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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机构做的很多事情，大多是提供体育运动参与机会、制定和执行体育政策、控制和管理竞赛、确认运动员的成绩。这听起来是一系列简单的任务，事实上，人们处理体育运动诸多事务时经常产生利益冲突。
在国际上，每一个体育项目都由一个管理机构所掌管，这些管理机构制定比赛的规则、限定比赛的分组、批准举办比赛、筹划世界锦标赛、管理兴奋剂检测，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体育活动。管理机构是由来自各个成员国的管理机构的代表组成的，里面的官员是从成员国内挑选出来的。挑选国际董事会成员的过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府选举相比其实如出一辙。强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和利益，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对其施以恩惠，并利用他们广泛的资源来加大自己的影响。影响力较小的国家会联合起来施加压力以便在决策桌上争得一席之地。
国家方面与国际方面的情况基本相同，国家委员会大权在握，有野心的领导常年奔走只为在委员会中赢得宝贵一席。组织机构会根据委员会中人员的不同而出现相应的偏移，他们或是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或是扩大参与体育的规模，或是表现对少数民族的关注，或是体现对残疾人运动员的同情，或是吸引更多的观众，又或是通过体育市场化来增加收入。在理想的情况下，国家管理机构应该有能力和办法做到上面提到的所有甚至更多的事情。除了国家机构，还有致力于青少年体育的组织机构，有一些是包含多种运动的，如业余体育协会，但大多数都只负责一个单项，如果一个体育项目中出现了一个以上的组织机构，如在青少年足球领域，就会出现混杂的口水战，还有针对比赛目的、规则和锦标赛的政治冲突。
在美国，美国州立高中体育协会全国联合会对校际体育的管理不够严格，该组织名称“联合会”一词说明这个组织并没有什么实权。它不组织全国性的比赛并允许各州自行制定比赛规则，这导致各个州的相关政策都各不相同，运动员和他们的家人会对此而感到困扰，尤其是那些迁居到另一个州的运动员。另外，数年来，美国的大学体育已经经历了组织机构间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多次政治斗争。胜利者是拥有大部分学院和大学成员的美国大学体育协会。美国大学体育协会将比赛分为3个不同的等级，并允许学校在达到一定标准的前提下自己选择比赛级别。3个级别之间的差异引起了争论和政治交易。规模较大的学校想自由支配资金，并开展准职业级别的体育项目，而以学生为中心的小规模学校则希望组织机构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对运动员学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多关注参与性体育而不是高水平的竞技体育。
在体育组织机构内部，政治会左右整体的发展方向，决定谁是领导者。那些提倡在体育内部进行重大变革的人会竭力选出支持变革的领导，而那些不希望变革的人则支持代表自己意愿的候选人。大多数体育组织逐渐开始让女性、少数民族和残疾运动员参与决策，有了多样性，体育才能通过吸引新的参与者和爱好者而不断发展。
众所周知，社会中的一项体育运动或像奥运会那样的大型运动会是通过政治过程才决定其成为体育的。用来评判体育运动的标准更多地反映了某些人的兴趣。例如，在奥运会中，只有在至少 75个国家和 4大洲的男子中以及在至少 40个国家和3大洲的女子中广泛开展的运动项目，才可以列为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在国际奥委会考虑确定这些项目为奥运会运动项目之前，这些运动必须有一个官方指定的国际管理机构，有相当数量的国内管理机构以及该项目世界冠军的历史记载。另外，如果一项体育活动能够吸引电视观众的兴趣，这些观众反过来又会吸引新的奥运会广告商和赞助商，那么它也有可能被确认为一项体育运动。
由此我们得知，这种定义运动项目的方式有利于世界上那些拥有众多资源从而输出比赛的国家。对于前殖民势力国家尤为有利，因为他们把本国的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文化向全世界殖民地国家输出。今天的富有国家不仅把本国的运动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同时也拥有众多的资源，资助这些运动在其他国家开展。因此，当国际奥委会开始确定奥运项目时，那些来自富国的体育项目被列在榜首。当它们被确定为奥运项目时，这些国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习惯就得到了再次肯定。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体育运动成为全世界的体育运动。当然，这也是传统文化中本土化的体育项目未能成为奥运项目的重要原因。在世界上少数地区开展的比赛不具备被认定奥运项目的资格。通过这种方式，体育成了对富国的人和组织有利的工具。由此可见，体育运动项目的确认也就成为一个政治过程。
支配体育运动的规则也要通过政治过程决定，篮球比赛的球筐要距离地面3.05米高，女子篮球比赛使用的篮球要比男子使用篮球要稍微小一点和轻一点，90公斤的运动员不能和 110公斤的运动员参加同一重量级的比赛。类似的问题很多，但尤为重要的是，体育运动规则的制定可以出于许多方面的考虑，而这又使体育运动带上政治色彩。例如，不管谁赢得世界杯，不管谁担任国际足联主席，英国人才是世界足球运动的“太上皇”，他们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利用手中的世界足球规则制定权和修订权，在幕后掌控着这项世界第一运动的发展进程。如果说谁制定规则，谁就是最有权力的人，那么英国人就是最有权力的人。具体地说，世界足球比赛的规则就是由 1886年英国人创建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制定的。说穿了，这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是大不列颠英国内部的一个足球机构，它最初的职能是制定英国国内标准统一的足球规则。国际足联 1904年成立时，势必仰仗英国人的支持，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国际足联从一开始就极力邀请英国人入伙。最后，英国人同意国际足联使用他们的足球规则，国际足联则接受 2个足球机构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的“队友”关系，2个机构并非上下隶属关系。国际足联的官方文件赋予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的地位是“（世界）《足球规则》的监护人，负责研究、修改和监督规则的一切变化”。换句话讲，世界足球比赛规则的知识产权不在国际足联手里，而归英国人独有。后来经过进一步的协商和演化，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出现了今天这样的权力结构和制衡局面，即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各占一票，共 4票，国际足联 4票。但是，每项动议必须得到 6票以上才能通过，换言之，只要英国四兄弟抱团统一投票，他们仍可单方面改变规则，国际足联还是没有主导权。因为体育运动比多数人类活动具有更多的规则，它比我们生活中所参与的多数活动更为政治化。
有了体育运动的规则，还需要去执行它，这又给体育运动增加了一个政治砝码。任何当过裁判的人都会告诉你：在没有明确犯规动作的时候，确认犯规是很困难的，人们对犯规的看法不一定能达成一致。犯规在很多体育运动中时常发生，但是最好的裁判往往知道应该何时吹罚这些犯规动作。实际上，裁判和官员时常会讨论比赛中何时该吹哨，何时不该吹哨。因此，这使体育运动对所有运动员和观众都公平是一项政治挑战。
一般而言，体育管理机构组织和控制体育运动项目，体育管理机构稳定时，标准就产生了，但是标准从来不是建立之后就一劳永逸了。例如，虽然体育管理机构的官员尽力制定了评判花样滑冰、体操等项目的标准，但是评委们往往给自己国家的运动员打高分，并且打分的结果常常与冷战时期的政治集团联系在一起。最不可思议的是，某些项目女运动员的可爱、发型、体型、眼睛颜色也可以影响评委的打分，政治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另外，体育的商业化使得体育管理机构连同赞助商以及媒体工作人员一起组织和控制体育运动项目。地点、时间、日程安排，什么人会被授予体育新闻报道许可权，哪个电视公司有权转播体育节目，门票的价格是多少，这些问题都是通过政治过程来解决的。此过程的参与者以及他们的利益因为不同赛事而有所变化，这意味着体育中的政治永远不会结束。
体育运动中激烈争论的话题是参赛资格问题，即使是小孩子在玩非正规的游戏时，也会讨论甚至争论谁能参加、谁会出局的问题。在体育组织中，这种讨论和争论就更常见了。体育组织中掌控权力的人往往会对参赛资格做出决定。他们会利用性别、年龄、体重、身高、居住地甚至人种和种族等要素决定参与的资格。当涉及到有关运动员和官员的利害关系时，这些争论就变得异常激烈。例如，1964年至1991年，国际奥委会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禁止南非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由于南非奥委会正式地根据种族来决定运动员参加国家队的资格，国际奥委会决定南非运动员不再有资格参加奥运会。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际奥委会对南非的禁令在组委会内部、在世界各地以及在各国体育运动组织引起了激烈的争辩。国际奥委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的影响，这些人威胁说，如果国际奥委会不撤回对南非的认可，他们将大规模地联合抵制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