲突论认为，运动是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变动也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冲突理论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冲突论共同的信念就是在有限的资源面前，社会总是处于冲突状态中。理论家强调说，最好把社会看作一个不停的为权力而角逐的竞技场。按照西方社会学家的普遍观点，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比较著名的有达伦多夫、科赛、马克思、西麦尔。
达伦多夫是德国的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结构是靠强权维持的，要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就要实现权力分配的均衡和权力使用的制约。他还肯定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竞争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体育社会学中，有关竞技比赛的存在条件与功能研究、体育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等较多运用了冲突理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达伦多夫承认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公，但这种阶级和利益是以权力来划分的，而从来不去讨论生产关系和所有制问题，这也是他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所在。
科赛是美国的社会学家，他认为冲突有破坏作用，但也有建设作用。他提出了2点有意义的社会学观点：第一，在开放的社会中，因现实而发生的冲突可以调节，可以有助于社会结构更大的适应性、灵活性和一体化，从而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例如，当 2个群体发生冲突时，通常会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而一个僵化的社会不允许冲突，甚至不允许敌对情绪，势必造成敌对情绪的积累，一旦爆发冲突就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对一个社会而言，重要的是允许有限的冲突存在。第二，开放的社会中，要实现冲突的体制化，这就应当给予社会和公众有发泄敌对情绪的渠道。这种渠道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安全阀起着提供警报信息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冲突的表达就像锅炉的安全阀一样，可以避免压力大到无法控制的局面。上述 2种观点均在体育社会学中得到应用，有关开放社会体育机制的研究以及运动竞争具有释放社会矛盾和发泄公众对抗情绪的社会安定功能的研究，均受到了体育社会学家的关注，特别是后一个观点，有的社会学家明确提出“体育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体育是“仪式化的战争”。其强调了 2点：第一，体育运动对国际争端的缓解作用。国际间的运动竞赛，不仅为种族和个体的战斗热情找到了发泄的途径，而且还可以消弭战争的危险性，它的效果是促进不同种族或团体之间人与人的认识；促进人们为共同的利益奋斗和团结。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唯一的一个当某一国国旗升起时不会引起他国敌视的场合。第二，体育运动对社会犯罪的抑制作用。体育运动为减少社会暴力事件、增加社会安全度作出了贡献。公安部门的调查统计证明，凡是城市有重大赛事或电视里转播重大国际比赛，街上的行人、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就明显减少，城市的犯罪率就明显下降。一些国家为了给社会提供一个发泄不满情绪的场合，在球场上专门设立了没有座椅的看台，方便比赛中任何观众呐喊、跺脚、鼓噪，把心中的一切郁闷统统宣泄出来。
当然，也不能过高估计体育运动的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它毕竟代替不了社会的道德和法制教育，更代替不了警察和法庭的威慑。社会安全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冲突问题，有时会产生负作用。如果对体育运动管理不善，放任自流，同样会酿成社会问题，如球场暴力、球迷骚乱等。因此，关键在于控制，把体育运动作为控制社会稳定发展的工具，同时又将管理社会的方法手段来控制体育运动，让体育运动成为健康社会的组成部分，这是实现社会与体育良性运行的最终愿望。
虽然体育推进了社会的许多方面的正向发展，但是冲突论者立即指出，体育也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冲突理论对体育运动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体育运动如何保持社会精英群体的权力和特权，体育如何成为经济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像大多数其他社会设置一样，体育也具有阶级、种族、性别不平等的特点。例如，像马球、网球、滑雪传统上就是有钱人的运动。低收入的人一般买不起也养不起马匹，买不起昂贵的网球、滑雪设备。其他一些运动是典型的起源于穷人和穷人参与的，如拳击，常与城市贫困相联系。一般来说，下层阶级、工人阶级倾向于参加诸如垒球、篮球这样的运动：只要有一块场地、一个球和球员就可以玩了。冲突论认为，这样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倾向于（或远离）某一种运动的现象，是代代相传的。
虽然有时人们认为体育中并无种族不平等，但社会学的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美国社会中的非白种人在职业体育中所享有高收入的机会大大高于在其他职业中，这一点确为事实，但是几乎所有运动队的经理、老板都是白种人，这也是事实。非白人的体育节目播音员、管理者、各种裁判员人数甚微。再者，在除了垒球、篮球、拳击和橄榄球以外的职业体育中，非白人几乎无人问津，甚至连球员都没有。
纵观妇女在男人取向的体育中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歧视和不平等。当 1896年举办第 1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妇女几乎被排斥在所有竞技项目之外。直到前不久，女孩子还不许打“小联盟”垒球。但是，近年来，作为妇女运动、法庭裁决和政府政策的成果，妇女在体育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今天，很多妇女不仅擅长于诸如体操、花样滑冰这样传统“妇女”项目，而且擅长于像赛车、篮球这类更具进攻性的“男子”体育项目。然而，至于妇女是否将全面进入像橄榄球、拳击这样的强冲撞性体育项目，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