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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际上有人评价中国曾经是世界综合国力很强的国家。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的国度》中指出，“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宋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毫无争议的全部都属于中国人。”
他还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内，仅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发现和发明就有100多项。中国不愧为有“盛唐”、不愧为是“四大发明”的国家……据考证，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未低于20％（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820年竟达到历史最高峰——32.9％，然而中国由盛转衰的种子在15、16世纪已经埋下。16世纪初，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与此相对照，中国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制度性障碍，使其固步自封，闭关自守，逐渐衰落。1820年，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经济和社会却步入了迅速的衰落时期。因而，中国在20世纪，先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设想，然后又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如果单纯分析中华复兴，那么复兴是一种兴盛，但又不是一般的兴盛，而是一个大国从落后转向发达的景象；复兴是一种发展，但又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个大国改变世界政治生态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因此，一个大国的复兴与崛起必然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
现代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是新中国的成立，但是作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崛起是始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快速进入发展历程的，其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但它全面崛起尚未实现。全面分析，一个国家崛起的主要标志是综合国力的提高。过去，我们对国家崛起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一是片面过分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二是偏重于追求有限的经济指标。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使用人均GDP作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对比以及衡量自身发展程度的参照标准。当今，人均GDP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并不是惟一的标准。国家的崛起，最根本的是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科学技术、教育和人口素质的全面发展。为此，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只有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在人均GDP、科教、人口素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并逐渐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的复兴。
关于中华复兴与中国崛起，国际上出现了的多种声音：有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四处宣扬“中国威胁论”；有人宣称表面繁荣的中国，实际危机四伏，面临崩溃。从历史经验看，任何大国的复兴都将导致世界权利格局、利益格局乃至观念格局的重大调整，甚至导致全人类的不安，国际上称之是一条“铁的规律”。
鉴于中国曾经辉煌和遭受百年屈辱的历史，这样的复兴还可能引致西方国家害怕被复仇的恐惧。西方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变得越强大和富有，就越需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愿意并有能力为其利益而战。还有许多西方人士认为，中华文明复兴面临着许多困难几乎无法克服。在他们看来，中国面临的重要困难是人口负担太重，提高人均收入的难度极大；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生态环境恶化，无法满足经济高增长的需要；教育水准太低，劳动力素质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缺少政治制度的保障；地区差距扩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的未来充满变数，即使避免其陷入混乱，中国的成功也不会持久。21世纪初，我国应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强化了“中国贡献论”和“中国机遇论”的声音，并努力提高其国际舆论的宣传能力和国际形象的塑造能力。中国政府为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华复兴的种种疑虑，为深入批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消除国外对中国发展的疑虑，积极确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十分重视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课题。2003年11月，在中国海南博鳌论坛上，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同志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中，最先指出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因而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地崛起。也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2004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海南博鳌论坛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指出，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月，曾庆红同志在上海亚太经社理事会上发表的讲话中亦强调，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路线方针。如果中国和平崛起得以实现，这必将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后来，国家为了避免由于和平“崛起”而引起的争议和种种扩张的怀疑，最后确定以“和平发展”作为今后的强国战略。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白皮书还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2007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人民日报》就“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进一步明确，“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决定的，是由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由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和平发展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因而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这些都已明确表明，和平发展的战略是中国与世界全面繁荣的需要，是历史的选择，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人类文明的交汇中，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之路。这一过程将贯穿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吸收世界优秀文明与立足本国实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对外和平与对内和谐四个结合。和平发展，首先是指中华文明复兴的本身是和平的。其次，是指中国将采用和平的方法复兴。再次，是指中华文明复兴将有利于世界和平。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因为如果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快的中国不稳定，无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中国只能以和平发展的心态应对国际上各种挑战，并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责任大国，其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必将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如果中国处于贫困或动乱之中，是不符合其他国家利益的。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世界的繁荣，也有利于世界长期的稳定繁荣。因为中国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丰富，社会政治稳定，发展势头强劲，这些都将会给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机遇和实际利益。反之，中国的经济社会的秩序混乱，将会严重地影响世界的繁荣。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国内的环境。这样，国家可以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这十分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其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将为台湾经济和政治融入大陆创造条件。尽管目前“台独”势力在加速发展，但就经济关系、文化整合与长远观察，中国的“和平发展”仍有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即使“台独”活动升级导致台海危机甚或战争的爆发，尽管这对中国“和平发展”产生影响，延缓其进程，但大陆和平发展的态度与实际行动，将有利于消除台湾政府和人民的恐惧和疑虑，并形成一个新的台海和平稳定的机制，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契机。
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将进一步展现她作为爱好和平的大国力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有利于建立更为公平的世界新秩序。这将会使中国以“和平大国”、“文明大国”、“可亲大国”、“和谐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
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综合国力提高的结果。目前，国家实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行业都要面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华和平发展的基本素质。因此，中国若能成功地承办北京奥运会，那么它必将成为促进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和平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过程不仅是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更是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亲和力等软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国的和平发展更需要文化的崛起——软实力的增强，那么世界各国就会觉得中国是“朋友”、愿意与中国合作。这样，良好的国际认同又将促进中国的全面发展。当今的奥运会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最好的载体。中国承办北京奥运会，恰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加深对中国和平发展了解和认同的良机。根据日本东京奥运会和韩国汉城奥运会的经验，一个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即“硬实力”越来越强，在这个基础上，要实现再次腾飞，就必须提高影响力和全球对其的关注度，即“软实力”的亲和力与吸引力，促进世界各国对它的认同，而东京和汉城奥运会正好做到这一点，使举办奥运会成为东道主政治和经济腾飞的契机。所以，加强北京奥运软实力的建设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和平发展的模式得到世界的认同。
北京奥运会将为中国提供展示自我的良机，这不仅是由于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数以万计的参加者和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将亲身经历奥运会的盛况，从而更多地了解中国人的素质，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准。而且随着当今现代科技的发展，北京奥运会的盛况和中国人的素质，将在历史的瞬间传播到世界各地。1992年奥运会电视收视规模为166亿人／时，到2000年奥运会，这个数字猛增至418亿人／时，观众的绝对数字为37亿，占世界人口的62％。预计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电视收视规模将达到450亿人／时，甚至会更多。如果国际上一些国家与集团，借助北京奥运的传播平台，并针对我国承办北京奥运会工作的漏洞和以往的体育弱点，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威胁论”，那么我国在国际上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则难以预测。如果我们主动抛弃金牌之上的狭隘的单纯“为国争光”的民族情怀，以北京奥运会作为宣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平台，那么未来中国和平发展的效果将会更好。可以说，未来北京奥运会将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对外交流的盛会，是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赛会，也是中国人民深入了解世界的赛会。因此，2008年中国北京积极承办一届“和谐”的奥运，必然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而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及人民和平发展的态度。
总之，和平发展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必然，是国家社会改革的需要，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期盼。中国如果能成功地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面对现实，将是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表现；面对未来，将是国家和平发展的象征；面对中国体育自身，将是国家体育真正国际化的需要。当今，扬弃中国传统的专制的和平观，并使之与国际社会的民主的和平观相适应，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的课题。因此，研究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和平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为促进北京奥运会稳定与国家和平发展提供依据颇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