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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是短期的大型体育赛事，但却可以对主办城市和居民产生长期的国家自豪感。虽然奥林匹克宪章声明奥运会不是国家之间的竞赛，运动员代表国家出赛阻碍了这种理想的实现，因于每名运动员必须被自己的国家选中才能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必须穿着国家队的制服，在颁奖仪式上，当国旗升起时必须吟唱国歌（国际奥委会，2004）。这些规定在2004年的奥林匹克宪章上依然存在。它可能暗示国家认同是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并且国家奥委会通过它来维持和延续国家认同。援引《经济学家报》（1996）的评论，自现代奥运会复兴以来，民族主义在欧洲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运动员怀着至高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国奋战，民族主义借助奥运会极大地膨胀。在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经济学家报》报道了美国利用奥运会来表达爱国主义情感，这届奥运会发挥了一个有益的功能：把一个多元的国家聚拢在一起。
国家认同意味着社会融入，身份认同，参与和忠诚，一种爱国主义灌输和献身于一个国家事业的状况（Ikhioya，1998）。国家认同不仅仅包括正向的积极情感，或者是对于频繁的社会交往的承认。它包含一个人想象自己归属于一个国家的群体，一种情感上的依附，一种对成为这个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上的承认。正如Thomas （2004）提到的国家认同可以在社会成员间创造一种归属感，这对于冲突后的重建是十分重要的一步。由于持续的社会变化，国家认同也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现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和国家来说。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之上，奥运会，作为一项大型赛事，对于发展国家主义和鼓励公民社会的成长来说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相似地，Waitt （2001）指出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产生社团和国家自豪感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之前的研究者已经提出很多证据表明体育与国家认同有着传统上的联系。Brownell（2005）对比了上个世纪以来美国和中国的体育，以及它们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和美国的体育都与国家认同的构建有着紧密的联系。Labriola和Negreiros （1998）认为足球并不只是一项简单的竞赛，而是一个巴西向其民众展示国家力量的舞台。Mewett（1999）指出，在澳大利亚，体育被用来展示国家荣誉。而且，他认为通过对于国家的归属感来表达国家利益，并不只是通过奥运会这样的特定的场合。在北美，冰球对于加拿大认同的维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Garland （2004）相信英国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场上的成功可能会带来英国爱国主义的重生。所有这些研究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国家认同与奥运会或者体育之间的联系已经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国际竞赛被展示成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舞台，对于国家认同的构建和表达来说，奥运会将充当一种力量的源泉。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和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自上个世纪以来，它们都经历了非常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迁。尽管在殖民地时期，相对于中国人的认同，香港人可能更认同他们是一个国际团体的一员，但在回归之后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国家认同的转变。香港政府已经尝试通过各种各样的公民教育项目来改变殖民地时期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国际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管理主义和香港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促进公民教育委员会（2007）已经着手开展许多计划，举办戏剧比赛等。
这些最新的发展汇聚在再中国化的方向上。根据Hok Yau Society （2004）的研究，中国大陆和香港优秀运动员的杰出体育表现，像李静、高礼泽、帖雅娜通过他（她）杰出的体育表现激发了在香港的中国人的凝聚力。在台湾，因为1949 年后独特的历史，遗留了许多历史和政治上关于国家认同的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在于作为中国人或是台湾人的公民身份，或者是两者兼有。因为很少有学者研究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中国人的奥运会与中国认同之间的关系。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北京主办2008 年奥运会对于三地居民的中国国家认同变化的影响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除奥运会之外，体育总体来说可以作为强化国家的统一，强化国家意识的工具。正如Gill （2005）年提出的观点，国家认同是一种展示，而体育是这种展示发生时的内容。我们目前的研究将会检验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是否会对国家认同有贡献。如果有，体育和体育活动可以作为在公民教育中加强国家认同的一个有利的工具，并且可以为未来政府在体育教育和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总之，目前研究（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检验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中学生在2008北京奥运会前国家认同的差异；调查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对于国家水平的贡献；检验性别、年龄、出生居住地、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之间的群组差异。我们相信这些结果可以帮助政府通过规划公民的教育政策来重新点燃国家认同的烈焰。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6 所中学的927 名学生参与了此项调查，年龄从12～ 17岁不等，其中有480名男生（51.8％），447名女生（48.2％）。在开始此研究之前，参与者签署了同意信，信中解释了此项研究的目的和程序，同时提醒他们参与此项研究是自愿行为并可以随时退出。
本研究采用了一系列的问卷。国家认同通过国家认同量表（National Identity Scale，Lau ＆ Lam，2007）来测定，该工具是基于Ikhiyo （1998）的研究和Waitt （2001）的多维态度量表的多条目热情量表发展而来的，问卷包含10 项。通过主因子分析，只有一个因子被剔除，其余所有项的因子负载都在标准0.4之上。样本问题摘录如下：“当我得知北京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时，我认为它将会对建立国家认同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我得知北京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时，我对于祖国中国的认识提高了”；“当我得知北京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时，我为身为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运动认同测量量表（The Athletic Identity Measurement Scale）用来测量学生的体育认同。该量表将会测量个体认同自己是体育人口的程度。运动认同测量量表同时测量了体育发挥作用的排他性和认同强度。两个研究的运动认同测量量表的信度 α 系数在0.87 在0.93之间。运动认同测量量表有10个项目，每个项目是一个简单的声明式的陈述，可以用一个5分的李科特量表来度量，量表的条目包括“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运动员”和“不思考体育的时间超过其他任何事情”。
儿童身体活动问卷（PAQ-C）用来测量适学儿童身体活动参与的整体水平，是一个儿童很容易理解的自我控制回忆问卷。它包含了9个关于最近7天里的体育参与水平的问题。通过适度的到活跃的体育活动测量（Simons-Morton et al.，1990）和电子运动传感器（Caltrac）之间的关联获得了显著并且满意的聚合效度。这些条目询问了儿童在午饭、晚上和其他空闲时间在学校体育参与的类型和频率。简单的量表条目如下：“你空闲时间的体育活动：在过去7天里（上周）你有没有从事下列任意一项体育活动”；“你写下过去一周每天你从事体育运动（比如球类运动、跳舞、游泳等）的频率”。
采用了翻译及回译的方法来澄清英语问卷在用词及语言学上的问题。学校教师和学生对中文版的问卷进行了校正以保证意思的准确性。
在开始调查之前首先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获得了所有参与者的书面同意。在进行数据收集期间，每个学校的体育老师和研究助手帮助在课上给学生分发问卷。学生大约花费25分钟完成问卷，没有学生拒绝参与。虽然研究者可以对问题进行回应，但期间没有遇到问题。
对所有主要变量都进行了描述统计。采用皮尔斯积差相关来检验学生国家认同，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之间的关系。采用独立样本的4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了性别、年龄、出生居住地、体育认同、体育活动水平在国家认同上的群组差异。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调查了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对于中国中学生的国家认同形成的作用。
三个量表的信度都是满意的（国家认同： α ＝ 0.96；AIMS： α ＝ 0.91；PAQ-C： α ＝0.84）。总体和样本子群的描述统计详见表1，相关结果详见表2。
由于不同出生居住地组的样本大小并不相同并且组间3个主要变量存在异方差，我们采用了Brown-Forsythe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Brown ＆ Forsythe，1974）。结果表明出生居住地对于所有重要变量具有主要影响——国家认同，F （3，592）＝ 315.3，p ＜0.001；体育认同，F （3，479）＝ 6.16，p ＜ 0.001，体育活动水平，F （3，524 ）＝12.95，p ＜ 0.001）。以上结果与标准单因素方差分析（假定同样的群组大小和同方差）的结果是一致的。采用Games和Howell的程序（Games and Howell，1976）修正不同群组大小和异方差的影响，对国家认同进行事后比较，结果表明所有4个组群之间的比较都是显著的，即，“中国－中国”（C-C）组比其它三组具有显著高的国家认同水平；“中国－香港”（C-HK）组比其它两组具有显著高的国家认同水平，并且“香港－香港”组（HK-HK）比“台湾－台湾”组（TW-TW）组具有显著高的国家认同。4 个群组之间的体育认同事后比较表明只有“C-C”组比其它三组具有高的水平，其它的群组比较结果均不显著。最后，体育活动水平的事后比较表明“C-C”组比其它三组具有较高的水平；“HK-HK”组与“TW-TW”组没有显著差异，并且两组（HK-HK和TW-TW）比“C-HK”组具有显著高的身体活动水平。
采用序列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不同变量之间的显著贡献水平。第一步首先分析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和出生居住地。由于出生居住地（有四个群组）是分类变量，我们制造三个次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中国－中国”组作为对照组，结果表明只有出生居住地对国家认同是显著的预测变量（F （5，776）＝ 135.3；p ＜ 0.00′；调整后的R2 ＝ 46.2％）。第二步将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引入模型，结果表明只有体育认同是国家认同显著的预测变量（F ＝ （7，774）＝ 107.3；调整后的R2 ＝ 48.8％；详细数据请参见表3）。
另一个序列多元回归分析只选取了“香港——香港”组进行。相似地，第一步首先分析年龄和性别，只有年龄是国家认同显著的预测变量（F （2，316）＝ 3.20；p ＜ .005；调整后的R2 ＝ 1.4％）。第二步将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引入到模型中，与整个样本的结果相一致，只有体育认同水平是国家认同的显著预测变量（F （4，314）＝ 6.13；p ＜.001；调整后的R2 ＝ 6.1％），即，有4.7％的方差是由体育认同带来的。
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来比较不同年龄和性别群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年龄组1（初中）比年龄组2 （高中）的学生具有显著低的国家认同和体育认同水平但是具有显著高的体育活动水平，t （925）＝ －5.70，p ＜ .05，t （780）＝ 3.19，p ＜ .01。另一方面，在性别之间没有发现国家认同的显著差异（t （925）＝ －0.45，p ＞ .05）。只有在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方面有显著差异（t （，925）＝ 5.97，p ＜ .01；t （780）＝ 7.38，p ＜.01），男孩具有较高的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
基于方差分析的结果，“中国－中国”组具有最高的国家认同，其次是“中国－香港”组和“香港－香港”组，最低的是“台湾－台湾”组。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大陆（均值＝ 4.5）、香港（均值＝ 3.57）、台湾（均值＝ 2.8）三地的中学生依照其各自的均值水平来看，具有明显的中国国家认同差异。在之前有关奥运会和国家认同的发现基础上，奥运会已经作为一种支配权力的工具来创造爱国感情和国家自豪感，特别是举办国的居民来说。结果是，当北京被授予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时，大陆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最强烈的国家认同。这种现象已经在1990 年的亚运会发生过，并且激起了积极的情感和广泛的爱国主义。Li和Su （2004）也指出在新的国家形象建立的过程中，体育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一起存在着并且延续到今天。回归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因为出生居住地对于国家认同的发展贡献最大。
由于先前没有研究来调查和对比三地的中国国家认同，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作为奥运期间以及奥运后研究的一个基础数据。虽然没有之前的研究进行比较，Hok Yau Club（2005）和青年在线联盟（Youth online Association 2006）举行了调查关于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成年人的中国认同感。结果表明香港成年人表现出更加强烈的中国国家认同（75％）和爱国主义（60％），并且与两年前的结果相比，这种趋热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青年在线联盟也表示52％的被访者将自己描述为中国人而不是香港人，并且他们之中的82％同意“作为中国人，他们对于能为北京奥运会做贡献感到骄傲”。这些数字都可以作为1997年后香港成年人中国国家认同提高的参考。另外，以上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的胜利（80％）及中国举办奥运会（65％）将会极大地提高香港成年人的国家认同。同样，Fung （2004）认为1997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双重——“香港－中国”的国家认同，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而且这种双重认同的趋势在进一步强化。
台湾学生表现出最低的国家认同，这一点可以用近年来台湾的本地认同的发展来解释。在香港，本地认同“香港人”和国家认同“中国人”之间是不冲突的。但是因为近年来的本地化的政治发展，这种双重认同在台湾却十分困难。
关于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之间的国家认同的积极影响，Xu相信它将会在海峡两岸之间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作用。韩国和朝鲜在2006 年多哈亚运会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共同联合参赛。香港协办的2008 奥运会马术比赛可能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国家认同。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所有被调查的学生在体育认同、身体活动水平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这项发现表明具有较高体育认同和体育活动水平的学生，会具有更强的国家认同。在回归分析中，出生居住地是国家认同最显著的预测变量，而体育认同只有轻微的预测水平。这个发现与之前的研究并不十分一致，因为体育被认为是一个发展国家认同的重要的舞台。为了解释这一结果，需要了解更多关于体育认同的信息。体育认同被定义为个体认同自己是体育人口的程度和排他性。Theodorakis （1994），Anderson和Cychosz的研究了体育认同和体育意图，参与和忠诚之间的关系。在之前这些关于国家认同与体育之间存在正向联系的研究基础上，本研究的研究人员预期较高的体育认同将会带来较高的国家认同。显然，这并没有成立。可能的解释是“体育”总的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特定和清晰地传递给国家认同一种正向积极的影响。有研究者猜测体育的政治功能、体育胜利、主办国家、体育传媒、体育的标志性对抗形式和奥运会与体育之间的差异，都可能成为答案并且值得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最后，研究者认为奥运会可能是一个特定甚至是极端的体育形式，因为从19世纪现代奥运会复兴以来，它已经发展进入到一个政治的情境中。总之，不考虑现代奥运会的特殊性和独特的内容，简单假设体育总体来说或者体育认同能够带来国家认同的强化，这样的观点将会是含糊不清的。
总体上，高中生比初中生的国家认同高。这项结果与之前在香港做过的研究是不一致的。
根据Hok Yao Club （2005）、Lau和Lam （2007）年的研究，由于较低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对于中国较弱的政治敏感性，年龄小的儿童比年龄大的儿童具有更高的国家认同。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年龄组中既有大陆学生也有台湾学生。造成的结果是，对于中国国家认同的思考，认识以及敏感性变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台湾认同”和本地化从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三地之间在年龄组上的差异值得进一步分析。
关于性别差异，本研究与之前的研究是相一致的，均表明男孩和女孩在国家认同上无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国家认同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并且并没有被施加性别偏见。另外，过去几十年香港、台湾和大陆女权意识的提高，也可能会带来女性与男性分享不同的观点，其中也包括国家认同。这与日本、荷兰相类似，日本和荷兰男性女性之间国家认同是十分相似的。
总之，三地中国学生在北京奥运会之间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出生居住地对于国家认同的影响最大。相似地，体育认同对国家认同有弱贡献而体育活动水平没有显示出贡献。
体育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帮助形成、发展和保持国家认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体育赛事，奥运会对国家认同有极大的影响。基于之前的研究文献，这种观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由于其概念的模糊性，体育以何种形式影响国家认同一直以来没有被清晰地阐释。一方面，体育与奥运会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探寻不同形式的体育，以此来了解体育影响国家认同的机制。这些都是十分值得去研究的。
最后，基于奥运会准备的时期将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情境前、情境中和情境后。根据Ikhioya的划分，一个季节性的节日、强烈的国家意识、归属感和国家在奥运会上的成功都属于情境前阶段。第二和第三阶段需要非常不同的社会心理学形式的国家认同的发展。为了更好的理解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进行中以及之后的国家认同的变化，需要在奥运会期间及之后进行重复的测量，这是亟待进行也是对于研究国家认同与奥运会十分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