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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出版《文明冲突》一书，在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成为一系列学术争论的开端。亨廷顿在书中写道：“冷战结束后，影响国际政治的最重要因素不再是西方国家，而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非西方文明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碰撞。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不再是西方文明殖民侵略的对象，相反，它们与西方文明一起，正在塑造和改写历史。”他的中心论点是，由于“未来世界的争端将与错误地把文明分割开来的文化分界线息息相关”（1993，第25页）。时代已经从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上升到实践多元文化主义，亨廷顿的观点，把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两个关键前提——普遍适用的理念和多元文化主义现象——连接起来，因此与现代奥林匹克理念息息相关。考虑到文化冲突对西方世界的长远影响，亨廷顿总结到“西方国家必须加强对其他文明的基本宗教思想、哲学理念及其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的理解”。
其实，早在一年之前的1992年，约翰·麦克阿隆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奥运理念（Olympic Ideology）没能成为链接实证主义西方思想与非实证主义西方思想之间的纽带。他说：“大多数情况下，‘奥林匹克主义’仍不过是西方人重演旧时代智力战争的地方，而非在新全球秩序下重新思考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舞台。”在其另一本关于科学、奥林匹克主义和文化关系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著作中，麦克阿隆对欧洲科学的乐观主义提出批评，他说：“（欧洲文明的）文化空间和时间并未、也从未达到它所宣称的程度。它的存在论，如同由此滋生的形而上学国际主义一样，不过是当今世界影响各国人民的许多存在论之一。”
更甚者，一个世纪以前，关于在人类生活和物质文化领域出现的国际化现象，顾拜旦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四海为家的生活是否会促进国际友谊？”并以此为题，撰写论文，这个问题也是本文的主要课题。本文将研究奥运理念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世界的奥林匹克主义是否有利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将着重论述奥运理念，它与社会需求紧密相关；第二部分将讨论作为一种复杂现象的多元文化主义，尤其是它的某些形式与核心奥运价值背道而驰，不利于增强国际理解；最后，我们将研究奥林匹克理念与推动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代奥运理念开始于19世纪末期，其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启蒙运动思潮、英语教育系统和自由人道主义等。帕里描述到，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且“在其历史遗产和传统的基础上，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对哲学层面的人类学——一个理想化概念，指为社会（意识形态）重视并通过各种正式、非正式机构生产和再生产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Macridis认为，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一套体现群体或社区特征的、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信念或思想、甚至态度”。然而，本文却有必要把哲学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虽然奥运哲学涉及思想和价值观，两者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奥林匹克主义的目的却是能够激励人们形成采取行动的信仰（如对卓越、平等、和平和国际理解的追求等），这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区别所在。在试图满足的社会需求方面，理论和意识形态也是辩证统一的。奥林匹克主义与多种社会、政治和文化需求息息相关，如平等、教育、健康、尊重和卓越等。因此，顾拜旦的奥运理念提倡通过体育活动重建社会结构、进而推动社会改革，这从本质上来说是改革主义（如赞成逐步改进等）。顾拜旦所提倡的奥运理念是全人类普遍适用的，尤其是鼓励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以实现其改革理想。Macridis认为，“因此，意识形态涉及行动和集体努力”。奥运理念是具有理想化国际社会特征的一整套思想和社会需求辩证融合的结果，奥运会便是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然而，社会需求和理论并非凭空而生，两者都属于具体的文化产品范畴。现代奥林匹克主义具备许多启蒙运动的特征，而后者是“文化”和“文明”相互关系的创建者。正如史密斯所言，“许多文化与西方社会独特的历史和社会逻辑之间的关联，都是在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碰撞过程中产生的”。进而，他表示，“其结果是，欧洲社会把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占领看成是一种文明进程”。“文明的人”这一概念就是对上述文明进程的最佳概括，它是对美学、伦理学和认识论许多问题的评价，以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1841年，英国橄榄球精英学校校长、现代体育奠基人之一的托马斯·阿诺德博士说到：“拒绝借鉴吸收欧洲文化的民族将逐渐衰落，并最终灭亡。”（选自Powell，1995，P.203）。这一观点对顾拜旦产生重要影响。与顾拜旦关系最为密切的同事之一、国际奥委会第一名美国成员的W·M·斯诺恩教授对此也表示赞同。斯诺恩对现代奥运理念的描述，侧重于其“通过频繁的和平交往，形成和加强各个文明国家之间本应存在的友好联系”。（选自Houghton，2005，P.159）。毫无疑问，斯诺恩所说的“文明”，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自从1896年诞生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发展了一个多世纪，但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它的发展模式也仅限于19 世纪末形成的、由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欧白人创建的模式，而不允许其他模式的发展。
在《文明进程》一书中，诺伯特·伊里亚斯把文明的概念总结为：“过去两三个世纪内，西方社会自认为比早期社会和‘较原始’的现代社会高明、并有以之为傲的所有地方：技术水平、行为方式、科学知识和对世界看法的发展等”。但不同学者对此的阐释却大不相同。例如，德国的Kultur特别强调民族差别和群体身份，且与推动标准化和普遍主义的启蒙运动背道而驰。正如伊里亚斯所言，“法国人和英国人以其各自的‘文明’为傲，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文明’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想被看成和断定为自己意义的‘文明’的人”。
启蒙运动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包含具体政策。它认为，既然理性是全人类的共同特征，那么，国家机构、道德、教育和其他思想系统都应当建立在共同原则的基础上，且适用于全人类，而不为他们各自的文化和历史所限。Benedict Spinoza总结到：“自然的目的是统一全人类，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两个世纪，消除人类及其观点、评价和机构的差异的努力，是欧洲智力史的中心和主要话题。”（选自Perry，1992，P.161）启蒙运动的策略与顾拜旦的奥运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
自从1894年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以来，如何在实现全人类普遍适用的诉求的同时，给予不同文化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奥运理念对此一直含糊不清。在顾拜旦普遍适用的奥林匹克主义背后，是强烈的排他逻辑；而且今天，这种逻辑仍在种种掩饰下无多大改观。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文化、阶级分化和性别。顾拜旦的计划是，创建一个自己负责招募新成员的主管团体（即国际奥委会），旨在传播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模式。他认为，这个主管团体应当包含“三个统一领导的部门；一个由全职、活跃成员组成的规模较小的核心领导层；针对愿意坚守正确路线的成员的培训机构；一个由功能各不相同的成员组成的机构，其目的是满足各民族的民族荣耀感，增强整个团体的声望和可信度”，且“领导力从中心向四处分散，因为保卫自由、维护民主的最佳办法并不总是违背自身意愿、屈从大众意志”。
在顾拜旦看来，非西方社会的社会进步观点也同样是一种威胁。为保证自己的观点不被曲解，1919年，顾拜旦出版极端反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Le Dileme》一书，并在书中称列宁为“红色沙皇”（Boulonge，1993，P.23）。显而易见，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建者们从未认真考虑过给予其他（非西方）体育文化应有的承认和尊重。相反，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对现代体育的作用争议颇大，而某些国家和群体（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妇女）也只是某种必须遵循的文化模式的被动接受者。道格拉斯·布朗（Douglas Brown）在1996年评论道，“毕竟，对顾拜旦而言，更重要的使命是把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培育为现代体育观众”。21世纪奥运理念与一个世纪前相比，也并无多大进步，且正如麦克阿隆强有力地指出的：“在奥运理念的定义、去狭隘主义和重新焕发活力方面，也没有任何进步。”这一观点在许多研究中均有所体现，包括奥林匹克运动的排他特征、妇女作用的不充分（Hargreaves，1994，Henry et al，2004）以及强迫柔道——一种非西方、非奥林匹克的运动形式——遵循西方竞赛和成绩计算规则的压力（Villamon et al，2004）等。
现代奥林匹克主义形成于越来越物质化的西方文化，它宣扬文化的“发射模式”（transmission model），把观众看成是被动群体；它重视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组委的解释作用，认为它们是传播奥运理念的两个最重要机构。因此，判定价值的基础，并非由奥林匹克主义推动的文化实践者们的现实经历，而是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组委的判断评估——它们也具备这个能力。关于这一点，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更详细地讨论。
然而，顾拜旦的奥运国际主义却不止如此。正如摩根所言：“最好把顾拜旦的国际主义理论看成一种道德存在论、一个高声强阶段；它宣称，了解他人（他们的核心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给予他们应有的道德和尊重、用他们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我才能认为顾拜旦是在说我们要实现与他人的团结，而不是压制或曲解他们的文化身份，不是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克隆人。”显然，顾拜旦真诚地赞成文化多样性，但正如上述例子体现的那样，他和追随者们都没能把奥运理念及实践发展为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现象。
奥运理念宣扬的思想包括：个人是人类和谐发展的关键；卓越和成就；在竞技体育活动中竭尽全力；相互理解、公平、公正、和平等；形成长期友好的人际关系；国家之间的和平、容忍和理解；文化和艺术的结合（Girginoiv和Parry，2005）。同政治理念一样，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奥运理念也是立法（其推动建立的规则和道德原则被写入奥林匹克宪章）、团结和激励（让参与者感受到一种归属感）、领导力和操作（规范化观念和行动过程）、交流（提供一种共同语言）、表达（为青年人提供一种表达希望和需求的途径）和批评（针对社会问题，如战争－和平、静止－活跃，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以及不公平－公平竞争）的来源。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奥运理念不止是简单的针对社会需求的思想体系，它还激励个人和组织采取行动，实现它提出的理想。实现以上目标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对奥运理念的不同使用，尤其是把它转变为具体知识，指导实践。奥林匹克主义产品的主体是标准化的机构设置，包括宪章、规章制度、草案和促进奥林匹克主义的各种活动等。最近的奥林匹克产品，是两个全面、普遍适用的项目——奥运知识转化（Olympic Games Knowledge Transfer）和奥运形象保护（Olympic Games Image Protection）。这两个项目将各个方面的奥运知识和形象编写成标准手册和指导原则，还制订和实施了相关的物权系统。物权，正如威默所言，是“与物体使用相关的人类关系”，且“物权系统包括权利及确定权利的正式和非正式机构，它是经济交流的构建者，包括有关交换和积累物质、人力和智力资本的决定等”。由于奥林匹克物权系统导致资本创造的不均等，这将对文化交流的本质和频率产生影响。
因此，简单地认为商业化和媒体操作不利于奥运理念及其最高表现形式——奥运会的发展，这种想法是无知的。相反，奥运理念本身就应当对奥运会的商业化和媒体有选择地呈现的体育形象负责。在此，本文将引用Mukerji （1983）对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详细研究和分析。她首次提出，物质化的文化和产品商品导向的新型消费是工业革命中技术革新的先决条件，而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结果。因此，奥运理念并不仅仅是被动的知识体系；相反，它积极地寻求政府和媒介伙伴的帮助，促进自身发展。对此，巴尼、斯蒂芬和马丁（2004）以大量细节事实，阐释了奥林匹克主义与商业之间不断发展的相互关系，而罗（2004）则研究了奥运－媒体关系，并提出许多精辟见解。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奥运理念进行了阐释，它是与西方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的一整套思想，是出现于19世纪欧洲的特殊文化产品。与启蒙运动相似，奥运理念代表着一种文明进程，它把文明和文化联系起来，并在使用上文提到的策略的基础上，推动标准化和普遍主义的发展。第二部分将讨论多元文化主义，明确奥林匹克主义和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在哪些领域出现互动交流。
正如摩根所言，顾拜旦是个不折不扣的最高纲领派国际主义者。他关注文化的生存和繁荣，认为存活下来并繁荣昌盛的文化同时也是积极学习的文化。他写道：“学习——这是增进国际友谊的真正秘诀；无知导致偏见，只有学习才能消除。”“多元文化主义”并非是在19世纪末期突然出现的，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海斯所说：“在不确定自己民族和种族未来的西方文明社会，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人们思考日常生中的社会整合时争相引用的对象。”这就是说，多元文化主义并非一个客观、中立的术语，而是如海斯所言：“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包括各种形式、成效迥异的阻碍力量，不利于理解文化差异的相互关系及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在此，我们将引用霍尔的观点（2000），他说“多元文化主义是普遍存在的”，“它包括控制或解决多元文化社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问题的策略和政策”。国际奥委会管理全球多元文化主义奥林匹克运动的策略和政策将在下部分讨论。在这里，我们将继续阐述不同学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解释，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国际奥委会政策的理解。
奥林匹克运动涉及203个文化迥异的成员国，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具有多元文化主义性和多样性。即便是欧洲最小的国家，如圣马力诺和列支敦士登，虽然其总人口不到3.5万人，但还是具有多种文化。只要看看奥运会开幕式不同国家的入场方式，就可以看出这点。理解了奥林匹克运动内部的文化多样性，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讨论多元文化主义，它与“一个世界的奥林匹克主义意识形态”类似，或者说我们需要考虑多个多元文化主义。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定义和研究办法的著作很多，塔米尔（1995）阐释了狭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两个主要类型的区别，涉及到各自由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广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两个主要类型的区别，涉及到自由与非自由文化之间的差异。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和著作较少，帕里在其著作中说，狭义和广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联系是“聪颖的、正确的和有用的”，且可直接适用于解释和验证奥林匹克主义概念。他还指出了概念（concept）和设想（conception）的区别，提出奥林匹克主义概念是高度普遍性的，而各种设想则更为具体。帕里认为“随着奥林匹克主义概念在时间和空间、历史和地理中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使它有意义的价值观将有更多互相矛盾的解释”。很明显，帕里的观点中包含一些重要内容，但它不能超越西方思想的“普遍动力”。这一点上，亨廷顿认为“世界上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这个观念本身便是西方人的想法，与大部分亚洲社会的排他主义及其对民族差异的强调水火不容”。普遍主义和排他主义不过是把不同文化区分开来的数个基本不同价值观中的两个。多个研究均认为，文化根源是形成价值观的决定性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帕里的论述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需要深入讨论。在展望多元文化主义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前景时，帕里（1999）说：“在增强国际理解和促进多元文化主义方面，最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运动应当继续努力创建和发展连贯的、普遍适用的表现形式——一个每个民族都能全心全意为之服务的概念，并为总思想找到一种独特的、产生于自己文化、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和展望中的未来的表达（一种设想）方式。”正如斯诺恩在其早期著作中所言，上述论述使得类似观点看起来简单而模糊不清。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引用科恩的见解：“在多元文化主义幻想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和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互换位置，学习彼此的生活方式，且不对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产生任何影响。仿佛在直接经验交流中，权力魔术般地丧失了重要性，意识形态也融入面对面交流时彼此之间稀薄的空气中。”因此，如果将奥林匹克多元文化主义与权力关系——形成奥运理念的最初因素——分离，我们就不能全面理解奥林匹克多元文化主义。
更甚者，由于奥运理念倾向于用实在论的观点定义文化，并着重强调文化的共享性，而不是用解释的观点定义文化（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强调它的意义），这加大了理解奥运理念的难度。因此，一些重要概念，如国际主义、竞争、平等、目标、组织、成功和发展等，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或是普遍适用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塔米尔的评论很值得一提，它提出许多关于奥林匹克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结论：“多元文化主义现象导致人们重新思考政治理论中的大部分概念，包括成员资格、边界、公民身份、主权、群体权利和个人权利、多元论、容忍、民主和代表权等。这些概念的传统意义不再适用，他们必须创建新形式，并找到新的法律根据。”同样，维勒特呼吁对西方文化的“主要叙述”（master narratives）展开批评，而色格拉夫则警告说：“尽管奥林匹克主义包含一些理想化倾向和普遍主义性质，它必须反映出与中心不一致的、具备自我意识的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远离那些曾让它陷入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并严重降低其可信度的绝对概念和行为。”
既然奥运理念是一系列从发展体育到环境保护、维护世界和平的策略，且涉及到多个多文化社会，那么，我们有必要简要论述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此，我们将借鉴霍尔的保守、自由、多元、集体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着重论述奥林匹克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主要形式，即霍尔的商业多元文化主义。商业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如果个人与群体的差异得以体现在市场上，那么，文化差异问题将通过私人消费的方式解决，或消融在私人消费中，而不必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长期担任麦当劳首席执行官、国际奥委会全球TOP赞助商之一的迈克尔·昆兰（Michael Quinlan）对商业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进行了阐述，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统治世界各地的快速服务餐饮行业……我希望，麦当劳不仅是个领导者，而是个统治者。”关于奥运会商业化的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它在许多著作和陈述中均有涉及，包括顾拜旦，他在回答“四海为家的生活是否有助于增进国际友谊”这个问题时说：“要使四海为家的生活有助于增进国际友谊，这样的生活必须是精神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即使与它近距离接触，我们也将一无所获；它不会教给你什么，它不是对什么都有利的。”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奥运理念和促进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实践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连贯性。
1990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理查德·庞德说：“我们在自身权力范围内，消除极端民族主义，推动普遍主义发展。通过与媒体展开合作，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可以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防止奥运会被分割成为166个各自为阵的小派别。民族自尊的发挥，也必须遵循一个世界的奥运理念范围。”作为国际奥委会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庞德的话为本文最后一部分的讨论奠定了基石。它引出了这部分研究的三个关键课题：世界的奥运理念、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冲突思想。
如上文所述，欧洲科学理性存在论是奥运理念的思想基础，它认为，人类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与过去一样，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下，奥运理念的主要文化特征是同质化（homogenization）。关于这一点，麦克阿隆说道：“积极的国际实践总是企图为同一性寻找证据，而在过去，同一性是鲜有的，只有文化差异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所表达的那样，奥运理念提倡一种直线型的发展模式，因此与之前所有的奥运会相比，每届奥运会都应当有提高，具体体现在参与运动员的数量、参加国的数量、竞赛项目的数量、最终成绩、媒体报道情况、技术和组织等。在体育教育权利、体育机构、现代训练方法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奥运理念推动着体育发展。因此，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体育的方法，是改正其体育系统的内在不足，把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体育项目转化为符合现代欧洲体育系统规则的体育项目。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必须传授方法，提供必要的物质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体育水平。关于这种发展体育的方法，国际奥委会的“奥运团结”哲学和政策就是一个绝佳例子（IOC，2005）。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在奥运理念的支撑下，奥林匹克运动的总体策略只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发展。有必要指出，它与现代化的发展观念、工业革命及其“循序渐进”（trickle down）的逻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现代化的发展模型早已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臭名昭著，因为它只会导致更多的贫困和不平等，而不是消除它们。
全球化和商业化是相互联系的两个发展趋势，其优缺点目前仍存在很大争议。奥林匹克运动既促进着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也受到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影响。全球化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正在不断加强，或者说，各文明之间正在互相融合；而商业化则意味着，奥林匹克理念正在逐步商业化。然而，从多元文化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商业化，这两个进程都是反文化的。诺莱特认为：“对当地人民来说，奥运会倡导的全球价值观是一种外来价值观，因此不能反映当地文化的特色。结果是，奥运会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收益上，而不是它所传递的全球性意识形态。”考比托夫对文化发展史和文化商业化进程作出了精彩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随着奥运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标准化或共同的奥运产品也逐渐繁荣起来，如管理和市场营销手册、奥林匹克组织管理的学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体育发展的项目（奥运团结）、经营奥运会的商业模版、奥运会对主办城市的影响及奥运徽章保护（《奈诺比协议》）。上述所有共同产品的目的，是保证媒体报道的各届奥运会的奥运形象具有连续性和高质量。特别是，1998年“奥运会博览”项目开始实施，旨在维护奥运形象设计和应用的连贯性，提高奥运会在赛场和主办城市的视觉辨认度。
但是，“共同”（common）不仅仅是“不共同”（uncommon）或“独特”（unique）的反面，还指可在大范围内交流和销售的东西。这可以解释为何自从1981 年（那一年，旨在保护奥运徽章的《奈诺比协议》签署）以来，国际奥委会急切地想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保护奥运会的知识产权。正如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理查德·庞德评论地那样：“当你能卖的东西只剩下对青年人的激励和五环标志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就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奥运会中的商业实践中找到许多例子。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奥运会商业化进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奥运商店中出售的奥运商品达到4000多种；而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商业化程度更是超过了所有以前的奥运会，奥运商店中出售的商品达11000多种，从吉祥物到围裙、内衣裤，应有尽有。奥运会的商业化现象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正如考比托夫所言：“与商业化洪流背道而驰的，是文化。如果说商业化使价值均匀，而文化的本质是歧视，那么，过分的商业化是反文化的。”古达对此表示了支持，他警告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加批判地推广奥运体育模式，这将导致文化冲突，而“如果不把文化观点颠倒过来，竞技体育不可能在非洲有所发展”。
在奥运理念、全球化、商业化和体育实践的相互作用下，一种新的模式浮现出来，而文化只是它的“附加菜”。文化不再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心话题，反而越来越成为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包装策略和市场营销中不合时宜的因素。关于这一点，诺莱特（2004）曾以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为例，描述了当地文化成为全球消费品的过程。因此，尽管奥林匹克运动已经经历了110年的“进步和发展”，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出现的“人类学时代”（anthropology days）仍无多大改观——在那次奥运会上，异族文化如非洲的俾格米文化、北美土著印第安文化和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文化，以野蛮和落后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正如Houghton所言，这些异族在“跑、跳的殖民主义体育项目中的表现如预料般差劲”，他们在奥运会官方纪录中的分数非常低，“学龄儿童都可以把他们轻易打败”。有趣的是，顾拜旦也认为，这些异族部落及其体育项目和生活习惯很“粗野”。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主办者们使用了土著居民表演，世界将之看作为“吸引游客的珍异之物——像考拉和袋鼠一样”。
在奥运理念提倡的普遍主义和生产更多共同商品的实践中，没有为非西方文化留下表达空间。即使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拥抱人文主义”运动（Celebrate Humanity），也是如此。Giardina和Metz认为，“拥抱人文主义”运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运动，因此“当以一种标准化的形式出现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当地人对民族、性别和（或）民族表达方式被忽视，标准化的信息更加难以理解。最后，我们认为，如果要吸引多元文化观众，标准化的全球运动实践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塔吉玛（2004）以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为例，回顾了全球化和地方文化的差异和矛盾，把标准化实践称为“不道德的普遍主义”。塔吉玛引用一位市长的话说，缺少对当地社会需求的关注是“不爱国”，对此的批评声音是“奥林匹克极权主义政权”。尤其是国际奥委会专门授予TOP全球跨国赞助商的特权，它禁止任何与“奥运形象”模式相关的商业活动或表现形式，是反本土化的代表。其结果正如巴伯所说：“当地文化被打败了。”
然而，普遍主义并不是单向的，它不只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标准化。毫无疑问，它也为当地文化和主办城市提供了展示独特文化、是本土文化在更广范围内传播的绝佳契机。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Kang （1993）在其关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分析中对此的看法很有见解。他在论文《汉城奥运会传播的文化信息》中有力地指出，汉城奥运会是多元文化主义和跨文化交流的失败例子，体现在其奥运口号“汉城面向世界，世界走向汉城”（Seoul to the World，The World to Seoul）。从始至终，奥运会管理都是建立在韩国Dae-dae文化模式上，反映存在、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复杂而和谐的相互关系。汉城奥运会的组织者们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方面，奥运会（全球化）代表着韩国人不熟悉的领域；而另一方面，韩国文化（本土化）也同样地不为世界其他地方所了解。最终，组织者们采用Dae-dae文化模式，阐释奥林匹克主义的普遍信息，解决了这一难题。但结果是，全球信息在当地成功传播的同时，本土文化却没能从此走向世界。正如Kang失望地评述到：“世界各地知道了韩国社会秩序的某些‘信息’：韩国已经或正在从王朝向共和国家转变，从农业经济转为工业经济，从农业社会转为城市化社会，从大家庭转为小家庭，从等级关系转为平等关系，从天生的社会地位转为取得的社会地位，甚至从家庭转为个人等，但当这些信息根据西方常识、社会学和现在一些韩国人认定的直线型‘进步’和‘现代化’逻辑组织起来，所形成的整体便同Dae-dae文化模式组织起来的整体大不一样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8 年汉城奥运会是历史上有名的“早餐奥运会”（the breakfast Games），因为大部分的决赛都在下午两点前举行，以便美国能在黄金时间现场直播。这种行为，是对运动员和当地（地区）观众需求的极大不尊重，更加突出了全球化相对于本土化的优越性。
从汉城奥运会的跨文化交流可以看出，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有关各方的倾力支持，超越自身文化结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它也意味着，用塔米尔（1995）的话说就是，需要重新考虑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概念，如等级制、和谐、实践和表现等。从泰（2000）对1988~1998年10年间媒体报道最多的十大世界新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并非易事。泰的总结中，暗示着多元文化主义与日常行为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所有媒体在选择世界顶级新闻时，都倾向于选择本省新闻，这在美国媒体中表现尤为明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都把关注焦点放在美国，而倾向于忽视其他地区事务，除非与美国直接或间接地有关……对美国这样一个在全球事务中起着毫无疑问的主导作用的国家，媒体沙文主义是令人尴尬的。”美国和西方媒体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报道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点。当地奥组委陷入前所未有的质疑，媒体抱怨说，雅典奥组委的形式方式过于“希腊化”，不符合西方世界关于时间、合同、效率和成绩的观念。当事实证明，雅典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数家美国报纸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为赛事进程中出现的负面报道正式道歉，但损失已经造成了“南方文化的次等性暴露无遗”。
帕里（2000）是正确的。他说，奥林匹克主义的概念（concept）具有高度的普遍性，而试图在各自文化中寻找独特表达方式的设想（conception）则更为具体。亨廷顿认为，所有主要文化或文明都有此特征。然而，他却没有涉及存在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几乎所有关于奥运理念和文化的阐述都强调权力关系的重要性，而权力关系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关于这一点，Walseth和Fasting （2003）曾把它与伊斯兰教结合，Eisen （1999）把它与犹太人的价值观结合，Francisco （1993）把它与非洲文化结合，Yuen （1993）把它与亚洲哲学相结合，Dellamary （1993）把它与拉丁文化相结合。预料中的是，每个文化及其政权都曾试图迎合或使用奥运理念为国家目的服务，从维护民族优越性、维护包括共产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在内的政治系统到与反犹太主义战斗等，但没有一个是为了推动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体育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联系非常复杂，亨利（2005）曾首次对它的政治方面进行分析。更具体地说，他曾研究在欧盟范围内，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性和公民身份的概念是如何与体育政策相联系的。亨利认为，共有5 种方式，其中3种与多元论有关，两种涉及同化问题。与霍尔（2000）相似，亨利也称安德鲁－撒克逊多文化政策为“市场多元论”，它有利于体育的商业化传输和消费。
奥运理念的一个关键话题，是消除不平等，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国际奥委会，2004）。如果致力于体育和个人发展的奥运大家庭成员们真的希望在世界各地传递奥运理想，那么，传授者和接受者之间必须开展对话，并以此为基础确立策略。在这方面，Fioravanti （1999）曾对南非近5个世纪的传教士工作进行综合研究，并提出许多很有启发性的结论。他认为：“要使不同文化在平等基础上展开对话的同时，又允许信仰自由，唯一的途径是对话的任何一方都摒弃扩张政策，都不认为自己的信仰具有普遍性。”麦克阿隆鼓励我们说：“如果不慎重对待联系和区别的产品，当今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奥林匹克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和真正的世界－历史进程。”奥运理念应当拥抱多元文化主义，并在其政策、项目和结构中推动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