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目的是行动的指南，它决定着行动的方向、路线和政策，是一切行为成败的前提和关键所在。中国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其主办目的必须进行清晰的梳理和合理的掌控，从而使这届奥运会既是光彩夺目、为世界所称颂的盛会，也是利国利民、为炎黄子孙增光添彩的幸事。
为此，本文仅就北京奥运会主办目的的正确掌控问题进行浅析。
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主办国提出“不得利用奥运会为奥林匹克运动利益之外的其它目的服务”的要求，
但是，长期以来，各奥运会主办国都在服务奥运宗旨、服务国际社会的同时，在与奥林匹克运动利益相统一的前提下，承载各主办国自己的国家目的。尽管对此主办国很少言及，甚至不说，但是这是客观存在，甚至成为国际惯例。回顾历史，概莫如此，有的甚至十分典型。
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是怀着摆脱二战战败后国民颓废情绪，重塑日本形象的目的主办的。他们宁可高额租用当时仅有的、可进行全球电视转播的美国卫星，斥以巨资修建321.36米的电视塔，为的是展示战后日本的“新景气”。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国际形势下，前苏联为显示出“超级大国”的实力，为达到与西方阵营分庭抗礼的目的，他们不惜花费90亿美元，即使在近半数国家抵制的情况下，也极力承办了“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在没有第二国申办的情况下，美国人以挺身而出、拯救奥运的姿态承办的，并通过私人承办创造了奥运经费自给有余的奇迹，造就了奥运经营的楷模。
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人一方面将其视为刺激经济起飞的机遇，实现了国民总产值达到了翻番，韩国经济的第二次飞跃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以“小国办大事”的表现张扬心态而力挺。因而，国民不断为创造出“奥林匹克景气”而欢呼。
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共同参与圣火传递、让原住运动员充当火炬点火手和开幕式表演中大量使用原住民文化素材为契机，有效地缓解了外来民族与原住民族多年存在的尖锐矛盾，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增加了社会凝聚力，树立了澳大利亚崭新的国际形象。
2004年雅典奥运会，倾注全力，尽展奥运发祥地的历史文化风采，使光芒四射的奥林匹克精神自然地与地中海的希腊文化产生了亲缘关系，使作为奥运起点的雅典成为了世界瞩目之都，提高了希腊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声望。
可见，在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作贡献的同时，努力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民造福，是各奥运会的主办国的基本着眼点之一。
主办国本国目的必须掌控在自然、适度、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不能出现过度追求，不能出现与《奥林匹克宪章》相抵触的行为。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国人尤伯罗斯确实创造了奥运会经营历史的奇迹，首次实现了赢余。但是，为达此目的所实行的某些手段就未免有些失当，如对参加奥运圣火传递的人，不论是名人，还是乞丐，只要交纳3000 美元，就可在世人面前风光地参加接力。于是，“亵渎圣火”、“无孔不入”、“商奥会”的批判嘘声四起。
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人急于求成，在东西方8 年未有同场竞技、赛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通过种种方式夺得12枚金牌，名列第四。无独有偶，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韩国队又过关斩将，超人想象的夺得世界第四，于是，舆论大哗，对主办国比赛的公正性出现质疑。
2004年雅典奥运会，彰显百年奥运故乡情结的开幕式，将偌大的爱琴海搬进了体育场，霎时间，海水又神话般的退去，场面确实让世人眼前一亮。然而，8100 万欧元的耗费和总额125亿美元开支，令希腊人要在今后10 年内为奥运会而“还债”，甚至欧盟也对其财政赤字也提出了警告。
由此可见，奥运会主办国连带目的的过度追求，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
预防主办国本国主办目的的过度，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出自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源供给构架下，许多管理者目的的行政意识强，责任意识强，成就意识强，而效率观念、和谐观念和人文观念较为淡薄。因而，为实现管辖范围的责任目标，可能不计其它。
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压和凌辱，曾经有过辉煌历史、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我国有一种迫切的自强意识和自尊意识。因此，在大型国际活动中，领先意识和民族意识较为强烈。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管理效率较低，运行耗损较高，但防范意识强。为避免差错，大型综合性活动的设计安全系数大，执行过程中避险意识强，特别在级别较高、影响较大的涉外活动中，为追求尽善尽美，过度投入已屡见不鲜。
作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我国，对本质属于西方文明的奥林匹克运动接触历史不长，一些人理解也不够深入。甚至一些人认为，奥运会就是世界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比赛，更多地夺取金牌是所有参赛国的主要目的。而对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宗旨认识比较肤浅，对主办奥运会的责任认识不足，因而，行动中易于出现偏差。
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高水平、有特色”的奥运盛会，是我国的既定目标。
早在2000年申办之初，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就致信国际奥委会表示：“中国愿意通过举办第29届奥运会，为人类和平、友谊和进步事业及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也庄严承诺：“中国政府暨有关机构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都将尊重《奥林匹克宪章》及其附则的规定，尊重与奥运会有关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规定。我本人愿意保证这些规则及规定得以执行。”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承诺一定要原原本本地兑现。在承办北京奥运会时，必须要以国际目的为先，以遵从奥运宪章为准则，以服务奥运为宗旨，构建和谐、友好、优美、欢快和公平、公正、务实、高效的国际竞技平台，将北京奥运会办成奥林匹克的“盛大体育节日”，“为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互相了解，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
在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在遵从奥林匹克宪章、服务国际社会的前提下，我国主办奥运会的国家目的应当是，旨在通过主办超大型国际体育文化活动，展示国家发展成就与能力，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通过圆满的赛事服务和优良的竞技表现，提高国家威望，激励国民情感，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上述目的，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一致的，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友谊、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因而是必须坚持的。
北京奥运会的主办目的，可以具体分解为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文化目的和体育目的。各方面目的的正确掌控，可以具体分类分步展开。
北京奥运会的政治目的主要是要通过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所产生的影响来实现的，并不需要多少政治宣传或引导鼓动，应当通过扎扎实实的业绩和世人的高度评价来赢得政治上的赞誉。
对于妨碍我们实现政治目的一些偶发政治事件或意外事故，除非特别必要，一般都要采取淡化、软化、消化方略，不能因小失大，导致可能产生影响奥运会举办质量的后果。
经济目的主要通刺激投资增长和增收节支来实现。其中，增收，既要注重组委会的营销收入，注重比赛经济效果的提高，更要加强与奥运会相关的宏观经济效益的获取，利用主办奥运会来刺激经济增长，由吸引观众而产生的连带旅游、商贸、餐饮、交通等经济效益，增加国家和主办城市的经济收益。节约开支，必须适度，必须在不影响主办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对申办时的承诺，一般不要更改，以免产生失信的误解。
但是，奥运会毕竟不是商业活动，经济利益只能是“副产品”。不能反副为主，本末倒置。这其中遵守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规定，维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是重要的前提。
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上展示具有5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展示中国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与融合的理解，是主办奥运会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我们要在主办奥运会的组织管理、接待服务等方方面面来展现东方文明的光彩，通过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及其它文化活动来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其中既要有传统的、历史的，又要有现代的、流行的，既要有体育的、竞技的，更要有文化的、科技的，以全方位地表现东方文化的魅力。
在实践文化目的时，一定要注意主办国的民族性、地域性要与多元性、包容性相结合，内容可以有所侧重，表现手法可以有所选择，但是，一定要适度得体，切不可出现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产生唯我独尊的影响。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运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人或团体竞赛项目中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不是国家之间的比赛。”
国际奥委会极力淡化奥运会比赛的国家观念，淡化金牌意识，强调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树立奋斗进取榜样教育，是和平友谊的盛大节日，并不进行奖牌的排名排序。对此，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并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金牌。作为东道主，中国必须在公正的前提下，通过运动员自身的实力和拼搏去争取优异成绩，而不能进行任何刻意的安排。
对于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的成绩，我们不妨先进行一下理论上的推算。
作为奥运会的主办国，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在气候适应、没有时差、场地熟悉、器材应手，以及观众助威、裁判为客的有利条件下，自然会促进运动技能的发挥和比赛成绩的提高。近5届奥运会的统计资料表明，东道国金牌最低的增长率是19％。（表1）
表1 近5届奥运会主办国金牌增长率统计表
以近5届奥运会最低的东道国金牌增长率的19％计算，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预计可夺得38块左右的金牌。当然，实现这一理论目标，仍有很多的变数，仍需要付出艰辛和不懈的努力。
我们以为，作为东道主，我们要将创造具有东西文化交融的、能够展示中华民族风采的、能够为国际社会所广泛称颂的一流奥运盛会为主要目标，而中国夺取金牌总数第一，则是第二位的目标。因为只要我们认真准备，无论位次如何，都是正常的、自然的，也是国内外都可以接受的。
北京奥运会，尽管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负责组织各单项比赛的组织裁判工作，但是，作为主办国，我国将有较多的人员参与其中，因此，对于体育比赛的公平公正问题负有较重的责任。在执行业务工作中，要特别警惕执法失度，有失公允，更不能参与“发挥主场优势”等活动。否则，就会在体育比赛的基本道德上、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上发生问题，那样，获得的金牌再多，也会黯然失色。
对由于过度追求运动名次而出现有失公允的行为，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建议，要像反对兴奋剂那样，对我国参与奥运会的所有工作人员提出严格的要求，甚至制订专门的纪律规范，以防个人行为因小失大，造成整个主办工作蒙上阴影。
在体育成绩方面，我们既要注重金牌，更要特别注意提高金牌的含金量，不仅在金牌的数量上争一争二，而且要在主要运动项目或核心运动项目上争取有所突破，一个刘翔的奥运田径金牌，其产生的影响大大超过其它许多边缘项目。此外，我们要扩大各运动项目的整体竞争能力，要在夺取奖牌总数上有明显进步，要知道，雅典奥运会上我国获得的奖牌总数位居第3名，但与前两位的美国、俄国相差较为悬殊，与澳大利亚和德国却有些相近（表2）。
表2 雅典奥运会奖牌前5名国家获奖牌数量比较表
应当看到，奥运比赛在中国进行，观众的主体还是中国人，如果多数项目的中国选手没有争夺奖牌的竞争实力，只是一些观赏性不强的项目上有非凡的表现，而在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观众十分热衷、比赛持续时数较长的项目中却少见中国运动员的身影，那么，观众会有何感想？金牌又价值几何？
可见，以奥林匹克宗旨为基础，以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为最高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北京奥运会举办质量和竞技成绩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和必要调控，是摆在我国面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战略工作。
7.1 深入学习和领会《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及我国有关政策、规定，把握北京奥运会正确的主办目的和方略。
7.2 复核现行的筹备奥运会的计划、部署、措施，对可能出现的纷争之处，对可能出现的过度的环节，进行必要的分配和调整，使之既能为国际所普遍称颂，又能满足国内发展的需求。
7.3 加强对奥运会宣传的管理和引导，以《奥林匹克宪章》为口径，对可能引起误解和不良影响的命题，要予以制止，如“办好北京奥运，展我中华雄姿”，“奥运搭台，经济唱戏”，“压缩经费投入，创办节俭奥运”，“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夺取最佳奥运战绩”等等。
7.4 要加强奥运竞赛组织工作中严谨执法的教育，以公开、公平、公正为我们组织工作的基本方针。重申纪律，严格要求，杜绝一切违规违纪事件的发生。
正确掌控主办目的，精心组织实施计划，北京奥运会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念，必将在我们努力之中变为现实。“高水平，有特色”的北京奥运会必将在2008年呈现在世人面前。