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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将要闭幕时，法国足球队队长齐内丁·齐达内被出示红牌，罚出赛场，全球舆论对此一片哗然，纷纷猜测他为何抛开职业修养以及继续比赛的资格，头顶意大利球员马特拉奇。“专家”们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齐达内之所以如此失态，可能是受到种族主义及媒体对她姐姐和（或）妈妈的污蔑性报道的刺激。谁能够忍受别人当着世界20亿观众的面，侮辱自己的男性自尊和民族尊严？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之一的紧张氛围下，齐达内的“男人”反应——引用某些评论的话说——是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报道说，在被问到是否会就世界杯赛场上发生的意外道歉时，齐达内表示，他这么做，是为了维护母亲的尊严，没必要道歉。“在其他任何身份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齐达内对媒体说。
这件发生在国际赛场上的男人任性脾气和与国际体育大赛场极不和谐的众所周知的意外事件，正好可以引出本文要讨论的内容。本文讨论的中心，是文化和性别在包括奥运会和世界杯在内的国际主要体育赛事中的作用，在这些赛事中，全球媒体对运动员的个人和民族身份投以无限的关注。我还将会讨论，在与上述足球比赛性质类似的奥运会，是否有潜力击退自我中心主义，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消除暴力，提倡和谐行为；并且在国际大赛事中消除西方自我中心主义、男性主宰地位和商业化？最后，考虑到其悠久而灿烂的历史，中国曾注重培养男性和女性在体育活动中的道德，且中国体育文化重视过程胜于结果，中国女足曾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取得过辉煌成绩——当然，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这些都将为培养和谐体育行为提供了榜样。
国际足联曾在世界杯比赛中使用过：“同一个世界，同一场比赛”（One World，One Game）这个口号。事实上，国际足联曾自夸说，世界杯的重要性远超过奥运会，因为国际足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团结世界人民，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然而，毫无疑问，像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既团结也分离着世界各国，既能产生最好的群体和个人行为，也能导致最差的群体和个人行为。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足球同宗教一样，也曾是无数暴力事件的起因。另一方面，足球又具有普遍性，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差异，甚至消除民族歧视（虽然随着人才流动的全球化，这一问题正日益突出）。作为21 世纪的一种大众体育形式，足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它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方面的作用也是无可比拟的。
对像中国这样已成为世界重要力量之一的国家来说，奥运体育项目如足球是个绝佳契机，它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对抗西方民族中心主义，提升民族威望和荣誉。在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样的国际大盛事中取得胜利，世界将随之欢呼，在国际上赢得更多国家的尊敬，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这些体育赛事不但已经为优秀运动员们追求身体的卓越和领先地位提供机会，也为民族国家提高国家地位、推广民族文化提供一个普遍参与的合法途径。体育“已经不再仅仅是判断一个国家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方式，它还是展现政治体制、经济、军事和文化优越性的工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它甚至比国际足联的全球抱负还要远大。它反映出中国人在其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基础上，借助主办国际大盛事的良机，庆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各文明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把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中国运动员们承担着特殊责任，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在国际赛场上树立体育强国的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否将为中国提供一个绝佳契机，展示中国与西方相比更少受性别和种族困扰的体育文化，在竞技体育中培养一种更包容、更开放的体育态度？有人或许会称之为对世界归属感的追求——一个人的归属感走出自己所属的社会，与其他共存——这就是开放、具有关键作用的世界大同主义，它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和身份形式。早在申请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北京就强调说，一场真正的全世界参与的奥运会认同，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并呈现中国与其他世界各国独一无二的文明遗产。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任金元浦提出的人文奥运（Humanistic Olympics）这一概念，阐述了这一点。他说，人文奥运历年为重建中国价值体系、并以和谐——儒家思想的最高价值——的方式将之呈现给世界提供一个绝佳机会。它可能给快速发展带来所急需的平衡，突出人类健康和集体潜力的重要性（如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创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文化也将复兴，近现代中国人的“东亚病夫”形象将会摆脱，促进中国人对古代文明的认知度，缓解快速现代化的压力，并以文明和体育的方式表达大众民族主义。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也就是中国独特的体育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前瞻性和现代体育项目的融合中，从不缺乏机遇和挑战。正如北京大学何芳川教授在去年的北京论坛中所说的那样，西方文化不再是其他文明跟从和模仿的对象，他也没有完全认同中国古代文明的指导思想。他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新中国应当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部分，抵制其糟粕，为未来创造新时机。
斯图亚特·霍尔曾说，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并不排斥向其他文化开放和对全人类利益的忠诚。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就需要正确对待日常生活中阻碍世界大同主义的细节——体育也不例外。这就又回到我们的主要话题：性别和民族——回到齐达内和他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不能为了国家和国际足联“同一个世界，同一场比赛”所表达的世界大同主义委屈自己男性自尊。在体育、性别和民族的复杂关系下，参加和观看全球性体育大盛事的中国运动员和观众们如何才能避免这些糟粕（引用何芳川教授的话）？随着中国体育管理模式从中央计划机制向多样化、市场导向且在某些情况下向西方模式转变，个人陋习和不良的体育行为逐渐走进公众视线，在国际上引起批评，而不是喝彩。如果全球性的职业体育沿着西方商业化路线发展，它要如何才能保持和加强中国特色的和谐和受人尊重的行为？
在讨论性别、文化与奥运会的关系以及2008 年北京奥运会构建和谐和融合之前，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性别和文化在国际足球运动中的作用（因为作为一种国际运动，足球有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事，因此是一个绝佳例子）。性别是整个世界观的重要基础之一——这里的“社会性别”（gender）指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及男性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而不是生物学中的性别（sex）。我知道，性别这个概念很难翻译成汉语，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让它在中文中的用法明了化，但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性别确实影响着政治权力的使用和争夺、种族和民族类别的区分和理解以及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在体育中的结构和表现方式——虽然它总是融入到时间和空间中，不易察觉。
或许，世界上唯一能与奥运会的威望和全球名誉相媲美的全球性体育赛事，当属国际足联主办的世界杯。每4年，32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们聚集在“同一个世界，同一场比赛”的旗帜下，争夺世界冠军；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观众或在现场或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地观看比赛。作为运动员和体育迷们共同认定的国际运动之一，足球在五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一部灿烂的发展史。每个国家都有一部足球史，有的长，有的短。但在大部分国家，足球的历史与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长，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最初只是男孩或成年男性。同西方大多数有组织的运动一样，足球是由男性为男性自己创造的。足球运动场上奔跑的只有男孩和成年男性，为的是锻炼他们的男性气概（masculinity）、主动好斗（aggressiveness）、坚韧（toughness）、理性（rationality）、奉献（dedication）、团队精神（teamwork）和领导力（leadership）。女性最初参与足球比赛并小有成就时，她们被迫改变自己的身体和性格，以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概。她们的女性特征常被质疑阻碍她们在比赛中表现好斗的竞争精神，而这在男子比赛中却是司空见惯的事。
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足球运动员才开始载入世界运动史的史册，女子足球队、女子足球联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业余比赛中崭露头角。
然而，中国的女子足球历史却又是另一番风景。据凡红和曼根（2004）记载，20世纪中期“铿锵玫瑰”出现以来，女性足球运动员开始在高水平足球学校中大量出现，女子足球项目受到国家财政支持，在统一管理和控制下运行良好。女性足球运动员——无论是业余还是职业球员——的训练和培养所受到的国家和媒体支持是大多数国家望尘莫及的。1988~1999年的10年间，中国女子足球队获得了亚洲杯和亚洲运动会的10块金牌。1991年，作为支持女子足球事业的回报，中国赢得了第1 届国际足联官方女子足球世界杯的主办权。63000余名体育迷和支持者们在广州天河体育馆，目睹美国击败挪威。而早在北美的女子足球队走进体育迷和观众的视线之前，中国女子足球队就已四处征战，为中国赢得巨大的国际威望——而中国男子足球队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更重要的是，随着女子足球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中国女子足球队赢来了更多支持。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女子足球队取得胜利后，中国足球协会决定，建立世界上第一支女子足球职业联盟；上海电视台收购上海女子足球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职业女子足球俱乐部。1999 年，女子初级联盟（Women’s Primary League）改名为女子超级联盟（Women’s Super League）；到2002年，联盟已吸引了10支球队参加。联盟本身的存在，就足以说明中国女子足球运动员的巨大成功，因为美国直到2002 年，才建立起第一个女子足球职业联盟，即女子联合足球协会（Women’s United Soccer Association）。美国女子联合足球协会虽然在建立之初声势浩大，媒体曝光率极高，但由于资金不足和管理不善等原因，2003年赛季结束后，协会不得不宣布解散。从此，美国足球职业联盟中只剩下男子的身影。
近些年来，中国女性在包括足球在内的许多体育项目的迅速崛起，令人不得不想要问，中国女性是如何克服甚至绕开西方经济和体育界设置的重重障碍的？1984 年以来，在像奥运会这样的以欧洲传统观念为基础建立的、男性占主导的国际赛事中，中国女运动员们所获得的奖牌数，为提升国家威望和增加国家荣誉所作的贡献，甚至连美国的女运动员们都不能与之媲美。然而，一些女权主义者担心，如果把优秀的女性运动员誉为国家女英雄，这将会掩盖现代体育运动如世界杯的负面特点（如种族主义、暴利和党派性），模糊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女性之间的差别，把性别不平等合法化。那么，如果鼓励女性运动员们采用早已在男性竞技体育中司空见惯的个人主义、男性霸权形式和暴力，结果会是积极向上的吗？例如，为了赢得奖牌和奖金而使用药物的报道就足以证明这有多难。如此看来，中国借助奥运会实现和谐关系和融合的目标虽然很是美好，它却是一件分外艰巨的任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人认为，尽管曾在初期取得过巨大成功，但21 世纪中国女足的发展却受到三方面的挤压——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减弱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偏爱男子比赛、发展势头不断加强的资本主义和商业化。在新的市场经济和体育管理条件下，包括中国足协在内的体育组织都不得不改头换面，男子足球队从中大大受益，而女子足球队却深受其害。体育管理中心成立了，他们负责自身体育活动的管理和相关事务，包括高水平训练和大众体育参与等。他们建立自己的项目，形成自己的组织，寻求经费赞助，因此奥运会及其他国际赛事的诱惑远远高于大众体育的呼声。尽管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的成就远不及女子足球队，除了赞助，中国足球协会还从菲利普莫里斯集团取得100万美元、从国际管理集团取得800万美元支持男子足球队的发展，而不愿意给予女子足球队同样的额外经费，支持女子足球事业的发展。大笔额外经费和赞助被投向新成立、成绩尚不突出的男子足球队，而不是早已存在多年、表现卓越的女子足球队，这把中国的女子足球事业推入了一个危险境地。商业化和物质主义极可能破坏体育的教育和文化价值，影响优秀女运动员们在世界顶级赛事中的表现。在其他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和挪威等纷纷加大对国家女子足球队和女子职业联盟的经费和支持的同时，中国的优秀女运动员们却纷纷背井离乡，去他乡追寻成功。例如，曾获得亚洲“最佳女运动员”和1999年第3届女子世界杯的“金靴奖”（Golden Boot）的孙文，现在却是美国大学体育协会伊利诺伊大学队的教练。
由于包括国际足联在内的国际足球组织很少见到女性身影出现在顶级比赛、决策过程和足球运动的组织管理中，女子的竞争力受到威胁。虽然全世界有125个国家有高水平女子国家队，但国际足联的26个行政官员中没有一个女性。事实上，每年消耗上百万美元、专业化管理和经营的职业足球队伍中，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从各个侧面都可以看出——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虽然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们正热情地参与到业余水平的足球比赛中，但女性参加职业比赛的机会却非常地少。各国媒体仍然坚持传统意义上的体育的男性“本质”，称暴力和不良行为为有“男人味”，而女性却受到男性领导者的公开讽刺。例如，FIFA主席塞斯·布兰特曾讽刺地说，如果女运动员们穿着更有女人味的服装，紧一点的短裤，媒体对女性足球事业的兴趣将会日渐浓厚（也就是说，强调女人味多于专业的运动员素质，降低她们为国争光或是享受比赛过程）。
在全球体育赛事如足球比赛快速商业化的背景下，我们怎样总结性别、体育和体育行为才合适呢？我们怎样才能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类似情况，发挥竞争并同时追求更高水平的文明礼貌和和谐归属？2008 年北京奥运会很大程度受到体育商业化进程加快的限制，对中国这样一个最高目标是通过奥运会提升民族自信和加强团结的国家来说，如何才能找到第三种方式，找到一个新的途径，建立一个体育是生产性而非毁灭性、竞争性但不失友好、彼此争斗但不失公正的世界？
第三种方式的关键，可以在中国悠久和灿烂的文明进程中找到。公元前100年，中国汉代诗人李龙在描写足球运动时为我们提出了可能性：不怀偏袒，保持公平和和平，不埋怨其他人的过错，这就是蹴鞠的真谛所在。蹴鞠尚如此，对人生更该这样。李龙交往的人中，绝不会有齐达内这样的暴力者，他也不会以“男性自尊”为借口，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做出毫无礼貌可言的行为。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女运动员们的优异表现为第三条路提供了第二个路标，因为她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展示着“阴”的繁盛和“阳”的衰落（这也是许多与商业化的现代体育中的西方、男性民族中心主义的问题的解决之道）。从女武士和运动员的辉煌历史来看，这是在奥运会上赢取胜利的关键资本。与把智力放在首位的中国男性相反，她们把体育看成是一种走出农业贫困和实现社会和物质进步的方式。结果是，正如北京大学董进霞教授所言，中国女运动员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女性；她们比男性更注重国家的集体荣誉，她们比男性运动员们吃苦、遵守传统儒家价值观所取得的成功更大。中国体育女性们已经撑起了不止半边天，这让她们有足够信心，能够鼓起勇气要求奥运会的重新评价和重新表述以及重新强调和谐和内力的中国传统价值观。
然而中国足球队在21世纪的命运表明，时代在改变。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女子足球队的所得越来越少，失去的越来越多；她们对国家的依赖也阻碍了自我发展，而进一步加强统治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商业化在领导力和支持方面带来了性别阻力和政治惯性。全球媒体的曝光，也把体育中的男性气概与传统态度和和谐行为相反的女性气质加以带有偏见的称颂。（事实上，几年前，当足球运动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时，一位瑞典议员曾对此一片嘲讽。足球，他说道，不应该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它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精英体育界，“同一个世界，同一场比赛”再一次成为男人的比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否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抵制这些不良影响？成为提升中国日益增长的追求文化复兴的自信心和所有人在同一天堂之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