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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很多批评家都指责政府利用体育来转移民众对社会中不公平现象的关注。这些批评家控诉政府用体育“麻醉”平息民众，使他们麻木，转移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关注。对体育的大肆宣扬使民众不急于关注更有意义的事情。受到这种控诉的通常是独裁主义政府
。强大的政府有效地将公民集结起来支持国家队伍，大多数国家选择了足球，巴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将足球作为全国性的消遣活动，并将其最著名的球员贝利看作是传奇式的英雄。巴西是一个饱受众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困扰的国家，巴西足球队的丰功伟绩将这个国家里的富人和穷人团结起来，它的每次胜利都能燃起巴西人的自豪感，而巴西也因其在世界足球赛中一贯卓越的表现而备受世界的关注。
美国也有一些公众人物谴责政府用体育来分散民众注意力的行为，曾效力于普林斯顿大学校队和纽约尼克斯队的前全美篮球运动员比尔·布拉德利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篮球生涯结束后，布拉德利进入政坛成为一名美国参议员。他也曾是2000年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指出体育是：“暂时的麻醉，是对世界上诸如战争、种族主义和贫困之类的问题的一种逃避，这种逃避使得人们不再关注也没有精力关注下层社会的问题。”
通常，政治激进分子通过批评当权者转移民众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关注，来迫使当前政府进行变革。例如，杰出的政治激进分子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诺姆·乔姆斯基被认为是当代政治辩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左翼批评家，他认为体育是用来麻醉民众的：“体育使得人们不再关心那些对他们的生活至关重要的事。体育是控制人民的一个手段。工人们是有思想的，必须要让他们有事可做。而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职业体育是最佳选择，它灌输给人们的是完全的被动。”
在美国，一些社会评论家会问：美国人在面临种族矛盾、女性歧视、民族歧视、国债累积、收入有限的老人对长期福利的担忧、医疗费用偏高、肥胖率上升、环境持续破坏和所谓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越来越深的分歧等问题时，对体育依然关注，这该怎么解释呢？美国政府发现，与其面对充满不信任的国民，不如让他们将注意力放在超级碗、大学篮球的“三月疯”、棒球春训的开始和下届奥运会上
。评论家们还会问：为什么当大量的资金可以用来帮助穷人、盖廉价房、提高教师薪水、改善学校设施、打击犯罪和提高医疗质量的时候，这些钱却被用来吸引或留住职业体育队。或许，人们只是选择将重点放在更为积极的事情上。在面对那些评论家列出的重要事情时，人们会感到无能为力或不知所措。
在大多数国家，与体育相关的人士在政治上通常都是保守派，这些人包括教练员、运动员、比赛转播解说员、球队老板或管理者。尽管很多人知道，有一些运动员和教练员是政治自由派，但他们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们不像多数人那样是保守派。在这里，保守派指的是那些遵循传统方法或观点并想要一直保持现状的人，而自由派指的是那些不受独裁主义、正统束缚，并接受和寻求改变现状的人 [1] 。对职业球队的老板们来说，让一个可以支持他们、受他们影响的政治结构维持现状，是对自己有益的。同样的，大多数体育组织的领导者都不希望改变那些使他们成为领导者的社会准则。
一般而言，教练员的观点比较保守，他们坚定地相信传统价值观：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坚定不移、尊重权威。至于社会，教练们通常想维持现状，拒绝改变。事实上，美国的教练常常担任着独裁者的角色
，每次比赛后，公众会对教练的工作表现作出评判。他们对比赛结果负有责任，而如果输的次数太多，他们就只能下课。因此，教练们都愿意通过控制运动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运动员如何着装、如何表现、留什么样的发型、如何描述他们的学校以及如何和媒体打交道，他们都有自己明确的观点。教练们关心的还有影响运动员参赛资格的学业成绩、运动员的朋友（因为他们可能会让他惹上麻烦），甚至连运动员的男女朋友也不例外，因为这会让运动员分心。
在政治倾向上，运动员往往会追随他们的教练，运动员不会质疑自己的教练，因为他们被同龄人羡慕、被成年人追捧、被年幼的孩子们视为英雄。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很高，尤其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如果继续踏上职业道路，他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一般的体育运动员乐于参加体育运功并服从不同教练的指示。为了成功，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严格要求，他们学会在身心方面敦促自己，如果成功了，想要继续成功的愿望会鼓励他们继续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这样他们可以继续自己的成功之路。
知名运动员从小就被教导说自己代表的是他们的父母、同龄人、社区和学校。教练员警告运动员，不守规矩的行为会给寄希望于他们的人带来不好的影响，运动员知道他们的行为方式必须为社会所接受，必须遵循现存社会的标准。团结凝聚力是成功的一个要素，尤其是在集体运动项目中，教练员和其他运动员喜欢那些与他们思想一致、目标一致、并愿意为团队利益做出牺牲的队员。那些不听指挥的队员是不被接受的，除非他们的体育表现异常卓越。因此，体育能够促进人们遵从正常的行为规范。然而，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一样，在一些个人化的体育项目中，如壁球、网球、田径、体育和滑雪，运动员并不像团队体育中的运动员那样是保守派。另外，女性运动员不像男性运动员那样保守，大概是因为她们对现状有所不满，希望发生改变。
体育参与可能会改变人们的态度、意见和信仰吗？一些人可能会很快用自身的经历来回答，而另外一些人则不会马上回答。许多年来，体育确实戏剧化地再现社会的不平等或不公正、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对同性恋的憎恶。
一般而言，冠军运动员是有机会和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的。拳王阿里表达了他对征兵、战争和种族歧视的观点。由于感慨黑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他将其在罗马奥运会所获得的金牌扔入俄亥俄河中。网球运动员亚瑟·阿什也就同样的事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用的方式和阿里有所不同。网球运动员玛蒂纳·拉夫拉蒂诺娃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没有隐瞒她的同性恋生活方式，但同样受人欢迎。柯特·弗拉德为了争取运动员自由签约和职业运动员的一点点自主权几乎牺牲了他杰出的棒球职业生涯，他痛恨运动员在被老板买来买去时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处境。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田径200米决赛，美国运动员汤姆·史密斯以19秒83创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了金牌，他的队友，前 200米世界纪录 19秒 92保持者约翰·卡洛斯获得铜牌，在颁奖仪式上，当乐队演奏美国国歌和美国国旗冉冉升起时，颁奖台上的这两名黑人运动员一反传统，深深低着头，同时分别举起了戴着黑手套的右手（史密斯）和左手（卡洛斯），以示伸张黑人权利和抗议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这个举动是他们事先策划好的，黑手套是史密斯的妻子带进场内的。这次事件被媒体称为“黑权事件”，是指美国黑人运动员利用奥运会颁奖仪式进行的一次抗议美国种族歧视、争取黑人权利的行动。他们的举动使在场的黑人观众和黑人运动员感到兴奋、赞同，也得到了不少非洲国家的支持，但也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不安和震惊，认为颁奖仪式是一项神圣和庄严的活动，是国家的荣誉、运动员的光荣，也是国际奥委会对该国奥委会及其运动员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做贡献的一种表彰和奖励，史密斯、卡洛斯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奥林匹克宗旨，因此国际奥委会要求美国代表团对史、卡 2人进行严厉惩罚，墨西哥政府也做出了对他们两人限期 24小时离境的决定。
一向对他国人权说三道四的美国，此次后院起火，大丢脸面，狼狈、尴尬而又无可奈何，美国人心明肚亮，他们之所以能在世界体坛称霸，挑大梁的是黑人运动员，特别是田径、篮球、拳击项目更是如此，许多优秀黑人运动员驰名世界，如田径中一代天骄欧文斯、拳王阿里等，他们为美国挣得了荣誉，却得不到尊重，享受不到与白人同样的待遇。例如，在柏林奥运会上 4夺金牌的欧文斯，后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与马赛跑；在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包揽 2个全能冠军的索普，在贫困潦倒的生活中含冤去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次史、卡 2人的举止，是黑人积压在内心中愤懑的一次总发泄，是黑人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政策的正义申诉。
这些例子说明了一些运动员是如何利用体育来使社会做出改变的，他们是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唤醒了人们的意识，激发人们停下来讨论他们的观点。在一个总是保持现状的制度下，他们坦率的行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国家间的体育竞赛活动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体育交流可以先于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为建立、恢复外交关系创造条件。例如，20世纪 70年代初我国就是成功地运用了“乒乓外交”的手段，对实现中美建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1998年，美国和伊拉克的摔跤队互访，其实质就是两国政治外交的前奏和试探。再如，美国运动员如果赢得了超级碗、全美职业棒球冠军赛或其他重要赛事，就很有可能接到美国总统打来的祝贺电话。在过去的 50年里，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会利用自己的体育迷形象来融入民众中。总统们为棒球赛季开球，观看美国网球公开赛，并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尼克松总统甚至向华盛顿红皮队建议他认为该队在夺取超级碗桂冠中应该使用的打法。尼克松可能是第 1个利用体育社交和其个人对体育的热忱来树立起大众形象的美国总统。
对那些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运动员来说，最令人羡慕的奖赏是在成功之后参观白宫。年轻运动员会牢记这一经历，并把它看作自己人生中的重要一幕。总统和其邀请的政治同盟利用这个机会获得人们更多的支持，并以个人的身份表达对重大竞技赛事获胜者的钦佩。克林顿与众多摔跤、足球、篮球等体育明星结为好友，目的是从中拉选票。
并不是现代的政治家发明了体育来提升形象的做法，几个世纪以来，国王、女王和国家领导都一直抓住体育比赛的机会来发展公共关系。现在的政治家只是在效仿前人常用的做法而已。在美国，州长、州议会成员、市长和其他政治人物从来不会缺席洲级或者市级的重要体育活动。在有市队参加的比赛中，市长们几乎总是会就比赛结果打赌，如果输了，他们就分发本地的特产作为象征性的奖励。媒体在赌注上做新闻，而政治家们则在赛前和赛后都获得了公开露面的机会。另外，在美国地方，像大学和高中教练这样的名人，都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名声当选市长、政府长官和社区领导这样的公共人物。
政治与竞技体育最直接的连接方式就是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员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参加国际竞赛活动的，因此他们的成败胜负就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体育赛事中充满了爱国主义标示，这些标示通过鼓励人们赞美共有的遗产和文化，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运动会以奏国歌拉开帷幕，军队进行缤纷多彩的演示，军用直升机做飞行表演，行进乐队演奏着激动人心的音乐，中场休息的仪式上也充满了赞美国家文化和历史的歌舞表演。
在美国，有一项橄榄球比赛突出表现了民族主义与体育的结合，那就是西点军校对海军学院的比赛。到现场观看这一传统赛事的观众人数达 10万人。比赛通常在费城举行，全国的电视观众都会观看。数十年前，这项比赛不仅仅是 2个学院的较量，还培养出一些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尽管这些年 2支球队的水平有所下降，但这一赛事仍然是值得纪念的。比赛的盛况和氛围以及 2所学校的学员喧闹而活泼的呐喊助威，均营造出不同于其他任何大学体育赛事的氛围。随着美国空军学员不断改进他们的体育活动计划，有时它的橄榄球水平是这 3所学院中最高的。但是，西点军校对海军学院的比赛仍然享有一定的威望。美国、军人、这个国家年青一代中的佼佼者以及不可抵挡的爱国主题贯穿了整个比赛日。不管水平如何，比赛都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
民族主义表达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尤其在战争或灾难时期，如美国的世贸大厦遭到袭击时，爱国者心中的悲痛将所有公民团结在一起，共有的悲剧让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当国旗这样象征国家的标志出现在体育比赛中，并通过电视转播出去时，不管人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数百万人都会为祖国感到自豪和骄傲。奥运会是最善于利用民族主义情感的体育赛事。希特勒把 1936年柏林的奥运会变成了日耳曼纳粹分子的宣传表演会，他举办奥运会只是为了展示纳粹政府的优越感和生活方式，作为对纳粹的让步，美国队从 4×100米接力赛中换下了 2名犹太族短跑选手。另外，面积只有加州那么大的东德在 1972年奥运会上获得了 90枚奖牌，这一奖牌总数就其国家的面积而言要多于世界任何国家的奖牌数。与美国获得的 94枚奖牌和苏联获得的 125枚奖牌相比，这 90枚奖牌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从1972年起，人们开始怀疑东德这种为其赢得大量奖牌的选拔和训练体制，因为东德政府鼓励虐待年轻运动员，滥用违禁药物。东德运动员的成功激发了民族自豪感，但是这种自豪感经过揭露就变成了民族的尴尬。
奥运会也会被用来公开国家之间的争端。1948年，英国伦敦举行的第 14届奥运会，因阿拉伯人威胁要抵制运动会，以色列被拒绝参加。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国际奥委会，台湾抵制了奥运会。原民主德国不被承认，拒绝入场，最后，2个德国作为一个队参加比赛。1956年，由于苏伊士运河战争，一些阿拉伯国家抵制了奥运会。由于国际奥委会接纳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退出。匈牙利事件使西班牙、瑞士、荷兰宣布退出，以示对苏联的抗议。1960年，南朝鲜进入奥运会，北朝鲜宣布退出。国民党被迫以“台湾”的名义参赛，在开幕式上，他们举着告示牌，通过检阅台，以示抗议。1964年和 1968年，南非因实施种族隔离制度，被禁止参加比赛。这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看法。无疑，由此引起的公众关注迫使这个压迫黑人数百年之久的政府进行了一场重大改革。1976年，28个非洲国家因新西兰橄榄球队访问南非而抵制了奥运会。同时，加拿大政府拒绝对台湾发签证。1980年，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家抵制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 22届奥运会，以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另有 16个国家在开幕式、闭幕式上不打国旗。而只打奥运会五环旗。1984年，前苏联、原民主德国、波兰等国拒绝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并从洛杉矶奥运会上召回了所有的运动员，以示对前 1届奥运会的报复，剩下美国人自称取得了所谓的成功。198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拒绝参加在韩国汉城举办的第 24届奥运会。从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出，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结合、相互服务、冲突、对抗）日益密切，并与日俱增，体育运动成了没有军事装备、没有硝烟的“战争”，出现了体育运动进一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向政治靠拢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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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2001.11 th ed.Springfield，MA：Merriam-Web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