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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 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显现出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竞技运动。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 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 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 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 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年。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奥林匹克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 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 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 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宗旨，那么，21 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黏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作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 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50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20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民族几乎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来，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近代的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 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 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20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再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但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绝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欢迎它吧，一个东西方文化各领风骚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