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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意义上，政治是指社会生活中权力的取得和使用过程。由于各种原因，体育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运动员参加比赛，在开幕式上运动员按国别入场，运动员在仪式上宣誓自己效忠的国家，他代表的是国家，而这个国家必然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国旗为获胜者而升，国歌为获胜者而奏，运动服上标有国徽。第二，政府负责培养运动员，并负担进行训练和比赛的费用。第三，因为体育组织本身就是机构性的，这种性质导致在体育组织内部和体育组织之间必然存在着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有人主张体育与政治无关，提出“当你把一只脚跨进奥林匹克大门的时候，就把政治留在了门外”，但是体育不可能存在于文化的真空中，它是社会的内在成分，体育不可能离开创造、组织、开展体育运动的人而存在，这些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和控制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体育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
政治制度决定了体育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政权颁布法律、政策、法令，规定着体育的宗旨、方针、政策，由专门设立的体育机构以强制性的手段监督执行，并通过任命体育机构的领导人有效地掌握体育领导权。
谁能享受体育的权利，是判断和确定体育性质的标志之一。它也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例如，在我国奴隶社会，由于当时“学在官府”，教育权和受教育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教育表现出强烈的不平等性，奴隶主的子女可以进入学校学习包括体育在内的教育内容，接受体育技能的训练，从而有时间、有机会并且有能力参与体育训练；而奴隶的子女毫无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只能靠长辈的口传心授学习一些劳动的技能，没有权利参与体育锻炼。再如古埃及的自由民十分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不仅强调道德和智力的培养，也十分关心身体健康。在古埃及有专门培养上层社会子弟的贵族学校和学校。古埃及人对安全分娩、婴儿养护、疾病治疗等已经有系统的知识。孩子从出生起，就受到各种保健护理。婴儿开始学步时，父母便让小孩光着身子在空气新鲜、阳关充足的户外尽情地活动、嬉戏。幼儿时期，给孩子玩各种玩具。少年阶段，玩蒙面猜人、捉迷藏、骑人马、滚铁环、抽陀螺、玩球戏等体育活动。青年时期，到户外做各种游戏和各种球类活动，参加跑、跳、拳击、摔跤等强度较大的体育活动。比赛活动培养了古埃及青年团结合作、遵纪守法的品德。古代西西里史学家底奥里多说：“古埃及人的生活方式仿佛是由一个按照身体健康的需要来确定生活制度的高明医生拟出的。但是，古埃及森严的等级制度使上述活动仅仅限于以法老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内部。奴隶子弟学习的只是作坊劳动操作技巧。”
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由于政治和宗教的原因，运动员必须是希腊血统的自由民，在道德上没有污点，战俘、奴隶和异族人不得参加比赛，妇女连观看比赛的资格都没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面上受教育的（包括体育）权利好像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决定受教育权利的是金钱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在学校中可以接受平等的体育教育，有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国家政治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的权力划分、职能配置、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等关系模式的总和。一般来说，政治体制有 3种类型：一是中央集权制，如前苏联；二是地方分权制，如美国；三是结合型，如澳大利亚。
中央集权型的政治体制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由中央向地方发布行政命令，地方按命令执行，没有自主权，这种体制对集中有限的资源完成国家重大任务是十分有效的，但忽视地方积极主动性；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中，地方政府自己有很大自主权，可以自由决定辖区内的许多事物，这种体制能使各地区按照自己的实际制定发展措施，采取相应的手段，但也容易造成政出多门，甚至与中央政府利益冲突的情况；结合型政治体制努力集中前 2种体制的优点，避免不足。
不同的政治体制对群众参与体育热情有重要影响，以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为例，可以明显地发现这种影响。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苏联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模式，这种政治体制曾使我国迅速从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旧中国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成功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迈进，应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体育的内容方式主要是由国家政府决定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1952年，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内百废待兴，刚刚经过 8年抗日战争和 4年解放战争，一方面工农业生产亟待恢复发展，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试图趁机反攻大陆。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的背景下，大众体育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国家意志的成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随着 1954年《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展开，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潮空前高涨。1958年提出的体育大跃进，对我国大众体育产生很坏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如要求在《劳卫制》通过率上，提出 10年内全国通过 2亿人；关于农村的体育场馆建设，提出 5年内每乡要有 2个体育场、1个体育馆、1个游泳池的标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导致一些地方体育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蔓延，出现了“体操城”“全市劳卫化”以及职工“挑灯夜战做体操”、农民“普及田间广播操”等，严重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体育参与热情。“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体育遭受严重破坏，农村体育虽有畸形的“兴盛”，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的原因，当时的体育活动项目只是体操、广播操等的表演，毫无选择的自由，只能使人民体育热情再次降低。
改革开放后，人民物质生活逐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享有更多的文化休闲活动的权利，要求可以自由地选择体育活动的项目和方法。这样就要求改变原有政治体制中对社会体育的约束，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国家对体育的直接管理变为宏观调控，群众有充分的自由选择喜爱的体育项目。特别是 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保障了广大人民的体育权利，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有了很大提高。从对我国体育人口的调查看，1996-2000年，我国体育人口增加了 1 000万，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充分说明了人们体育参与度的迅速提高。
由于统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占有体育的支配权，可以通过国家的法律、命令等形式来影响社会对不同体育内容的参与。
在西周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统治的需要，强调等级观念和伦理意识，社会上体育参与的内容也是以礼仪教育为主。六艺中的“礼、乐、射、御”都或多或少含有体育的内容，但核心是“礼”。例如，讲究射礼的五射中的“襄尺”要求在尊卑者同射之时，不能并肩而立，卑者必须退后一尺，射礼要求“射不主皮”，并不强调力量而强调“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对此孔子有一段自己的见解：“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种情况下，社会上从事体育活动自然也就限于那些体现这种要求的活动。
在战乱纷起之时，军事体育必然兴盛，社会以武术技击为代表的显示力量的体育项目受到欢迎，如《管子·小匡》中记述齐桓公向乡大夫征集拳勇人才时说：“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同时还要治罪。在这种情况下，拳勇必受到社会的重视，练习者必多。公元3世纪，西晋以后的黑暗政治和频繁的战争，加深了封建统治者的危机感，因此在统治阶层中十分流行聚敛财富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此时由于玄学、道教、佛教的影响，人们往往以静息养生、人仙成道为追求目标。随后在医家的影响下（如东晋的葛洪、南朝的陶弘景、隋唐时期的巢元方、孙思邈等），开始由静向动静结合转化。
唐代天下太平，经济发展较快，体育娱乐活动也很快发展起来，即使是文人也常以剑术健身娱乐，如李白。一些人把剑术与舞蹈结合起来，创编具有独特娱乐欣赏价值的“剑舞”。棋类、蹴鞠、马球、步打球、木射等不仅在宫廷中开展，在民间也广为流行。另外，简便易行的体育娱乐活动，如荡秋千、放风筝、踢毽子、抽陀螺、拔河、跳绳等更是普遍，直至今天仍为中国民间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成了广大劳动人民参加和观赏各种体育娱乐的盛大节日。唐代以后，由于社会处于经常性的动荡状态，统治阶级出于政治上需要，鼓励广大民众从事体育锻炼，特别是武术、弓箭等。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民间的体育社团。据记载，南宋京城临安有多种“社”，如练习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打拳使棒的“英略社”等。当然也有一些统治阶级及其子女和富家子弟从事一些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如蹴鞠、下棋等。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遭受“几百年未有之耻辱”，中国要改变现状，首先要“强民力”，民众纷纷参与体育锻炼，有的从传统武术寻找出路，有的则学习西方体育，这时社会上的体育活动均是从强烈的功利目的出发，休闲娱乐体育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这种渴望从体育上寻找解决国家民族出路的思想在我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也是作为体现社会制度优越性和扩大政治影响的宣传工具而受到重视。在 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我们的“乒乓外交”和排球的“五连冠”使社会上掀起“乒乓球热”和“排球热”，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中政治影响体育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今天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国家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正逐步淡化，群众对体育的自主选择和参与的热情高涨，但政治对体育的影响会始终存在，正逐步由直接控制变为宏观的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